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由自然生态空间走向人工生态空间；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化先进的城市社会；走向“人工生态空间”“现代化先进的城市社会”，这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彼岸，也是新桥人发展延伸的彼岸，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造通向这个“彼岸”的“桥”——“农村小城镇城市化”。

岸·桥·路

——提出并实施新桥镇城市化的思想基础与心得体会

早春二月，柳枝点绿。踏着春的气息，新华出版社给我带来最新再版我的拙作《跨越第三步》。幽幽油墨清香，令人激动兴奋，眼前不时泛起我和《跨越第三步》诞生的相关的往事……

一、一个困惑的幽灵

我1952年入伍，1998年退休，历时整整47年，除了6年在部队应征服役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即使其中20余年民政工作，也都是在农村与各种生产生活贫困的农民打交道。我熟悉农村，了解农民，他们要致富，他们盼望过上同城市人一样的文明生活，然而，那些贫困现象历历在目：20世纪60年代初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在民政局工作，满以为农村农民生产生活比我入伍前的50年代初期好得“今非昔比”了，但当到民政局接办第一件事：和老同志郑孟华去永强区灵昆乡调查冬令救济时，看到的竟然是一片凄凉破败的惨象：一对夫妇是“五保老人”，生活贫困到把政府发给他们抗寒的棉布棉花都换成番薯干吃掉。这是1961年的寒冬之夜，小岛上一片漆黑茫茫，西北风凛冽嚎叫，我和老郑睡在公社一张铺着一领草垫的竹床上，上面盖着一条又小又薄的棉被，两人和衣缩成一团，冻得实在无法坚持到天亮，又没灯火，又不知几点钟，二人估摸快要天亮了，于是，索性起床到码头乘船返城，到了码头，借着天空的微光，看了手表才知还是凌晨三时十分。二人只得迎着江边的刺骨寒风，望着一片弯弯曲曲无规无矩的江岸，被寒江冬水击拍着发出单调而恐惧的浪吼声，使空空荡荡的孤岛更感凄惨荒凉，比在屋里竹床板上睡觉还觉寒心酷冷，总算有幸，靠岸边低矮的地方有一间破小房，我和老郑躲在小房屋檐下栖身避风。此时，小房内传出两个老人的对话。

“这回政府救济我们一丈青布、一丈白布、三斤棉花，叫我们做棉衣，我把它换番薯干过年了。”老太婆的声音。

“那我们过冬棉衣怎么办呢？”老男人的声音。

“总是吃要紧嘛！没有棉衣我们可以躲在被窝里不要出门嘛！”老太婆又说。

……

 

房里人怎么会知道这么冷的天、半夜三更门外站着两个专题调查冬令救济的人？而且，就是专门找“岔子”来……在这个情况下获得的调查资料应该说是非常真实的。触景生情，我不免心里觉得愧疚。我同老郑说，虽然我们冻得苦，却获得了一个珍贵的情况，值得。后来我们将此情况写入温州市1961年冬令救济的简报。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该乡困难的面占70%以上（如果按现在的生活水准比较可说100%的困难户），得到冬令救济占30%左右，其中绝大多数因无粮食将救济抗寒的物资换成粮食充饥。我还记得永强区永中镇有一个名叫石浦的小村庄，这里算是一个平原富庶的地方，竟也是一个常年吃返销粮、救济粮的村，救济面占50%左右（为写《跨越第三步》1995年我又到这个村调查，已是有名的富裕村，早已进入了城市化）。1964年，我参加由当时市长英宜之带队的市委扶贫工作队进驻泽雅山区一个叫小石垟的村扶贫，这是一个革命老区，原来这里是一个林茂竹旺的地方，可现在全村穷得只剩一株“风水树”，连牧牛的竹枝也要到更深山的青田去要，我们无偿救济他们猪仔，他们连供猪食的槽具也买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政府搞过无数次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低息放款等扶贫办法，又年年发放救济粮、救济衣、救济款，我在民政局二十多年之间，单经过我手的粮、款、衣、被以及猪仔、种兔等救济物资和款项的数量之大之多就无法计算，但农民仍然很穷，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能打破旧政权，就无法解决农村贫穷？“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这成为我几十年民政工作中的一个追求但却没有解决的目标。

 

一个人，一旦某种志向在他的头脑中形成，它将具有独立的、强大的魔力作用，像一个无形的不散的幽灵，始终飘忽在周围，指使着他去追求向往的目标，有时甚至产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力量。

 

1982年冬，我首任瓯海县民政局主持全面工作的副局长，无形的不散的幽灵又指使我第一件事就组织编制“扶贫规划”，正当要实施之时，组织因照顾家庭将我调往上海工作。结婚20余年，子女都长大了，夫妻却长期分居两地，这一下调在一起，在大城市里享受天伦之乐，那确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不久，我又被组织选送到上海市委党校攻读政治经济专业，然而，无形的不散的幽灵仍然徘徊在我的脑海。两年学习一结束，我即向妻子告假，向组织上打报告要求返回瓯海区泽雅山区扶贫。9月，秋高气爽，桂子飘香。我来不及过八月十五中秋团圆节，就和团聚不久的家人告别。在当年的上海公平轮船码头我和妻子依依隐泪离别，随着轮船的离埠，我心中渐渐升起对妻子歉疚的情感，自感有点不近人情……过去的年代，一个上海的户口比上天还要难，我们自结婚之后，整整等待了22年才好不容易搞到一个“指标”，却又被这个“幽灵”迷住“离家出走”了。这难道也算是“为了自由故，爱情皆可抛”吗？自感有点难圆其说。这时候的妻子，她心情好受吗？革命的年代夫妻分居两地可以理解，那是革命的需要，如今业已结束，国家政通人和，久盼团聚的丈夫团聚了又分离回去，对一个经过半辈子中国贤妻良母传统道德熏陶的妻子来说，如何向人解释呢？能向人们自圆其说吗？妻子将这件“丈夫团聚了又让他离开”的事长期搁在心里，久久不能消失，也不敢向同事、邻居说起丈夫的去向，几年之后，当丈夫的山区扶贫事迹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时，“丈夫的去向”再也隐瞒不住了，才不得不向人们诉说难以解释的隐情。

 

啊！谁能理解？久盼团聚的丈夫又被一个困惑的幽灵迷走了！

二、新桥无“桥”

1992年初，江南城乡一片生机盎然。

经过在泽雅山区六年的扶贫，我似乎过了一把瘾，打算返沪。正当准备向组织打报告返回上海时，邓小平南方谈话，拂起人间春色，我又被留住了。

 

当时，正值撤区并乡，所有的区委书记、区长都被调到城里安排在上级机关或提升使用，我也不例外，据说还有点儿升格，但我的心仍然怀着对泽雅山区眷恋之情迟迟不想离开，想借“南方谈话”之机继续在山区扶贫干到退休，但区公所撤了，镇有人了，无处可安了，只得另行选择目标。经过思考，自荐去刚从鹿城区划来的一个近郊的8平方公里不到的新桥小镇。从《鹿城区地名志》上了解到，新桥，是一个城郊水乡小镇，离城3.2公里，因桥得名，寄寓着一个美丽传说的故事：传说古时，一座石桥刚刚落成，一民间迎亲队伍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簇拥着盛装坐轿的新娘过桥，正到桥中遇到县太爷也出衙至桥上，双方队伍为谁先过桥争执不休。这时惊动了双方轿中人出轿评理。县太爷摇头摆颈地说：“本大人是朝廷命官，坐轿出衙巡察乃皇上钦定的，所到之处哪有不肃静回避之理？! ”新娘不慌不忙坦然从容地说：“我是新娘子，穿戴珠冠蟒袍，乘坐黄缎大轿乃是皇上赐封的半副銮驾（皇妹待遇），谁敢不认，谁敢不顺，谁敢不让？! ”声落地动，围观百姓齐呼“言之有理！”吓得县太爷和他的马导仪仗回头原路退避，而迎亲队又起琴声鼓乐，鸣炮开道，浩浩荡荡抬着新娘的花轿过桥，日长月久，人们喜爱把这个美丽动听的故事中的新桥、新娘、新事要义作为桥名的由来相传至今。

其实，它是一座老桥，名“广济桥”。清光绪《永嘉县志》记载：明邑人王叔杲在此地建广济桥，清同治戊辰邑人夏正钧、孟璜等捐助重建，俗称新桥。它连接着娄桥、潘桥、老竹等上河乡一大片乡间地域，直到瑞安山区，是一座通往温州府城的必经要道、城乡纽带之桥。由于它标志突出，作用显要，影响广大，人们为区别初建重建新老桥之意，俗称新桥。随着时光流逝，人际交往愈繁，新桥便闻名遐迩了，由一座桥的俗名派生出路名、村名、居民区名、镇名。

 

可见，桥，对一个水网河乡的新桥来说显得多么重要。然而，谁能相信，自这座明朝建造、清代重建的传统石桥之后，此地几百年来仅建过一座桥，可说几乎没有建过什么现代化的桥，可想而知，此地的基础设施如何落后。人们不难推论，这是一个基础条件、社会经济发展平平的小地方，但发展前景很好——是由乡村向城镇发展的前沿，有描绘现代小城镇的潜力，虽小却干起来过瘾，是一个干事业的地方。于是，我连夜打报告给区委书记陈艾华，自荐去新桥——去圆一番“事业梦”。

 

新桥，对我来说，还有另一番特殊缘分。

她，偎依在温州古城西南边沿，和我老家是近邻，出城步行一个多小时即到，是一个产粮之域。著名草席、蒲瓜、白泉水，是城里人生命延续的物质基础。旧社会城里经常闹粮荒，尤其青黄不接的季节更是人心惶惶。父亲是文成山区来温州城里做生意的异乡人，家人口粮是头等大事，为供给保障曾在新桥卖了二三十亩田地；抗日时期，日本侵略者隔三岔五驾飞机入侵空袭温州，我随父母“逃飞机”来新桥避难；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病故埋葬在新桥金蟾山，后来母亲病故又随父葬，新桥，遂成为我瞻仰父母之地；60年代，我在市民政局工作时曾经分管过包括新桥在内的近郊区的民政工作；“文革”期间，我曾被关押在新桥一幢外挂党校招牌内设“牢狱”的楼房里。今天，我已经55岁了，谁能想到，历史又为我创造了一个与新桥亲近的机会，把我引到此地充当“芝麻官”，和新桥人共建现代化小城镇，为彻底改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化先进城市社会”，实现“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由自然生态空间走向人工生态空间”的历史任务，走城乡一体化文明富裕道路，真有点像一个“无巧不成书”的传奇故事！

 

这是1992年4月22日凌晨，曦光微和，绿野清新，水波荡漾，天气明媚舒适。

 

不知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是在山里见多了山的缘故，使我对水网河乡更感新鲜，又或许是缘分使然，不等组织部小车来送我，就沿着依山傍水的西山路悠荡悠荡地步行向新桥镇走去，三公里的路，步行一个小时就到了，一看手表还只6点半钟，镇政府大门未开。于是，我转过头来串街穿巷看环境去了。要把一个落后的乡村过渡到现代化的小城镇，要创造过渡环境条件——要有“船”或“桥”，但当我看了中学、小学、菜市场、电影院、医院、道路、桥梁、厕所、垃圾箱……竟是一片与城郊小城镇极不相称的自然乡村环境，正如当年所记录的、现在《跨越第三步》上所载的那样：

 

新桥，尽管1987年由乡转镇，但乡村面貌依旧。如：电能，由市直供，无独立变电所，时停时有，供不应求；电讯，虽然有个邮电支局，其实是乡邮站的业务功能，没有电报，没有电话总机，没有包裹邮寄，报纸刊物时有时无，即使有也只是送到村，由村民到村委办公室自取。电话，全镇不到100台，连镇机关也只是一层楼一台，即使党委书记、镇长也要正副机合用一台，一般机关、部门、工厂更是一连两、一连三的并机；自来水，没有单独支管区域网络，其供水覆盖面全镇不到10%，且水压很低，只能到二楼；排污设施空白（仅有一条为国有纸厂生产排污小型管道，已处饱和状态）；5所中、小学校舍，其中中学和中心小学校舍是危房，2所完小是破旧房；近300家企业只有一家是标准厂房，其余都是简易棚或家连厂式的手工作坊，全镇没有公厕，没有停车场，没有现代社会公共活动场所，没有持证三轮车，没有公共清卫设施，没有标准菜市场。

镇境地处水乡，河道交错，可通车的交通桥却只有三座，造成辖境“水墩墩”分割状态；道路，唯有一条通机动车的西山路，平均宽度不到10米，且是过境的，各村道路基本是陈旧、狭窄的民间乡村道路，不能通机动车；过境公共车穿梭不息，但没有独立长途或短途终站和交通网络体系；河路发达，却没有物资集散转运码头。加上地理环境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限制，其交通状况处于自然“包围圈”的环境。

 

给我的感觉：新桥无“桥”——要造“桥”。

三、启蒙事件

“街亭虽小，不可大意”，来新桥之前我曾用三国诸葛亮对马谡说的话提醒过自己，不能认为当过管辖150平方公里、一镇四乡的区长及区委书记，就一定管得好8个平方公里、2个居委会、5个小村的新桥。为此，我把自己思维做了调整，概括为三句话：从山底到城底；从老区到新区；从“西藏”到“心脏”。其意，时间、地点、对象、条件变了，任务也要变，规律、方法也要变。说明从思想上我已有所准备：尊重规律，从零开始。然而，新桥地方虽不大，事情不少。《跨越第三步》有载：1992年初，正处经济徘徊的水乡古镇新桥划归瓯海，似一架停泊在起飞线上正待翱翔的航机，“欲与天公试比高”。然而，启动却困难重重：首先，新组成的领导班子成员来自山区、农村乡镇和机关，对于新接管的区域性很强的城郊经济社会形态的新桥缺乏领导理论指导与实践经验；第二，机关人员思想浮动，水平参差，关系生疏，新老之间保持“友好”距离，加之编制性质多样，待遇差异不一，有行政干部、有事业干部；有全民职工、有集体职工；有省聘、有区聘、有镇聘，还有临时工。还留有人为障碍，如在“三冻结”交接期间，卸任领导班子调动了人事，提高了部分人工资等级，突击签订了用工合同，使这些人对新的领导成员抱有“警惕”——认账或不认账；第三，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三年徘徊”线上。自1989年成为全国首批工业产值“亿元镇”之后，连续3年（1990-1992年）工业产值都在1亿元出头一点，都没有达到当时温州城郊区域应有的增长速度（约50%-60%）；第四，镇财政空虚，管理松散。不说节余积累空空，连该退还的逾期押金7万多元，也因为财政交接未办妥，4月22日新班子到任，面临着镇机关人员的5、6月份工资没钱可发，借了10万元发放。财政管理制度松散，大小“出纳”7名，多头管理、多笔审批；第五，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欠债过多，制约因素十分突出，等等。

紧接着，“启蒙事件”接踵而来：

 

寻“新桥”：不论大小行政区域，总得有一个中心，国有首都，省有省会，市有市区，镇有中心，即便小小的自然村也有几家小店或路亭或村头巷口“风水树”，作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交流情感、轶事和信息的聚散点，也算是一个中心。按习惯说，这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学观点认为，小城镇中心区是区域经济社会生产力空间载体，小城镇的辐射源，增长极“核结”。新桥乡建制已有半个世纪，镇建制已有七、八年历史，想当然，新桥镇政府的标志建筑就在镇中心区中，可就是这个“想当然”使我第一天来新桥镇报到，就出了一个“捉迷藏”的洋相：开始，我按“想当然”习惯的大方位来新桥，到辖区转了一大圈，怎么也看不见有一个中心区似的镇政府“衙门”标志性建筑物，问人家镇政府在哪里？被问者说在电影院旁边，我问电影院在哪里？他说在医院旁边，我又问医院在哪里？他说在河边。那真叫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河边？我看到“地名志”新桥河岸有3.6公里，从哪里找起呢？最后总算找到镇政府了，但也同时使我找到了“这里没有中心区”的感觉——半个世纪以来的建制镇（乡）新桥，它仍然是15个自然村分散聚居着。明确说，它还没有形成现代“生产力空间”载体。

 

金沙岭起火：中午，我刚吃罢饭，有人电话报警，金沙岭起火！不由分说，我立即骑上“老爷车”直奔金沙岭。名虽是岭，实是一段有点高坡的等级很低的两车道公路，属1958年“大跃进”时期开发的乡间通道：无隔离带、无人行道，两旁农民随路建造着杂乱无序的朝路民房，一出门就是公路，基本是人车合用的简易道路；高坡下是一片凹地，聚居着几十户居民，房屋、道路狭窄杂乱无序，进出如入迷阵，进去出不来，出来进不去，毫无任何现代生活设施，简直似贫民窟，是一个多事案发区点。此时，远远望去只见浓烟滚滚，火焰冲天，火势如猛兽狂翻半空，几乎把整个山前村吞没……我到新桥不久，对地形方位不熟悉，见到如此景况吓得直发愁，难道全村已成火海？那真叫“出师不利”——火神降祸，作孽扰民。到了现场，又使人惘然：往日威风凛凛的现代化消防车，此时，竟像一头笨头笨脑的大象远离火场在公路上，既不启动，又不喷水，眼巴巴地望着火龙作孽人间，消防战士徒手冲进火区冒险抢救。问何故？原来“迷阵”作怪，无路通车进场喷水，只得听天由命，看着火龙吞没民房？

城镇乎？乡村乎？

 

警牌骂语：谁能相信，一个距城仅3.2公里的小城镇，竟无一公厕、无一垃圾箱。一天我到一个村工作，偶然发现一个竖在村口显眼的小木牌，上面写着：“在此小便、倒垃圾、污物，老太××! ! ! ! ! ! ”。可能因屡禁不止，警句末尾竟连用了六个惊叹号。回来我在党委会上向党委成员提出：这是什么问题？是政治问题或生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请大家深思。隔了几天，我又带了几位党委成员去现场，垃圾又多了，小便的尿迹湿淋淋的，可见垃圾照常在倒，且刚刚有人在此方便过。此举当然是不文明的做法，但，这能怨乱倒垃圾、随地小便的人吗？我，我们，所谓“公仆”有何感想？

 

半夜车祸：深夜，我刚写罢“发展构思”熄灯睡下，电话在寂静中响起，格外清晰刺耳，好像预感有凶讯，果真如此，西山路三浃腊纸厂西首丁字路口又发生车祸。我即起身一边穿衣一边跑步而去。现场，在人们围观圈内一辆带斗拖拉机和自行车相撞倒在那里，一摊鲜血在拖拉机车下的路面上十分刺眼，我周身即刻起鸡皮疙瘩。司机和负伤的骑车人据说送医院抢救了。围观人三三五五指着丁字路口议论纷纷：直路宽、横路窄、路口又小，怎能不出车祸？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官的在干什么？这呼声真实，似穿心之箭直指我来……

 

路上药渣：居委会干部刚刚组织群众打扫过的道路，清洁舒适，正中却倒着一堆冒气的药渣，特别明显刺眼，我即刻下车（老爷自行车）怒目注视这堆可恶的药渣，心里真想骂几句，怎么这样不讲道理。然而，下午在另一条街道上又出现这种使人厌恶的迹象。问人家这是为什么？啊呀！你们城里人不知道，这是我们农村的习惯，中药渣倒路上被人脚一跨病就好得快，晦气被人带走了。

早起，去看菜市场，想通过菜场的商品和购买力水平，考察一下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质量和方式，更深一点了解一下这里的吃文化。这是一个窄巷露天摆摊式的传统集镇菜市场，全场污水漫地，杂乱噪声，临傍河浃，死水一潭，臭气冲鼻。当我走出散乱的露天菜场正经过河沟时，只见死水河沟溢着枯黄色的粪便，怎么回事？经打听，原来是因为粪便直通河沟。

 

小事两件，道理一个：传统农村生活方式和现代都市意识的碰撞，演绎出不伦不类、啼笑皆非的“土佬洋式”。它严肃地向人们预示着：这里，将面临一场大规模的艰苦的物质建设硬战，但更大规模、更艰苦的恐怕将面临的是一场文化意识、精神文明建设的持久战！

 

昂贵水费：一个村的自来水费竟是三年收不起、算不清，每吨水价高达3元8角（当时一般只5角左右），结果只得“停水断流”，群众意见纷纷到处“告状”。我到新桥一个月内竟接待了五、六次，最多一次接待来访5个人，大都是老年人。这是为什么？经过下村走访了解，原来，新桥没有自来水专用管道，更谈不上给排水系统网络，不论雨水、污水、用水都是“自然化”。人们用的自来水管道，大都是通过个人关系向企业或单位私接过来的远而细的支管，压力小水流细，水费按实用实计实收的，美其名“自负盈亏”。这个村的管道是塑料的，从500米外的隔河对岸私接过来，其间要经过一段河道管子暗埋，因为过河暗埋的塑料管子年久老化，又加以河道行船影响管道损裂造成大量的水流失，使耗水量增加，用户不知道，只是埋怨“有鬼”，村干部“好心得恶报”吃力不讨好，无心善后处理，最后落个糊涂账一本、怨声骂声一片、名声坏了一方、责任落实一空，水还是没有。然而，使人无法解释的是，西线自来水厂就在新桥，新桥却无水可用，真是天大的笑话。直让我感到无容身之地！

 

五年危房：上任第一天，我曾走马观花看过新桥中学和新桥中心小学，给我的印象是“破损”的校舍，但不知详情。今天，我单枪匹马骑自行车重访了“一中四小”全部学校。看了之后，留下不可思议的印象：中学一排平房教室贴着封条，警语：“危房”！中心小学一排平房教室也贴着封条，警语也是“危房”！其危房历史还是老“资格”，都已有五年之久，为什么？却无人问津！

校舍如此，可见这里的教育“双基”质量一般，细问惊人：

4所小学，1所中学，共有小学生1997名，中学生595名，中学教师39名，其中大专学历34名；小学教师69名，不论教师的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够；其次，就设施上看，不仅中学、中心小学有危房，2所完小也是破旧房，几乎每年小学生一毕业就有相当部分学生不愿意在本地升初中，一些流向市区学校，一些流向社会；中学每年有30名左右流生，近3年来共有流生98名；社会青壮年文盲多，扫盲力度不够，巩固率很差，不断还潮或出现新文盲。这种现象出现，不完全都是教育失调引起的，但应该说有密切关系。至少，向我们发出“残酷”的警报：落后或者说是滞后的教育状况，不能不使人们要加倍努力抓“双基”建设，改善新桥人文化素质。这是一个“必然”。

 

三角定律：一条新建的小路，1公里不到却有7个弯，甚至弯得显眼，弯到“中心”。建路当初，这是一条涉及两个县（区）行政区划的道路，因为这个原因，几十年建不起来，经过两地几年的协商，好不容易建成。也因为行政区划之故不能按规划进行，而是遇屋走屋边、遇田走田边，形成了弯弯曲曲的小路，结果路成之日，给两地带来的不是“路通”是“路阻”。说实在，拿钱买回一堆无用石泥沙堆在“中心”，阻碍了“大新桥”的交通布局思路。如果让其存在，后遗症可以想象：路途变长、油耗加大，两地继续划地为牢，影响两地优势互补；如果挖掉重修，刚刚竣工付掉十多万元工程费，没用几天又挖了，不但经费困难，群众也有意见。为了长远利益，宁可现在痛一次，新桥已有历史教训，曾在改造河道工程中为了一座桥的经费负担问题，水利部门和建设部门相互扯皮，扯来扯去，把桥越“扯”越小，结果造成此桥不能通大车，规划好为造大桥配套造成大路的土地变成造房子了，把路也变小了，留下的后遗症苦不可言。于是决定挖掉重来。可是，我们来了仅半月，群众关系生疏，对我们的举动不理解，意见纷纷，很气愤地指责我们：“官老爷作风，乱搞。”

一天，我在施工现场，一位青年指着正在挖的路气愤地说：当官的吃什么？新的路，用都未用，又挖了。

“三角定律你知道吗？”另一位青年问有看法的青年。

“怎么？”

“我告诉你，两边相加大于一边，两边相减小于一边 ”他指着正在挖平的路说，“你看，这条路7个弯就是7个三角，三角越多，越浪费时间和车辆油耗。越早挖越好，省得将来大浪费。”

“哦？”有看法的青年这时似乎悟到什么。

对啊！有道理，可是，我们为什么不知道科学道理？只知道用权力挖路，就不能凭科学构思造路、向群众宣传造路挖路呢？

 

农民罢种：4月22日到新桥，正值春耕，历来是江南农村大忙季节，这里农田却是静悄悄的，见不到人锄挥动，看不到放水翻耕，往年清明时节农忙景象尤似一去无返。为什么？我和镇长章方璋下村了解，普遍答复：还早，来得及。章方璋是农委副主任调来的，又读农业专业，是行家，一听不是话，晚上立即召开村干部会议，接着又召开还没有种子、没有秧田的农户的会议，会议连续召开几天，甚至有时开到天亮。会后我们提出罚款措施，田里还是“闹”不起来。后来了解真实情况是：农副效益差距悬殊，种田亏本，搞企业效益好。其实是罢种。我们要罚款不种田的农民，这是他们的错吗？罚了款就会有人种吗？这里面难道就没有一个资源配置、结构调整、政府引导的问题吗？要罚款，该罚谁的款？

“新鞋”离去：到任一星期，新桥唯一一家有标准厂房的“新桥旅游鞋厂”老板来向我作礼节性的告别：全厂迁往龙湾工业区，今天就搬场。这是“不祥之信”啊！尽管老板再三解释不是冲我而别的，诉说一番“歉意”苦衷，不得不叫人心酸啊！他含有伤感地说：“我厂原在娄桥，离市区远一些，外部环境条件差一些，把厂搬到新桥原想改善一下环境，在娄桥时我舍不得投资建房，到新桥花上百万元建了厂房，把全部家当集中搬到这里，心想大干一场，想不到：说有路，车开不到厂；说有电，一天几次停；说有水，二楼也压不上，结果是交货失信了，外商不来了，外贸少了，我们实在办不下去了，只得认自己运气不好，暂时离开新桥，去龙湾发展。”也可能他照顾到我这位新来的党委书记情绪，话锋一转说：“不要紧，企业不在人情在，待你们搞好了，我们厂再搬回来。”这句话，在当时，确实起了激励我办好新桥事的信心和决心，说：谢谢鼓励，我们一定把新桥办好接你们回来。

“但愿如此！”

尽管最后我们礼貌握手道别，但此时此刻我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是无法掩盖的，久久不能平静，不时自我发问：彼岸在何处？

四、寻找彼岸

新桥发展延伸的方向在哪里？

它的彼岸又在哪里？

造怎样的“桥”过渡？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关注的国策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从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到后来的反“包产到户”、反“单干风”、反“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做法，走了几十年的弯路，如果不讲“动机效果统一论”的话，不论左也好、右也好，好像都在解决“根本问题”，但是，事与愿违，全国出了不少类似“信阳事件”的“社会主义”惨败而转轨。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理论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已经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之后，像新桥这样的城郊小城镇，它近期发展的方向在哪里？该造怎样的“桥”过渡？农民的呼声是什么？这是我初来乍到作为新桥镇党委书记所面临的首要思考问题。总的大框框想法有了，南方谈话已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然而，联系到具体却是矇矇眬眬睡在西瓜园里摸着都是头、又都不是头。到新桥已经十多天了却未曾出台工作方案，向公众发言，整天从早到晚，骑着从山里带出来的破旧自行车跑环境、看地形、访社会、找资料。当时，巡三条河、踩灵雀垟、登金蟾山、牛山观察方位地形，几乎成了我研究考虑、规划构思、设计发展新桥的立体图案。

 

正当我运用原始方法充实感性资料库之时，遇到了“老师群”。

 

不久后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冥思苦想“新桥思路”，温州市委党校倪老师带来一位房地产开发商来新桥，洽谈之后，我请教他对新桥发展思路的看法。可能他发现我还找不到理论感觉，回去后很热心的给我送来一本著名经济学家包永江教授主编的《中国城郊发展研究》。这本书我曾听人家介绍过。但发行量很少，新华书店买不到，见到它尤似“天赐兵书”，连夜深读，对照新桥经济社会实际，茅塞顿开，越看越觉得“彼岸”显现，逐渐使我从理论上认识了新桥，提出最初的想法：向城市发展。后来我一直将此书作为新桥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最后翻得破破烂烂还视如珍宝放在书架上，现在见到它还是挺有感情的。

几年以后，我作为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会员、新桥镇代表参加了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全国代表会议。在会上我和包教授认识了，他高度评价了新桥镇的发展，说新桥“是一个传奇式的乡镇”。从此，他成了我的好老师。在他的指导下，我成为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理事、研究员，参加了全国多处“经济发展战略”课题组，发表了多篇研究成果，他和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还将《跨越第三步》推荐给新华出版社再版并写了“再版序言”，竭力宣传农村改革“跨越第三步”的小城镇城市化的观点，充实中国城郊经济发展理论研究。

 

我的战友、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陈后炎，对我的“农村小城镇城市化”研究课题很支持，在《当代中国词库》大型工具书上发现有“农村城市化”条目注释，特地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给我送来。我的老同事、中国第二座农民城永中镇党委书记张崇权，他比我先一步搞“小城镇城市化”，也给我送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理论书。这些书籍，在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比较早地提到和研究论述“农村城市化”理论问题的有价值的书。《当代中国词库》“农村城市化”条目释意如下：农村城市化，亦称“城市化”。农村城市化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趋势。主要表现为：就业结构由以农业劳动者为主体向以非农业劳动者为主体的转变，劳动方式以传统的手工劳动为主向现代化劳动为主的转变，农村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向城市现代化生产技术的转变，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接近城市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构成下降到应有比例的要求，农村居民享受教育和文化娱乐的机会与城市趋同，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并开始趋向消失，乡村建设按规划发展，逐步形成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格局。好得很！正合我意，我就想把新桥引向如此的彼岸！

 

农村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生存方式发展的规律：由自然生态空间走向人工生态空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念和实践》表述：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化先进的城市社会。当前我国农村城镇化、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结果，必定带来一系列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一是乡镇企业的布点分散，不仅使资金投入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同时也失去了空间集聚的经济效益；二是总量规模巨大的农民住房以及城乡基础建设，由于布点散乱，从长远看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房产和地产结合在一起将产生增值级差效益，而农村零散的房产则多半是贬值或流失；三是由于城市化水平低，必然带来包括农村、城市两大块在内的整个社会的需求弹性大，以致社会需求拉不动生产，往往造成农产品、工业消费品的低水平过剩；四是由于城市化滞后，第三产业兴不起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渠道单一，大量亟需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只能就地进乡镇企业或者滞留在农业中。

 

新桥“启蒙事件”种种表现，不就是这些原因演化出来的吗？理论与实际已经充分答复了新桥发展延伸的彼岸就是“现代化先进的城市社会”。当前，新桥就是要造通向这个“彼岸”的“桥”。忽然，使我想起40多年前父亲临终之际同母亲说的话：“我走之后，不能带孩子重返文成山区老家分土地，要让后代在温州（城市）生存下去。”当时，农村正在开展轰轰烈烈“分田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父亲为什么在他人生将要结束的时候讲了这番话？难道他不希望生活极端困难的寡妇孤儿去分土地求生存？几十年来我一直理解不了他的用意何在，随着我长期在农村工作阅历的增长，特别在我开始研究实践农村城市化之后，才慢慢地清晰起来，这是世代生活在贫穷落后农村的中国农民向往城市文明、做城市人的潜意识的本能，终生的愿望。父亲出身于经济贫困的文成山区，13岁自产自销酱油、黄酒走出山区沿途叫卖在瑞安农村，20来岁挑着担子来温州府城做生意，城市的市场，城市的文明吸引着他，使他萌发了简单朴素的理念：温州城市要比“没有洋面、只有拉面”生产力低下的文成要好，好赚饭吃，能过上比农村先一步的城市文明生活。值得他骄傲自慰的是，总算自己已经由山区来到城市，传下了后代，但是，他死后他的后代能否在城市继续繁衍下去？对于一个久盼做城市人并已尝到城市文明甜头，又快要临终的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人来说，是担心的。如果他不死，或许他对他的下一代在城市里还有更大发展的“宏伟计划”，可是现在都不可能了，故此，他临离去人间的时刻把他一生要实现而尚未实现的唯一愿望，且又担心自己的妻子改变他的愿望而讲了这番话。是啊！城市是现代文明集中的地方，人们向往城市、做城市人，这是“人类生存方式由自然生态空间走向人工生态空间”历史性演进，是符合必然规律的人类自然行为，更何况经过一代一代过着落后贫穷农村生活过来的人，他所追求的城市、做城市人就是他向往的“天堂”。我在农村几十年，见到不少农民将自己的女儿嫁到离城市稍近一点的地方，或向城市娶来媳妇都引以为荣。如果全家人能迁到城市，且能扎根开花结果更不用说是值得无限炫耀的事。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农民享受不到“城市文明”生产生活方式，农民不改变几千年的陈旧落后的小农意识，中国能说是文明富裕强大的国家？自1900年英国率先进入城市化之后，纵观100余年来的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先进国家发展史，何不从“人工生态空间”“现代化先进的城市社会”的农村城市化开始发展的？就这一方面说，20世纪的100年，正是世界城市化的100年，他们先进，他们走得早，我们落后，有许多原因，有外因有内因。今天，我们要使中国农民改变意识，改变生产生活方式，过上“现代化先进的城市文明”生产生活，就要仿效人家已经历史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先进方法，组织引导他们顺着这条“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道路走下去，一定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赞同。于是，我大胆构思新桥城市化的“大桥”蓝图，带领新桥人造“桥”过渡到“城市文明”的彼岸，做城市文明人。

 

正当我起草“新桥发展战略构思”时，又来了几位老师为我提供了一番金玉良言。第一位来的是当时的区委书记陈艾华。在新桥召开镇党代会前夕，她来新桥，看到会场中心标语“把新桥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城区”时，说：这个提法很好，我们就要把瓯海建成新城区；提“新城区”是一个观念上的飞跃。她支持了我最初的“出步”。

 

不久，区长黄德余也来了，看到我“发展战略”提出“城乡一体”说：再加一句：以城为主。于是又坚定了我所寻找的彼岸方向和实施营造农村城市化“大桥”的信心。

 

上午黄德余区长走后，紧接着下午市委副书记陈荣又来了，听了我的汇报要开发一千亩建成新桥镇中心区，说太少，我又说两千亩，他还说太少，他斩钉截铁地说：开发它三千亩。一言之出，拓展了我的思路。于是新桥第一份造“桥”的蓝图“十月怀胎”了，即是后来出台的《关于加快新桥镇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步总体设想（提纲）》和《再造优势，重塑新桥323计划》中所提出的核心思想和那几句话：“以地兴地，以工富镇，综合开发，内联外引，城乡一体，以城为主”战略方针和“冲出包围圈，连接疏港线，开发三千亩，建好镇中心，抓准启动点，开创新局面”战术目标。同时提出“三型一化”经济社会格局：开放型、外向型、城郊型、城乡一体化和“五自”：自力改革，自费开发，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强不息和“五个并举”：开放和开发并举，内联和外引并举，工业和城建并举，新区和旧城并举，发展和管理并举，使之物质和精神协调，速度和效益同步。

 

经过一个月又三天的调查研究思考和老师们的指导，于1992年5月26日，终于由我执笔出台了新桥第一份“岸”“桥”“路”相适应的发展延伸的蓝图：《关于加快新桥镇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步总体设想提纲》及后来的《再造优势，重塑新桥323计划》。

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老师群”中的一位特别老师：朱厚泽同志。我认识他时，他已经不是中宣部长了，但朱厚泽还是朱厚泽：为人宽厚，平易近人，视野开阔，博学谦虚，直言不讳，锐目世事。他不但操心国内问题，而且非常重视世界历史和发展形势。他曾说，毛泽东把“二战”后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判断为仍然是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说“现代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是他新中国成立后犯一连串错误的总根子。这得到理论界很高的评价与赞同。

他曾当过贵州省委书记、中宣部长，退位后担任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高级顾问，不论职位、学识或理论水平都属高层次的，我只是基层一个小干部，经济社会理论业余爱好者和研究者、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一般理论研究员，不论职务、学问、资格、地位、见识都不能与他相提并论，但是，我们的友谊却保持十多年，至他驾鹤西去为止。在十多年的交往中，他和包永江教授不嫌我出身微薄，见识低下，多次带我考察广州、福建、湖南、天津等地，并推荐我参加湖南长沙、天津西青、福建泉州等市县“战略发展研究”课题组和“国际论坛峰会”活动，还亲自为我作指导，并推荐我担任这些地方的政府高级经济顾问。每次来温州考察或教学活动，都邀我叙谈聚会。甚至我退休后在一个企业打工也来看我，还为我所在的企业上大课。特别对我的农村城镇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专题研究著作《跨越第三步》及其实践研究工作更是关心重视，对一些重大理论、观点及做法都毫不保留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与修改意见，对我及其著作的提高帮助很大。例如《跨越第三步》第二章第一节“提出新桥（城郊小城镇）城市化思考和实践课题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第四题“未来的时势”，原来初稿是没有的，是经过他指点后增加的，其基本理论观点就是根据他提出的“三进”理论（他认为我国将面临进入“关贸总协定”、进入“电脑联网”、进入“城市化”）指导而写成的（见本文注释文字）。后来，他和包永江教授将我的《跨越第三步》著作推荐给新华出版社再版发行。

五、造“桥”的“路”

岸，找着了。

过河，要造桥。

造多大的“桥”？这是新桥人要跨出的第一步。

经过几个月的集体酝酿分析，反复讨论思考，镇党委一班人以及各村骨干，群情振奋，信心百倍要跨大步，要跨越通向“现代化先进的城市社会”，造“农村城市化”的“桥”，把新桥建成未来“大温州”西南的“副中心”，也就是说，不论内涵或外延，都要按现代化大都市的温州副中心标准塑造新桥。

 

谈何容易？听起来只是一个“化”字，它却是以人为本的神圣目标，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艰巨的发展道路，在它的第一个里程碑上要写下新桥前所未有的纪录，即1993年至2000年要实现：

——社会总产值以1992年2亿元为基数翻四番，8年后达到3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0.5亿元，第二产业为22亿元，第三产业为9.5亿元；

——人口增长以1992年1.5万人为基数翻二番，8年后达到6万人，其中非农产业人口80%以上，逐步向“中心区”聚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8%以内；

——农业经济在经济总量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到应有的比例，工业和服务业逐步扩大到98%以上；

——劳动方式，以传统的手工作坊劳动为主向现代劳动方式为主，转变程度达到90%以上；

——农村建设按规划发展，逐步形成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格局。实行住宅区和生产区分离；

——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逐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全镇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大幅度全面提高，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农村居民享受教育卫生文化娱乐的机会与城市趋同，每1万人中拥有高中级科技人员200人，技术进步因素在增长中的比重提高到50%以上；民主法制健全，社会安定团结，道德风尚良好，文化事业繁荣，生活环境优美；

——人民物质享受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内涵丰富多彩。8年后，人均收入1万元，比1992年提高5.5倍。使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大大缩小，并开始趋向消失。

可是，它要牵涉到多大的范围呢？实际估算将涉及：意识观念转变、行政机构改革、土地配置重组、农民利益调整，资金开源引流、人才招贤纳士、市场培育营造、产业结构调整、劳动结构调配、经济增长点培育、吸引人口集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等诸多问题，有些还是历史禁区，似一群虎视眈眈的拦路虎阻挡着我们出步行进，特别是钱，要投入20个亿，既不能向国家要拨款或贷款，又不能向农民无偿筹集或捐募，对一个1分钱积余都没有的小镇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转眼间，已经端午节。古老的会昌湖，风平浪静，广阔宽大，是新桥人大显身手划龙舟的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新桥人划龙舟成为会昌湖上一道传统的人文风光，名闻遐迩。划龙舟竞赛最精彩的景观是“过桥关”。所谓“过桥关”，是两舟竞赛不相上下、旗鼓相当时节，遇狭窄桥洞急速而穿。这是龙舟总体素质集中表现的一刻，要有高度敏锐的运筹思维和熟练变速调整的驾驶技巧。“桥颈”是难关隘口，也是竞赛者变劣为优的决胜关键机遇，优秀指挥者能善于把握这一刹那时空机遇扬长避短、突冲而上，大有夺取冠军之可能。但它也是一个对群体意志和指挥才干的严峻挑战与考验。此时，会昌湖上正彩旗飘飘，锣鼓喧天，群情激昂，龙舟齐集，把远近城乡观光客吸引过来，站满湖湾埠岸，宽大的会昌湖方圆被人群包裹得密密实实，人气欢腾。这是新桥一年一度荣耀和欢乐的聚焦点。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把这一民间文化活动视为新桥人智慧和力量的显示。参观台就设在大桥边的一座高楼上，是视角最佳位置，我站在遮阳伞下观摩，但见得湖面尽处红黄两艘竞赛龙舟似两枚射出的箭由远而近飞驰过来，稍后一点的黄色龙舟穷追紧迫，势有抓住“过桥关”一刹那时机争先夺胜之图；红色龙舟也不示弱，锣鼓紧摧，插桨如飞，毫不相让，力排艰险乘胜而上……

 

在一阵紧锣密鼓和观众激情呐喊声中，不出所料，黄色龙舟果然快速自若冲过桥洞风发直上，频频打出取胜定局的彩旗。

 

是啊！黄色龙舟的获胜给人一种启示：群体中蕴藏着无穷力量的源泉，指挥者要善于融合在群众之中，坚定、沉着、机智地发挥自己的指挥才干和调度能力，抓住时机，充分调动群众意志力量的冲劲，反劣为优，转败为胜，勇往直前，才能志在必得。

 

初夏夜晚，热浪伴随风流穿过窗棂，弥散在整个会议室；日光灯照亮着，更感火燎闷热，电风扇“呼呼”地在旋转，党委成员讨论着新桥城市化“夺关过隘”。

 

说起来轻松：找准启动点，开创新局面。但做起来却不是那么轻松，摆在新桥农村城市化面前的“桥颈”难关隘口，一重又一重。为了排除困难，党委成员经过一整夜的讨论，寻找出“四个点”：难点、热点、活点、重点。即：难点是资金；热点是房地产；活点是开发；重点是基础设施。于是，我们将“四个点”进行了总体运筹：抓热点，动活点，解难点，突重点。以开发工业园区和房地产的方式开发中心区，营造生产力载体包括经济效益增长点；以厂房和房地产的配套费及利润解决基础设施的投资，所谓“以路带房，以房养路，配套开发，自我平衡”的开发方式。“以路带房”的路的钱，以70万元赊账的方式先建两条路通开发区为起始联动“三点”，以求“解难点”，从而达到“四点”总启动，闯出“桥颈”难关隘口，求得转劣为优，“彩旗飞舞飘扬”。

 

走过“点”，只是步，不是路，路长着呢！路，首先要找出它的主干道在哪里，才可运筹全局，不乱分寸。新桥农村城市化的“主干道”就是：土地、农民、发展三个主导词。三者是不可或缺的整体，一切的小路、岔路、丁字路、十字路都要围绕这条主干道为轴心走。可是，走好这条主干道也不容易啊！

 

夜静，星空月色明亮，我望着暮霭辽阔的田野，沉沉地深思：

 

土地有它的共性，如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人类生存的依赖性、级差地租的置换性、使用配置的效益性等。但是，也有它国土的特殊性。

中国的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涉及社会生产关系协调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在调整或变动土地关系和制定土地政策问题上，必须依托这个基本原则。随着城市发展扩张和相伴而行的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城市化的加快，新桥非农用地日益增加，我们规划“开发三千亩，建好镇中心”，意味着新桥现有6640亩土地要将近一半调整为非农用地，这么大的变动，新桥自古以来是第一次，必将带出一系列不仅仅是复杂的土地征用及规划有效实施问题。而且，由于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所有权转移会引起农民利益再调整的问题。这是一段艰难的路啊！一不小心很有可能陷入泥潭寸步难行。

 

集体土地，是集体和农民的共同财产，是农民谋生的基础和手段，农民尽管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似乎不是土地直接拥有者，但中国农民特殊的土地使用权（责任田、自留地），与土地级差地租以及土地效益有直接关系，就是说土地直接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尽管我们为的是他们将来过上城市文明生活，但是，目前动用了他们那么多的赖以为生的土地，不能简单认为是责任田，没有所有权，随便给点钱就了事。应该为他们想道：失去土地后的步履维艰。诸如他们出让土地使用权的经济补偿、户籍“农转非”、就业管理以及因土地转让引起的原村级集体财产、福利享受等多方面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保护政策怎么办？

 

农民利益只能提高，不能侵害。我们在极“左”时期曾经有过“一平二调”的沉痛教训，在新的历史时期不能重犯，损害工农联盟，影响社会稳定。我们搞城镇化、城市化、发展农村经济社会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农民过上好日子吗？如果农民没有利益我们又何苦呢？！

 

要走出“土地、农民、发展”农村城市化的主干道，不能乱征地、瞎卖地、滥用地，更不能攫取“一级市场”权利，从中变相非法利用土地，变高价出让，或拿土地与人合股谋取利益而美其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制定“以地兴地”策略，真正为农民谋利益。

 

但是，在中国变农用地为非农用地是受众人之矢的，是个禁区。新桥实施农村城市化之后，非农用地急剧增加，影响很大，民谣四起：“书记周荣光，田地都卖光，你叫农民向何方？”我坚信自己走的路，说：“我带你们奔小康。”但是，“田地都卖光，农民向何方”民谣似一阵强力的旋风很快蔓延开，引起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有关领导、部门和媒体单位对新桥的土地和农民利益非常关注，一班接一班频频来调查，探究真实情况如何。人们不理解什么叫“以地兴地”，批评者指责“你就是卖地！”使我压力很大。一天，一家小报记者来采访我的“以地兴地”的做法。我将我们制定的“以地兴地”的10条“有利于”内涵标准通过他们公之于众：1．有利于镇域及周边的土地级差地租提高；2．有利于1与10之比的置换变量效益回报；3．有利于非农产业发展，农村人口转移，非农人口集聚；4．有利于地域性经济发展，提供市场和持久的拉动力；5．有利于地域中心发展扩大经济增长点和发展增长极；6．有利于综合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与改善；7．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和非农产业发生裂变性派生；8．有利于基础设施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与提高；9．有利于地域性科技含量增加，包括人口素质，产业、产品质量等；10．有利于城市化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质量、内容及其文化精神、文明程度的改善与升级。根据上述10条所占的条数多少而决定“卖”或“送”或“半卖半送”，不被土地部门出台的价格框死，必要时，可以设法自己补上差价。例如：新桥镇曾以每亩土地比土地局价格便宜5.5万元为条件引进一家年产亿元外贸锁厂。从表面上算账，新桥镇要为该厂赔上几十万元补足给土地局，但可以收到8个效益：一是增加年产值1亿元；二是调整单一鞋类产业结构，减少市场竞争风险；三是增加财政收入；四是创造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与载体；五是增收外汇；六是引进制锁科技人才与设备；七是提高区域性经济发展增长极；八是加快非农人口集聚，推进小城镇城市化发展。符合“以地兴地”10条“有利于”。

以此类推，举一反三，做足“以地兴地”文章。如用12亩土地以无偿赠送方式引进一座4万门电话、全功能、造价4800万元的邮电局，并给我们1000门批发价电话让我们以零售价出售（当时，市场上电话很紧张，议价很高），我们以批零差价利润收回12亩土地款；又如公共汽车站，用30平方米土地无偿送给建站房，引进18辆中巴车和一个终点站；又如以10000平方米成本价房地产换回一座500万造价的变电所等，使我们没有钱变成有钱，没有电变成有电，没有交通变成有交通，没有邮电变成有邮电。总之，我们不拿原土地换钱购设施，而是按10条“有利于”为标准搞“以地兴地”，用我们的话，不是卖面粉，而是炸成油条增值“卖”土地。即我所说的“油条理论”。

 

我们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如法炮制了以地引资法、以资吸资法、期货（资）换资法、连环增资法、互惠生资法、开发获资法、多元聚资法、引“行”融资法、开源累资法、建制管资法等“聚资十法”和改革组人法、政策引人法、多层招人法、跨越请人法、条块统人法、投资强人法、招贤纳人法、“四教”育人法、开发聚人法、团结凝人法等“聚人十法”。最后，新桥人终于走上了“造桥”的路，没花国家、群众一分钱，如期实现了“323计划”。最近我又非常欣慰的见到新桥镇创业事迹继1996年首次刊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之后，今年又一次刊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其中记载着新桥人辉煌的业绩，不妨摘录片断以飨读者，共享新桥城市化成果：

 

——由一个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平平的城郊乡镇一跃跻入浙江省百强乡镇、温州市三十强镇之列，同时还赢得了浙江省文明镇、浙江省绿色小城镇、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镇、浙江省教育强镇和温州市三星级文明镇等系列称号。

 

如今的新桥镇，北靠风景秀丽的温州市景山公园，古老的会昌湖贯穿全镇，西山路、温金大道、瓯海大道三条高标准道路，将新桥与温州市中心紧紧连接，温州铁路货运站坐落新桥东部，瓯江三桥路横贯西部。境内工贸发达，市场繁荣，交通便捷，基础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社会安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即323计划的最后1年）实现地方生产总产值7.89亿元，社会总产值30.8亿元，与1992年相比增长2.3倍；农业产值3051万元，与1992年相比增长33.8倍；第三产业8.7亿元，与1992年相比增长12.8倍；财政收入6739万元，与1992年相比增长6.5倍；农民人均收入8500元，与1992年相比增长3.7倍。……

 

农业，基本形成“田成方、路成网、沟相通、棚毗邻，排灌方便，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现代农业园区格局，通过了省级现代农业园区验收，成为全市现代化蔬菜种植的一个重要窗口和示范点。农民实现了增产增收，平均每户年收入达到3万元以上。有蔬菜基地面积3695亩，占总农田99.1%，其中市一级常年蔬菜基地2465亩，占全市一线蔬菜基地面积的16.9%，去年为市区输送质优味美的新鲜瓜果蔬菜2.65万余吨。

全镇现有企业300多家，主要集中在高翔、前花、西湖三个工业小区，形成了以鞋类、锁具、机械为支柱产业，陶瓷、汽配、家具、眼镜、阀门、五金等多种行业并驾齐驱的工业产品体系。去年企业投入技改资金2400万元进行新产品开发和企业设备更新。外向型企业38家，产品销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温州市重要的外贸强镇之一。全镇已有12家企业通过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1家企业通过美国API石油行业认证，大部分企业导入CIS企业形象策划。9家企业取得了外贸出口自营权，去年全镇自营出口达1.7亿元。

 

——先后建成了53万平方米的中心住宅区和30万平方米的三个工业小区，先后建成了东西走向的西山路、瓯海大道、温金大道、金蟾大道和南北走向的站前路、国鼎路、高翔路等一批高标准道路。建成了4所具有现代化气息的中小学，教育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实施了西山路、站前路旧城改造工程，协助市、区建成温州铁路货运、瓯江三桥路等重点工程。供水、供电、通讯、交通、排水排污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构成网络管线，城镇功能日益健全，形成了城市化的总体格局。伴随一、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城镇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第三产业（服务业）迅速崛起，成为新桥农村城市化向深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利用金温铁路货运站的区位优势和城镇交通便捷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仓储、托运、运输等第三产业（服务业）。

 

新桥，从此，构筑起一个“现代化先进城市社会”的框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六、历史的反思

一张白纸展现在面前，是空白，一无所有；也是资源，提供你开发出取之不竭、无穷无尽的财富。

白纸上如果已经有一点彩墨，执笔者是改造，是充实，万一出点差错，情有可原，人们可以理解；全白的，可描可绘，对一位描绘者来说责任可重大了！

然而，我在新桥这张描绘“农村城市化”的白纸上，却出了不少败笔，历史无情地给我记录了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尽管新桥的“再造优势，重塑新桥323计划”的8年“城市化”阶段任务已经完成，历史给了它这张白纸许多美丽的光彩，但是，除了看到白纸上的美丽，更应该看到那美丽中的败笔，因为历史对后人来说，不只是美丽的故事，更是前人的教训，是覆车之鉴，以便来人亡羊补牢，推进社会发展。因此，历史给我这个当年首任握笔描绘新桥“农村城市化”图画的当事人的任务是，如何实事求是检讨过去的败笔，告诫后人，让后人知道败笔，少出败笔、不出败笔，绘出更满意、更成功、更美丽的图画。

 

所谓败笔，还得从自身意识说起。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改革的“社会存在”大潮中，人们的意识和风起云涌的改革时代必须要相一致，然而，我当时意识如何呢？急于求成，急于求功（这是否是退休前的通病？）。认为自己已经55岁了，岁月不饶人，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想在自己退休之前立点功，把新桥的城市化建成，当时我的口头禅是：拼着老命，以权谋公。看起来很积极，但从意识深度说还是以个人为核心，扮演“救世主”，“死了张屠夫只怕没肉吃”，好像没有周荣光就没有新桥城市化似的，无论如何把路、桥、房、场、电、水等等摆起来就是好，于是，尽管提出以“土地、农民、发展”为城市化的主导词，提出“以地兴地”的使用土地的原则，但实践证明，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忽略了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规划质量档次的偏低、农民眼前利益的损害、人口素质结构的偏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滞后等，其结果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属于领导责任的多处败笔。拣重要的讲有以下几点：

 

规划的纰漏问题。规划项目档次偏低，前瞻性差。从土地置换变量效应上讲，由此带出了浪费土地资源，搞起来的东西落后时代的发展，一些项目很快就需重新改造，比如房地产，没有顺应时势，把握城市的逆城市化的趋势向外拓展的因素，片面认为无资金，所谓“自力更生”，把市场定位于山里人。结果，房屋档次低，致使集聚起来的人口素质也相对偏低，给今后新桥的再发展埋下了“低层次”的缺憾，造成城市化的设施却不是城市化的文化意识，素质和城市特质的不相称，相对地影响了城市化文明的进程。在具体项目上也是偏低，如没有停车场、没有公众活动场所、没有足够再发展的空间，使未来的提升余地很狭窄，反映了前瞻性差。如中心小学虽然也留了9亩空地，以备今后发展之用，但现在看来还是“小儿科”。当时，在领导层中有人甚至还想把新建的中心小学开门办饮食店。其小学的样式、色彩、绿化空间都显得小样、不大气，又如中学的操场没有坚持400米跑道；白泉桥没有坚持以25米宽度作为新桥主要进出的通道口；金蟾路没有坚持以40米宽度作为新桥区域的轴心道路；站前路没有坚持38米宽度并留足余地；规划中的18座桥梁没有坚持按不同造型景观建造，以增加水网区域的水乡文化内涵等，都显示了规划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给后人留下重复劳动、重复投资、重新改造，甚至是废品。特别痛心地看到站前路一批在前几年我主持工作期间刚刚建成的新房子，因规划管理不当现在又拆掉重建，给国家、老百姓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浪费，心情极其沉重。

 

土地的置换问题。反思新桥农村城市化建设的领导操作过程中，在农民的土地转为非农用地后的利益调整问题上，使人更加不安，至今还有愧疚。

土地不能私有化，不能自由买卖，要在国家管理下实行“三级市场”制进行调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土地领域中的体现，是邓小平理论在土地经营管理方面的实践和突破。但是应注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然法则，要讲置换变量效益合理分配，特别是那些由国家名义向集体征用后转让给乡镇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外来企业等非全民公建项目的土地。涉及利益转移问题，不能厚此薄彼，不能不讲出售价的高低而统统给农民一个“计划价”，应考虑不同的市场出售价格给农民不同的补偿，即按照市场出售价高低而升降（要设最低保护价）。因为这种出让方式是单方面的，农民是在法律强制下、不以同等地位的情况下将自己的生产生活资源转移给“生意人”作商品生产资料，加工成商品房或作为生产场地（厂房）或建路造桥去赚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是公建项目也不一定完全是公益性的，也带有市场化经营性质的，即所谓基本建设市场化），而作为出让生产资料的农民，应该在“一级市场”的管理下，享受市场经济平等交易的待遇，而不是“一级市场”经营者给多少算多少。1992年，新桥米价每斤市价0.65元，“一级市场”地价每亩出售给企业为5万元，给农民的补偿1.38万元，而1994年，米价每市斤1.30元，“一级市场”地价每亩出售给企业为14万元，给农民补偿也是1.38万元。地价增加9万元，而农民拿到的补偿费与1992年米价比较却少了一半，即只能买10000来斤大米了。而且还包括就业安置费。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尤其城郊地区，城镇化、城市化进程越快，土地的级差地租增长越高，与农民的利益关系越为密切。征用后，出现级差地租价值转移利益矛盾更为突出、尖锐。在新桥，首先在山前村开始，后来蔓延到全镇5个村，朴素的农民采用与领导对话的方式召开“文革型”的“批斗会”，由“代表性的对话”开始发展到全村性的，甚至是全镇性的自发召开所谓与领导的“对话会”，提出土地的价格和征用后的安置问题。从内心说，我和他们有同感，但出于组织纪律和权限问题，我只得按现行政策。对于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搬弄是非提出“干部腐败，中间有吃头，农民吃亏”这样煽动性的话，我在“对话会”上理直气壮地表示：如果发现镇里干部在土地征用中有贪污，有一个处理一个、有两个处理一双。我个人如有贪污，我父母的坟墓就在新桥，你们可以挖祖坟暴尸。后来，我和镇长章方璋多次向区委书记黄德余反映，区委很重视，以留给村民集体用地和建房需要的方式予以土地补偿。但是，那种“计划价”的做法至今没有改变，希望有关部门认真调查研究，以保护农民利益，巩固工农联盟、发展“三农”为考虑。同时要严防一些乡镇个别干部不顾集体经济及农户的利益，乱征滥用土地。特别要制止个别乡镇为攫取级差地租而把不该征用的故意征用，挪取“一级市场”权，从中变相非法经营土地，谋取利益搞“小金库”。

 

其次，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之后，我们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农民失去土地之后重新就业的工作，不使农民失地又失业，这种情况类同于城市国有企业下岗工人，是一种失业的表现，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稳定因素问题，其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研究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好时间与空间矛盾问题，因为一旦征地手续一办好，农民就没事干了，但新的就业不是马上就有的，其中有农民自身劳动技能素质问题、劳动市场竞争问题、企业用工要求问题，还有当地经济社会总体发展问题等，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缩短时空差距，尽快帮助失去土地的农民就业。二是政府要有一定政策予以保障，像城市下岗职工一样，用法律或地方政策给予保证，并要有一个专门机构对这一方面进行有序管理。否则，遗留社会问题很多。新桥这个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当时我还没有做好，希望后来的同志予以高度重视。

对待农民的利益问题，新桥怎么做？其他乡镇怎么做？我们应按“以人为本”原则认真反思，这是我们搞城市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问题。

 

党要管好党的问题。书记要带好党员。这个问题，在新桥我曾经高兴过，也曾经痛心过。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差的经济基础，能不花国家、群众一分钱建成一个小城镇的城市化框架，其中骨干力量绝大部分是党员，我作为书记感到欣慰。但坏事也出在党员中，因为党政群团组织同任何事物一样，难免出问题，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党要管好党；书记要带好党员”。然而，我在新桥任职期间，在这一方面自我感觉不是很称职，尤其反应在党员的思想建设方面很薄弱，在不同程度上也出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有一位领导班子成员利用职权，冒充农民非正常获取一间应当给农民的宅基地。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新桥农民第一次获准10间宅基地，这位领导竟在这样一个利害关系突出的问题中明目张胆地冒领农民利益，群众干部反应很大，纷纷向我告状。其中第一个向我告状的就是领导班子中的主要成员，且频频强烈要求从严处理，但使人费解的是，当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处理的时候，一些党员公开当好人，说“这样的事其他地方也有，人家都没有处理我们何必处理？”还有人说“我们当干部辛辛苦苦，白天黑夜忙建设让百姓赚钱，我们干部工资低，拿一间低价地基算什么？”侵占群众利益还有理。更叫人痛心的，就是那位第一个向我告状、频频要求从严处理的人，竟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说不要处理。会后，我彻夜难眠，自愧无能——我怎么带出这样的党员来？怎么建成如此批评和自我批评软弱无能的党组织？当然这不是整体、全局的问题，只是个别现象，但是，我个人应该记取这是一个耻辱，是一次群众给我打0分的记忆。

 

还一件事，虽然是一个具体的事，但它却事关重大决策的失误，或者说尚未给我应有处罚的事。我不懂外文，更不懂外经、外贸，又未经市场调查预测，也因为“急于求成”“急于求功”，主持党委会盲目决策，派员和俄罗斯外商合作在国外办鞋厂，接着具体策划又失当，委派同我一样不懂外文、不懂外经、不懂外贸的低素质干部去国外，结果什么产品也没见到，几十万人民币如泥牛入海，事后，我只担了“有责任”的名头，个人什么也没有损失，就把一件损失公款、损害干部、损坏党的威信的领导决策错误的事不了了之。人家如果说我“不懂装懂的书记”一点也不过分，说我“渎职”也不过分。

另一件是“新桥鞋城”失败的事。也因为个人“急于求功”作怪，没有经过充分调查分析，采用搞政治运动的工作方式方法，突击搞“先场后市”的鞋类市场。一般说，搞市场，应该是先有“市”后有“场”，当然也有先有“场”后有“市”，但后天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兴市强场”措施弥补先天不足，可是，我却以“长官意志”的主观臆断思维方法办市场，用搞“计划生育”的办法；引产节育，把十几亩将要成熟的稻子一夜之间夷为平地。在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基础设施条件下办了所谓“鞋城”，结果吃了违反自然法则的亏，两个月不到以失败而告终。

 

还有感情从事，带着“扶贫情感”报告区委建立“扶贫工业区”，结果，60亩土地建成的不是“扶贫工业区”，而是“地下黑市房地产交易市场”。最近，带着“反思”的心情去实地查看，令人愧疚之极。

 

为什么出现这种后果？事后，我反思：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镇干部知识面太窄，要努力学习新思维、新知识、新科技，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2．干部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明确奖罚机制，存在好的不香，差的不臭，搞资质上的“大锅饭”;3．领导决策机制不科学，书记说了算显然不行，书记只是组织领导职务，但不是智商最高、本事最大的唯一当然权威决策者，应该有一个决策民主化机制，力求决策正确，少出差错或不出差错。如上述的新桥农村城市化中出现的历史问题，根子是主要领导干部本人的素质问题，也就是说，主要责任是我当书记的人。

 

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在农村发展的硬道理，其标志，是否有利于农村、农民和农业经济的“三农”发展，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硬道理”，农村城市化的“硬道理”也是如此，不可掉以轻心！这，就作为我这个“过来人”对后来人的提醒吧！

 

文章写好了，但题目却尚未取好，开初取名为“实践中的启迪——我和《跨越第三步》”，而后，觉得题不达意，又想改其他名字，正在思索中突然想起新桥镇会昌湖上的两座桥，东面一座是古桥，有几百年历史，由于这座桥，南北两岸地方名气响了，人气也旺了，但西面没有桥，南北两岸靠摆渡相通，名不响地不旺，后来，在改革中桥也有了。但是，桥虽然有了也比较宽大，路却还很小，经常出车祸，麻烦事连续不断，再后来，人们把路拓宽了，桥和路相配了，西面的两岸从此经济社会也发展了，甚至很快就超过了东面的两岸，成为新桥镇热闹的市口，人们把这种现象说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并非没有道理。它给我的启示是：彼岸找对了，还要造船或造桥，造桥比造船方便，但是没有路或路造得不好，还是不行，岸、桥、路应该是一体的，缺一不行，三者不相适应也不行。以思比行，感触而启：人类社会生存方式，应该由自然生态空间走向人工生态空间；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化先进的城市社会，走向“人工生态空间”“现代化先进的城市社会”，这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彼岸，也是新桥人发展延伸的彼岸，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造通向这个“彼岸”的“桥”——“农村小城镇城市化”。我在新桥历 时39个月的所为，就是和大家一起走过一段造“桥”的路。一位伟人曾经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又一位伟人说：路啊，历来是明摆在那里的，是走得快，还是走得慢；是走得好，还是走得坏，那就看你走的路。第一是对不对，方向对不对，第二是走得好不好。既然如此，今天追录这段历程的轶事小忆，我想此文的题目还是取名为《岸·桥·路——提出并实施新桥镇城市化的思想基础与心得体会》为宜。

2001年8月

于温州闲笔聊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