1.2 研究背景及意义

1.2.1 研究背景

我国于2006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71号文）《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同时，世界银行为其资助的建设项目制定的政策——非自愿移民系单独条款OP4.12准则（以下简称“4.12”条款）规定，当工程建设不可避免地产生非自愿移民时，要“特别关注移民中弱势群体的需要，尤其是那些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没有土地的人、老年人、妇女、儿童、土著人群、少数民族，或是可能不会受到国家土地补偿法规保护的人；对于依附于土地的土著人群，制定移民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其文化和生活习俗”。这些关涉少数民族非自愿水电移民的法规政策，奠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工程移民时需要充分考虑和关注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政策基础，但是从现实中我国各地的移民实践来看，在某些地区这一问题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得到很好的解决。

水库移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现象，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迁移安置过程，也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环境的改变过程。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它更是一种社会过程，即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在移民社会经济系统上的社会-文化-经济以及社会心理变迁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水库移民既是经济资源、要素资源重新整合的过程，又是社会结构局部性变迁与发展、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水库移民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冲突根源是多元化的，既有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之争，也有不同群体之间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差异。但是，中国以往或现有的工程移民实践，主要着力于宏观性政策指导的灌输，在政策法规上是整齐划一、“一刀切”的，出台的政策是自上而下并一以贯之的，实施的是移民社区政治刚性至上的具体举措。因地制宜、因库施策的移民搬迁安置实践，流于理论性探讨；至于充分吸收当地主要群体的地方性知识、融入地方性生存智慧、彰显移民主体真知灼见的移民社会文化适应方面的学术探讨与政策实践则更是少之又少，这与日渐庞大的水库移民群体规模、日益凸显的移民问题，形成了鲜明对照。但可喜的是，世界银行作为最早关注包括水库移民在内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对移民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和冲击的国际性机构之一，通过对众多水库移民项目的测评和考察，已逐渐认识到：“移民问题不单纯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是社会和文化上的。非自愿移民引起的文化断层，可用社区结构调整、亲戚关系分裂、文化特色淡化、社会网络疏散、社会凝聚力减弱、神灵祖先护佑削弱等文化含义表示”（迈克尔·M．塞尼，1998）。中国著名水库移民问题研究专家、河海大学施国庆教授也明确提出：“在水库移民工作中，充分重视和考虑移民的社会调适问题是关系到移民能否有效实现的大事”。问题已提出，实践却阙如。

理论研究与现实实践的不足，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在三峡水库130余万移民迁出后，虽历经20余年的各种扶持，针对三峡移民库区的政策亦是一策接着一策，可是库区的社会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移民致富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这是因为在人类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有一个被动和主动的区别：按照民族意愿发生的社会文化变迁，绝对不同于外力作用下的被动变化或放弃（黄光成，2003）。诚然，时代在发展，社会文化也处于不断的演进和变迁过程之中，但是这种演进和变迁，应该是从社会内部获得动力并发挥作用，主动地进行自身的社会文化调适，从而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是社会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体现。否则，只有外力的作用，强迫人们去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其结果只能是对民族群体的摧残。故此，当缺乏变通的刚性移民政策规定，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乡土特色鲜明、活力四射、魅力仍存的具体乡规习俗时，如何让民族区域的少数民族移民的发声得以凸显，尊重移民的乡土经验与地方性知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理顺并协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社会管理轨制的关系，实现移民善治，既是理论需要，亦是探寻移民问题治本之策的着力点之所在。

1.2.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本书遵循文化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等学科在研究中注重对地方性知识的借鉴与尊重的思路，在研究少数民族非自愿移民过程时，立足移民群体的主观视域，尊重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智慧，从移民自身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对社会文化适应的关切与调适愿景，关注其本土话语和地方性知识的实践价值，以发挥其在少数民族移民融入安置地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为顺利推进少数民族移民的搬迁、安置，进而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些许努力。同时，本书探索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少数族群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研究的七维变量理论模型和社会人类学对文化类型的划分，融入中国少数民族非自愿工程移民研究，对少数民族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诸方面（物质生活模式变迁、精神文化调适、社会组织制度嬗变因应）进行理论上的考量与验证，进一步发掘移民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规避移民在安置地遭遇的社会风险，以期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移民社会实践，拓展移民研究的视野。

现实意义：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这一地区的水电工程移民具有显著的民族性、宗教性、区域性和非自愿性等特征。西南民族地区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兴建，极大地冲击了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文化关系，较大程度地改变了群众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造成了当地群众文化心理的巨大落差，从而引出了许多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民”因“水电工程建设”而“移”，“社会文化”因“移民”而“变迁”，这是少数民族移民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简单逻辑。少数民族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变迁，正是在水电工程建设背景下原生环境和次生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社会政策强制力的作用下发生的文化突变，显现出文化震惊、冲突和不适应。而以往的研究由于往往忽略了种种乡土知识在移民村落重建过程中的具体作用，缺乏对移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变迁和社会文化适应等方面的观照，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仍不得要领，少数民族移民依然遭遇着“愈开发愈穷”的逻辑悖论。在此背景下，本书探索建立在尊重地方性知识基础之上的少数民族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研究，从移民群体自身发展的客观实际需要出发，在尊重移民主体原有的地方性知识和生存智慧的基础上，展开对少数民族移民异地重建与生产生活水平恢复和提高的研究，探索使其既“安身”又“安心”的路径依赖，希望有助于破解库区移民所遭遇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多重困境，遏制水电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衰落；并透过新川村少数民族移民群体在物质生活模式变迁（物质要素）、精神文化变迁（象征实体）、社会组织制度嬗变因应（组织制度）方面的主体性实践，借鉴其成功经验，以期有助于实现少数民族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的顺利过渡，规避可能存在的社会风险，减少工程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少数民族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社会发展目标，维护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