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高教强国”的研究热潮始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重大研究项目——“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该项目于2008年6月正式开题，聘请国家领导人陈至立同志担任顾问，由周远清同志任组长，其他负责人21人，子课题负责人100多人，参与院校150多所，研究人员1500多名。该项目还先后于2008年和2009年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重点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该项目旨在回答“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为什么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现有基础能不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总体而言，2007～2012年，关于建设“高教强国”的相关研究类别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高教强国”理念及内涵特征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出品的《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文集》规整了最近十年间“高教强国”理论探讨的主要内容，具体涉及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本质与基本特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意义与使命——政治、科技、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视角，高等教育理念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1998～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发展变化的制度分析，以及如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议举措等。“高教强国”理念及其内涵特征的相关研究推动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念创新，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体系建设。其中，周远清在《从“理论要点”到“高教强国”到“思想体系”》一文就提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列入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这标志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从民间的讨论、学术界的研究变成了政府行为。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专题规划纲要》中，我们能读到：“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加快建设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走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之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已经成为时代赋予我国高等教育崇高庄严的历史使命”。

“高教强国”理念及其内涵特征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理念创新、“高教强国”意义与功能、“高教强国”的条件与指标等方面。马陆亭在《从“理论要点”到“高教强国”和“思想体系”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在历史的阶段性上，“思想体系”和“高教强国”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和“理论要点”的研究又有着共同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中期发展阶段、实现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换所必然要进行的理论准备工作。洪成文则在《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特征及建设策略》一文中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变过程中，即由高教大国向高教强国发展。高教强国主要表现为思想的发源地、先进制度的形成和创造、学者自然人的国际流动等三个突出特征。建设高教强国必须注意实现从国内关注向世界关注、从国际借鉴向国外推广两个转变，善于用中国模式服务世界其他同行，创设有利于新思想和新制度产生的土壤与环境。周光礼在《创新教育理念，建设高教强国》一文中谈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尊重自己的高等教育文化，要适应自己具体的高等教育环境；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强化自己的高等教育特色；适应社会经济转型，建立起能够有效满足中国各个方面需求的高等教育体系；遵循世界文明发展的共同轨迹，借鉴其他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经验与理念。陈学飞、沈文钦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与条件分析》一文中指出，通过对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系统研究，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强国应该具备以下基本条件：①拥有较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和较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②合理、健全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③充足的高等教育投入；④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质量：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较大；⑤拥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⑥世界领先的科研实力、学术产出和学术影响力；⑦较高的国际化水平，能够吸引大批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前来攻读学位；⑧有效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治理结构。此外，在国家、区域和大学等层面，有学者就“高教强国”的理论及建设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分析与理论探讨，包括“高教强国”所需的经济条件、政治与文化环境及大学理念如何切合“高教强国”理念等。例如，曹森孙在《美国高教强国战略研究——基于政治论为基础的国家危机学说视角》、周光礼在《俄罗斯走上高等教育强国的历程及其经验》中分别介绍了美国与俄罗斯的高教强国之路及其改革经验。李化树、杨璐僖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美国实证研究》一书中则更为详细地勾勒和分析了美国的高教强国之路及其改革经验。他们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主要经验有：奉行实用主义，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政府主动干预，制定法律促进大学的发展；施行分类管理，倡导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多种形式办学，创新高等教育体系和制度；强化质量监督，创设非政府指向监控机制。借鉴美国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作者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加强法制建设，优化高等教育治理结构；服务国家战略，贴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强化民主管理，增强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明晰定位目标，推进分类办学差异发展；完善保障制度，推行多元分类质量评估等。总体而言，关于“高教强国”理念及其内涵特征的相关研究，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也为我国全面实施“高教强国”战略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智力资源。

二 “高教强国”战略与政策保障机制研究

关于“高教强国”战略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宏观性问题的探讨与分析，而且集中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分类发展与指导、国际化发展与国际竞争力以及研究性大学建设等方面。

“高教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必须要处理好规模、质量与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赵庆年在《高教强国新挑战：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中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与世界发达国家不同，我们是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而突然启动的，而且发展速度很快。由此难免会引发一些问题，如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状态如何、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学术质量是否得到保证、高等学校是否存在趋同、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怎样等。这些问题虽不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本身的问题，但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息息相关，而且这些问题暴露出我国高等教育在深层次上还存在诸多矛盾与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强国之路充满挑战。武毅英在《论我国建设高教强国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基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视角》一文中以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客观依据，通过探讨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揭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作者研究指出，量变引起质变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高等教育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客观依据。当高等教育达到一定量的积累后，追求质的提升，是其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其科学发展的必然。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18次全体会议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提出，高质量、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应以充足投入为前提，政府投入应是主渠道，这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增强高校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认为，“要构建符合市场多样化需求和不同类型学校特点的多样化的质量观，才能使学校按照各自特色发展，使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在总体上迈入世界领先的行列”。此外，还有学者从质量成本和路径选择层面探讨建设“高教强国”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战略。例如，张炜在《强国战略视野下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嬗变》一文中指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战略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注重规模数量向注重结构质量的战略转折。在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漫长征途中，高等教育质量观由学者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由被动符合型质量观转变为主动创新型，由独立而多元的质量观演进到系统而多层的质量观，是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必然要求；对于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徐月红在《建设高教强国背景下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路径研究》一文中提出，建设高教强国要求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核心开展各项工作。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需要加大经费筹措和投入力度，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科研创新实力，在学生身上下功夫、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能动性，在科学管理上做文章，建立科学的质量评估体系，重视高等教育的开放与交流，扩大资源共享，凝练大学精神，培育全校师生的质量意识。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将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高教强国。

建设“高教强国”需要促进不同层级、类型高等院校的分类发展，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支持与指导。国内学者对于分类发展与指导的“高教强国”战略研究，主要侧重在统筹发展与分类指导的总体战略分析、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战略分析、地方高等学校以及行业院校的发展战略问题分析等方面。车如山在《实行分类发展，建设高教强国》一文中指出，我国高校发展的同质化倾向，导致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缺乏个性，影响了大学办学质量的提高，也影响了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高校发展的同质化是指“在大学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互间平均化或一致化的动态行为过程，以及在形式上表现为越来越相似的现象”，是高校在办学理念与发展定位、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发展路径等方面表现出的相互模仿、相互攀比行为。同质化不利于高校组织生态系统均衡发展，不利于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不利于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各层次多元化的高质量人才。因此，加快实现高校的分类发展，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这有利于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早日实现。胡光宇和袁本涛在《高教强国：高水平大学建设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分析》中提出，高水平大学是科技创新系统的主力军，是知识创新系统的核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轴心。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水平大学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教育国际竞争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障。高教强国是科教兴国战略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实现。周其凤在《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一书中较为全面地分析和探讨了建设“高教强国”背景下研究型大学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基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作者廓清了高等教育强国和研究型大学的内涵与特征；以我国普通高校中最早设立研究生院的30所大学为样本，提出了中国研究型大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定量评价标准；通过对若干所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实证分析，提出了由主体学科、主干学科、支撑学科和特色学科构成的大学学科体系框架；以这30所大学为样本，剖析了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利用拔尖创新人才矢量分析方法，揭示了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特征；发现了优势积累的“八年现象”，揭示了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出发，提出了我国建设研究型大学的目标，从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视角，提出了在我国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选择路径。刘国瑜在《建设高教强国进程中行业特色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建设高教强国，对行业特色高校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肩负起建设高教强国的历史重任，行业特色高校应完善学科体系、培养行业创新人才、提升行业科技创新水平、加强产学研结合。唐朝纪在《略论高职教育在建设高教强国中的地位作用》一文中重点探讨了建设“高教强国”背景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战略问题。李昌新、刘国瑜和董艳则在《农业高校参与高教强国建设的思考》中提出，农业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与特色。建设高教强国，必然对农业高校提出新的要求。为肩负起建设高教强国的历史重任，农业高校应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加大学科建设力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科学研究、强化社会服务职能。

在“高教强国”战略与政策保障机制的相关研究中，有部分学者将聚焦点调整到省域高等教育和地方高等院校的发展战略与政策保障。王少媛在《高教强国战略与省域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创新》一文中指出，在我国省级高等教育主体地位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发展和做强省域高等教育是实现高教强国目标的重要基础。而建立省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先导观”、科学的“体系观”、全面的“服务观”和正确的“管理观”，科学谋划省域高等教育发展思路，则是做强省域高等教育的基本前提。马树杉在《地方高校应成为建设高教强国的重要方面军》一文中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宏伟的远大目标，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地方高校，包括新建的地方本科院校，应当抓住新机遇，确定新思路，采取新措施，积极主动承担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方面军的历史重任。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每一所高校的积极参与和努力奋斗，地方高校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周元武、索凯峰、林三洲在《均衡发展：建设高教强国背景下新建本科院校的政策诉求》中指出，均衡发展是发达国家走上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经验之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能够发挥“排头兵”和“领头羊”的作用，但在设计高等教育强国的时候，地方高校尤其新建本科院校不应被边缘化或被忽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要有所为，新建本科院校也应有所为。从政策角度厘清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背景下新建本科院校的诉求，既是新建本科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对制定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新建本科院校发展遭遇资源短缺、竞争力不强、政策失衡等多重困境，均衡发展已成为新建本科院校强烈的政策诉求。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中，应当高度关注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实施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新建本科院校发展才有希望，高教强国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高教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需要教育机制、政策等方面的“保驾护航”，国内外学者将研究的关注点投向现代大学制度、办学机制、政策环境等方面。其中，方妍在《高等教育强国背景下政府与大学关系重构研究》一书中，以治理理论为指导，以美、法、日等世界高等教育强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趋势为鉴，探讨了我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演变历程、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路径，目的是构建一个使我国早日成为高等教育强国所需的政府与大学间合理的科学关系。本书阐述了重构政府与大学关系在真正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所发挥的突出作用；提出要建立以去行政化和监督调控为主要特征的行政关系，高等教育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经济关系和责权利明晰的法律关系，并倡导建立社会参与制度、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制度、新渠道的高等教育经费筹措制度、公正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制度。王骥和吴立保在《建设高教强国：制度环境的角度》中提到，在新时期建设高教强国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使命。建设高教强国不仅取决于高等教育本身的数量、质量以及结构等因素，同样也取决于其所处的各方面制度环境。这些制度环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法律制度环境；二是经济制度环境；三是学术制度环境。张继明在《高等教育强国视域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构》中指出，建设高教强国从根本上要求尊重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规律，构建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促使高等教育功能充分发挥；目前我国离高教强国尚远，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高等教育管理背离规律、高等教育体系呈同质化等；高教强国的实现要求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应实现普遍性与独特性的有机结合，大学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和谐统一，以构建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导向，以建立科学的大学章程为关键。祝爱武在《论高教强国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中指出，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是高教强国建设的要求，也是高教强国建设的条件。文章从高等教育权利结构的调整、高等教育举办主体结构及高校结构的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思考，提出“完善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资源多元配置机制”“确立以学术力量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内部资源配置制度”“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办学权利结构中部分退出”“体制外增量改革和体制内存量改革相结合”“明晰教育产权”“建立有效的教育组织”“解决体制的路径依赖问题”等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策略。

三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在CNKI知识资源总库中以“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为关键字，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年份2000年为起点，到2013年为止，共搜到论文44篇，其中文章年份分布如图1-5所示。

研究主题主要涉及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改革的观念创新、高等教育体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高等教育政策保障、高等教育投入机制、高等教育信息化与国际化等方面。具体而言，第一，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改革的观念创新。黄幼中在《新时期发展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之我见》一文中指出，落后的西部地区要想缩小与其他发达省市的差距，就应当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提高对高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使“谁赢得今天的教育谁就赢得明天的经济”“一流的教育支撑一流的经济”等观念成为西部地区人人所知的共识。邱志珊等人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研究》一文中指出，思想观念的改革是先导，要牢固确立教育是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树立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观念，转变经费筹措观念，建立以国家为主体，地方、企业、个人多渠道筹措资金的教育融资投资机制。第二，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梁克荫在《中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一文中分析了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基础，指出虽然西部高校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当前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最突出的就是西部高校照抄照搬其他地区院校，没有形成西部的特色以及民族教育的特点。中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改革方针，一是坚持点网式协调发展的改革战略；二是坚持高等教育资源优化统筹的发展战略；三是坚持高等教育作为西部社会发展中心的统筹战略。吕卓超在《中国西部地区高等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选择》一文中也从战略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地区师范教育的改革发展问题。专升本，实现资源重组是西部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改革发展方向，拓宽服务是西部地区高等师范教育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综合发展是西部地区高等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标，树立鲜明的地方观和特色观。第三，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结构与专业调整。莫勤德在《必须加快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浅谈“西部要开发，教育必先行”》一文中提出，要构建西部高等教育“立交桥”，也就是说建立包括普通研究生教育、普通本科教育、普通专科教育、高等职业本科教育、高等职业专科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等在内的，形式多样、层次丰富、结构灵活、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高等教育新体系，建立适合学生和教师在“立交桥”上的自由合理流动。万凤华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三大思路》一文中提出了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取向于低重心、多样化，注重地区特色，重组、重构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选择和建设好多科性、多功能、低重心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社区远程开放大学等。严正辉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改革刍议》一文中也指出了高校的专业结构单一、划分过细，进而提出了优化高校结构的改革建议，还提出了地方特色专业的设置，以及新型产业专业的发展研究。第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规模与质量问题。刘学行等人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进入规模迅速扩大期，西部地区的发展对人才需求在数量上超过在质量上，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质量具有可牺牲的空间，其质量的牺牲可以通过发展继续教育来弥补。高等教育质量的牺牲可以遏止西部地区人才外流。严正辉则认为，“高等教育的规模应合理的增长，形成规模效应，但必须把规模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维度范围内”。发展高等教育必须考虑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现实，不能一味地强调数量规模，否则，只能导致教育教学和科研水平下降，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造成教育浪费。既要立足当前，控制高等学校规模，走“共建、合作、合并”联合办学之路，防止不切实际的新建高校和盲目扩大招生，又要建立和完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建立适当的约束机制，挖掘自身潜力，提高办学质量。第五，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体制改革。王嘉毅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困难与对策》一文中提及西部高校经费不足、经费配置不合理的问题，认为必须把解决投资主体改革问题作为西部地区教育改革的基本前提，应多渠道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经费投入，确保高校基本的高等教育生均事业费和生均公用经费，保证西部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安昳等人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一文中阐述了东西部教育的现状差异，指出西部地区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教育设置欠缺独立性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西部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上述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我国的教育体制已经不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必须首先从管理体制入手，政府部门应该对西部高校充分放权，使得西部高校在对自身的管理发展上有完整的发言权，能够在办学上既拥有权力，又充满动力。洪涛等人则提出要探索市场经济体制下西部高校投入机制，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可能性，改变单一由国家投入高等教育的模式，建立和完善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实现投入主体的多元化。第六，西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孙忠铭等人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与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一文中指出，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和闭塞，创新意识和国际意识相对欠缺。因此，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适应教育国际化是大势所趋，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高等教育的合作和交流，如接收外国来华留学生、聘请外籍教师、派出留学、开展科研合作和交流、引进国外资金等。徐小军在《国际化视野下的高等教育本土化发展》一文中提到，高等教育要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专业建设“立足本土”，教学内容“凸显本土”，科学研究“服务本土”；教育模式“西为中用”，学习过程“漂洋过海”，实现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效对接。第七，西部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黄胜在《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策略思考》一文中指出，要发展改革民族类高校，必须对其进行正确的定位，确立自己的特色，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与自身优势相结合，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如设置民族舞蹈、民族声乐之类的特色专业，吸纳当地有声望、有才能的学者破格来学校任教，进一步体现民族化特色。韦国锋在《试论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一文中提及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科学定位；二是立足实际，强化办学特色。正如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所说：“特色型大学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是又好又快培养社会所需专门人才的产物，是发展行业所需共性技术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