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一 中日文字、文学与书籍的交流

现代日本文字主要由平假名（ひらがな）、片假名（カタカナ）、汉字（漢字）以及罗马字（Rōmaji）组成。而除了罗马字是近代从西方引进之外，其他的几种皆与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语言文字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中日之间的文字交流史可以大致分为古代时期和近代时期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中国向日本输出语言文字，而第二阶段则主要是从日本向中国输入语言文字为主。

日本文字和书面文学的产生是在来自大陆的汉籍传入的伴随下开始的。在这之前日本只有语言而无可供书写的文字。而关于汉字何时以汉籍为载体初传日本则有着多种说法，其中以《古事记》中所记载的王仁出使日本时上贡《论语》和《千字文》的说法为主。总之，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大抵在4到6世纪。在此之后日本采用“文言二途”的制度，即使用汉文作为正式的书面语言，用于记录公文等正式文献，而口语则使用本国语言。然而由于汉文与日文的语法结构迥异，学习汉文的难度很大，只有日本贵族阶层的人才有机会接受汉字的教育，所以在当时汉文作为很正式的文字一般只通行于宫廷贵族之间。日本社会的大多数人由于不会使用汉文，在表达方面有诸多的困难。这种情况促使了万叶假名的诞生。

万叶假名是最早的假名文字，它用汉字来对作为表音语言的日语进行标记，简而言之就是在汉字中选择若干个与日语发音音节相近的汉字，以此来将日语按照其本身的语言结构体系写成文字。在这些万叶假名中，汉字只有表音的作用，而不存在其本身的表意作用。例如，日语中把“山”读作“やま”（yama），而在万叶假名中则用“也麻”来进行标记。“哀れ”（あわれ/aware）则可以写作“阿波礼”。万叶假名的得名是由于《万叶集》（720）是全部用此表音法写成的缘故。那一时期，日本的文学作品多采用汉文与万叶假名的混合写法，如《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等。

随着万叶假名的进一步应用，在公元9世纪左右，日本宫廷女性在用万叶假名书写时为体现女性手书的流畅而将其草体化，例如把“波”简写成“は”，把“也”简写成“や”等等，从而有了平假名的诞生。在平安时期，平假名主要是女子书写的方式，多用于女性散文文学作品以及诗歌赠答等。日本官方的正式公文、男性著述等仍使用汉字或片假名。

片假名的产生最早源自于一种辅助阅读汉文的速记符号。由于日文的语法结构例如语序、助词等等皆与汉文有很大的差别。为了将汉文训读成符合日文语法结构的语言而使用了一种提示记号，而这些记号是拆解汉字中符合发音的一部分汉字简化而来的。

在平安后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和汉混淆体”的书写文体，原本被用于佛教著述，后被广泛使用。其特点为将日本的和文与中国的汉文同时混合使用，并加入作品所反映时代的口语。平安后期的著名佛教说话故事《今昔物语》，镰仓时期的随笔文学《方丈记》等与一系列的军记物语多用此种文体写成。

现代日语中对汉字字体的读法分作音读与训读两种。所谓音读，即是指日本人按照汉字原本的读音来读所引进的汉字，例如“水”的音读为“すい”（sui），与引进时期汉语中“水”的发音相近，而训读则是以日语固有的发音来读汉字，对“水”的训读为“みず”（mizu），与汉语中“水”的发音没有关系。

在音读汉字中，又依照引进时期的不同而分为吴音、汉音、唐音（唐宋音）。吴音是公元5到6世纪从大陆传到日本列岛的汉字语音。途经或为从中国南朝直接传入，或为通过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日本。而在奈良时期后，通过遣唐使等从中国习得并带回的汉字发音被称为汉音，其发音体系与当时中国的长安音相近。而需要指出的是，吴音这个称呼是在汉音出现之后才有的。由于当时日本官方对汉音的普及，汉音研习者们认为与汉音的系统性相比较，吴音来历不明确且带有日语口音，遂以“吴音”称之以区分。唐音（唐宋音）则是进入宋代以后，直到元、明，通过僧人和商人等由中国传入到日本的语音，以禅宗词汇以及器物名称为主，而在语言体系上则与南方的江浙、福建地区方言音相近。此外，吴音、汉音、唐音中的“吴”、“汉”、“唐”等指的并不是相对应的中国朝代名称，而是当时日本对中国的称呼。

进入19世纪后，中国和日本都开始逐渐步入近代社会。而日本早期学习西方文明的手段其实是通过中文的著作、辞典等实现的，这是因为最初日本国内能直接看懂英文的人少之又少，而很多知识分子都精通汉文的缘故。于是，从中国引进的介绍西方文明情况的著作如传教士用中文写成的相关书籍以及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便成了他们了解西方历史地理等知识的捷径。也由此，汉语中对于一些西方近代概念的译词也传入了日本成为了日语中的汉字词汇，如“数学”、“电气”、“地球”、“地质”等等。

与此同时，日本的西学家们也独立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日语中的新词。而这些新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利用了古代汉语中原有的词汇来翻译的。例如“经济”一词便是取自于中国古文中“经世济民”，同样的还有“交通”、“文化”以及原本为汉译佛典用语的“印象”、“观念”等等。还有一大类近代词汇则是日本人用汉字创造出来的新词，例如“电话”、“银行”、“哲学”等。这些词语在古代汉语中没有出处，是属于日语中的新词汇。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有大量留学生赴日，日本成为了中国了解近代西方文明的一个捷径。大量的日文的西学著作被留学生翻译成中文引进到国内，而很多的具有近代概念的词语也随之被引入到汉语中，这便是中日文字交流中的回流现象。这些词语主要以人文与自然科学、近代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等为主。

可以说，中日文字在近代的交流并非单纯的从日语向汉语回流，而是双向的。这其中既有早期汉语里对西方近代的一些译词对日语的影响，也有日语向汉语输出的新词，而这些新词中又有部分是沿用原来古代汉语中的词汇。在这一段时期的东亚，通过汉字形成了一个有关近代化的两国共同的圈子，应该说这对于两个国家各自的近代化进程是有着很大的帮助和贡献的。

从战后一直到当今社会，汉语和日语的交流仍然在源源不断地进行，而且通过现代信息科技，交流的手段更多样化，涉及的层面也更丰富。尤其是一些流行用语通过网络等方式现已广泛为年轻人所接受，例如“漫画”、“料理”、“人气”、“物语”、“写真”等，皆来自于日语。同时，在日语方面，也吸收了不少汉语的词汇，尤其以食物相关的为多，例如“ぎょうざ”（饺子）、“ウーロン茶”（乌龙茶）、“チンジャオロース”（青椒肉丝）等等。

中日之间的文学交流可以说是贯穿于日本文学的诞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从输出源流的角度，大体上可以分为古代及近代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始于记纪文学的产生，到江户时期为止，其主要表现为中国向日本的文学输出占主体。第二阶段则从明治时期到现代，在这一时期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下文以年代为序对这两个阶段的中日文学交流进行综述。

鸿蒙初辟，日本尚处于混沌时期，文学主要以原始歌谣为表现，还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汉字和汉籍的初传日本是将其从口头文学带入文字文学的关键。与此同时被引入日本的儒家和佛家思想则对古代日本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以“记纪文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首的历史文学则成为奈良朝日本文学的中心。记纪文学作为最早书面记录日本历史的书籍同时具有历史性和文学性两方面的内容。《古事记》中所记载的上古神话与中国古代的原始传说屡有相通之处，而创世神话中表现出的“男性中心集权”观念更有可能是受到了从中国传来的儒学意识形态的浸润。此外，《史记》、《汉书》等中国史书在体裁和内容以及文学性等方面均对记纪文学有着很大的影响。但记纪文学毕竟属于史书类，真正以文学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字作品产生的标志则是公元8世纪诞生的《万叶集》和稍早问世的《怀风藻》。

《万叶集》作为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是日本上古抒情文学的集大成者，是日本和歌形成的标志，也是最早的日本独立的文学形态的标志。虽然万叶假名的出现和应用使其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性，但是汉文学，尤其是汉诗对其的影响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万叶和歌的诸多体裁中，附于长歌之后的“反歌”很明显是模仿于汉赋的反辞。而其“五七”音节的歌体则是受了汉诗的五言、七言形式的启发和影响。就创作的内容和思想来说，也受到了同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六朝和初唐文学的深刻影响。例如著名歌人柿本人麻吕的代表性的挽歌源于西晋诗人潘岳的诗作。山上忆良著名的《贫穷问答歌》更是受到陶渊明诗作显而易见的影响。和歌之外，作为日本现存最古的汉诗集的《怀风藻》就更加印有汉文学的深刻痕迹了。此书成于公元75 1年，多用儒道老庄典故，深受中国六朝文学的影响。而收录其中的诗歌多用于宫廷酬唱之际，可见当时汉诗在上流阶层的风行。

进入平安时代后日本形成贵族社会。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日本文学的至关重要的时期。初期由于男性贵族多用汉字创作，汉诗文曾一度占据了主体。然而平安中期以后随着假名的诞生和在女性中的使用，以《源氏物语》为首的物语文学和以《枕草子》为首的随笔文学将日本古代散文文学推上了一个高峰。而《古今和歌集》的出现也标志着和歌的中兴。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日本文学从“汉风化”向“和风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对汉文学的抛弃，而是从形式上的模仿向更深层次的融会贯通的转化。从这一点来说，汉文学对其的影响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在诗歌方面，平安时代前期是汉诗文的全盛期。以嵯峨天皇以及归国遣唐僧如空海等人为代表，敕撰、私撰汉诗文集风靡朝野的同时，也涌现了诗论和诗学的诸多作品。而这些文集和评论集大都遵循着六朝到唐代的文学理念，例如日本三大敕撰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均以曹丕《典论》之“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为指导思想和基础而成。在诗学评论方面，著名遣唐僧人空海参照六朝至中唐的文论如陆机的《文赋》等十多部中国文学理论的著述，著成日本古代诗学论的集大成者《文镜秘府论》。而随后的菅原道真更是深受《白氏文集》的影响，他在将当时日本汉诗推向高峰的同时，也成为了实现“汉风”向“和风”转化的关键人物。在汉文化一边倒之际，他提出了“和魂汉才”理论，即以本土的神道精神为根本来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学和文化，成为和歌中兴的指导方针。由此也可见平安中后期的和风对汉风的取代并非一味地抛弃对汉文化的学习，而是以日本的民族文化为体，汉文为用，对汉文化从流于表面的模仿转化到更深层次的融会贯通。而这种精神不仅限于诗歌方面，在散文创作方面也是如此。

日本最早的物语作品《竹取物语》讲述的是以辉夜姬为主人公的化生、求婚、升天的富有民间传说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而主人公于竹中出生以及最终回到月宫，留下不老不死的药等事迹则与中国民间传说故事《斑竹姑娘》、《月姬》还有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有着密切的联系。

《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出身于平安中层阶级，据考证其父是前往中国觐见宋真宗并献上汉诗的滕木吉。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她自幼博览诸多汉籍，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白居易的作品颇有造诣和研究。在这部以光源氏三代人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为主线的鸿篇巨著中，紫式部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情节结构等方面都有着汉文学影响的痕迹。在开篇的《桐壶》一章中，主要描写了源氏的父母桐壶帝和更衣的爱情悲剧。整个章节几乎完全沿袭了《长恨歌》的结构框架来作为整部书的情节基础和铺垫。此外，整部物语中引用白居易的诗文超过八十处，引用《史记》、《文选》等二十多部中国典籍多达百余次，汉文学对其的深刻影响可见一斑。而除了诗文的引用之外，白诗中鲜明的“讽喻和感伤兼有之”的思想特征在《源氏物语》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此外，《帚木》一章中著名的对女性的“雨夜品评”中的许多观点，也都来自于中国史学和文学作品例如《后妃传》、《列女传》。以上所列的中国文学对《源氏物语》“基础性的浸润”，正如严绍璗先生所总结的，“是中国文化（文学）几乎不露痕迹的一种融入方式，它渗透于情节的观念与表现方法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认为，它是中国文化（文学）融入《源氏物语》的一种最成熟的表现方式”。

与《源氏物语》并列为日本古代散文文学双璧的《枕草子》也同样地受到了汉文学的这种浸润。作者清少纳言也出身于中层贵族阶级，自幼便深深受到和歌和汉学的熏陶，具有很高的汉文学素养。在这部主题各异、长短不一、题材广泛、文笔优美的随笔文学中，作者主要记录了自己在宫中生活的所见所闻与所感，展现了她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与深厚的才华。她于多处运用了《文选》、《史记》、《汉书》以及佛典等中的典故，而其中活用最多的亦是白居易的诗文。她引用《琵琶行》中的名句“犹抱琵琶半遮面”来比较和表现中宫弹琵琶时优美的姿态。此外，在著名的“香炉峰雪”一段中，作者记叙了如下的趣事：当她被中宫问起“香炉峰的雪怎么样啊”之际，在别人都茫然不解的时候，她立即站起，将帘子卷了起来，正是由于她熟谙白居易诗中“香炉峰雪拨帘看”，而领会了中宫问话中的奥妙的缘故。这个段落既展示了清少纳言对白诗的熟习，同时，平安朝宫廷中白居易诗文的盛行程度也可见一斑。

进入镰仓时代后，日本的主流阶级从贵族转为武士，新流行的儒佛思想和浓厚的武家文化也促使了新的文学形式和作品的诞生。在此种背景之下，战记物语与随笔文学成为了近世文学的主要代表。在著名的《平家物语》中，依然随处可见中国文学的身影。作者引用了许多中国典籍，如《论语》、《史记》和《诗经》等来表现儒家的忠孝思想。同时也引入了许多中国的历史故事传说，如荆轲刺秦王、秦皇汉武的入海求仙、牛郎织女等等来铺陈和发展情节。而白居易的《长恨歌》则被出色地活用于故事的展开与描写中。

而从镰仓末期至室町时期，日本文学又迎来了继奈良时代之后的第二个汉文学隆盛期。以京都、镰仓之五山禅寺为中心，汉文学盛行于禅僧之间。此番兴盛可追溯到宋代禅僧一山一宁渡日，将当时盛行的中国禅林文学传入日本。作为五山文学的始祖，一山一宁的门下涌现出众多汉学渊博的日本禅僧，如虎关师鍊、雪村友梅、梦窗疏石以及堪称五山文学双璧的义堂周信和绝海中津。在汉诗方面，五山僧人从前朝对白居易的推崇转向对杜甫、李白以及苏轼、黄庭坚等的接受和学习。同时，在文体方面，产生了逐渐向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风发展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期的诸多日本禅僧大都以入宋、入元、入明僧的身份前来中国进行参谒拜访。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学和文化上的交流，使得五山文学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盛行不衰，并为江户时期的儒学兴起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江户时代市井町人文化兴起，而中国文学对其的影响仍然是遍布各个方面：从源自于中国艳情小说的“洒落本”到以历史传说为主的传奇性小说“读本”。而此时对日本文学有重大影响的则是明代白话小说。例如上田秋成著名的《雨月物语》中《蛇性之淫》就是根据中国民间传说《白蛇传》以及白话小说《警世恒言》改编，此外还有根据《搜神记》改编而来的《菊花之盟》等。作者在其中加入了日本文学独特的审美元素，使日本传统文化与汉文学融合起来，具有很高的文学和艺术价值。另一部著名的长篇传奇小说则是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作者通过描写南总里见家族的盛衰兴亡，宣扬了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思想，在小说中构建了作者自己的理想世界。而作品的整体构思可以说是参照了《水浒传》、《搜神记》、《封神演义》等中国文学作品，在《南总里见八犬传》中可以找到诸多与其一一对应的地方，可见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

以明治维新为契机，日本步入了近代化的时期，自此，长久以来中国对日本单方向的文学输出倾向开始发生逆转。明治维新初期，在全面西化的大背景下，日本文坛翻译了大量西方的文学作品，开始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启蒙时代。而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实行变革，以日本为媒介则是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最便捷途径之一。中日文学交流的逆转便产生于这个历史环境中。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去日本的途中翻译了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作为先行者，揭开了言文一致运动的文体革命大幕。而当时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盛行则将中国近代文坛和日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正如郭沫若曾经说过的，“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而成的”。

这其中，最早的文学大家当属王国维。他于1901年赴日本东京留学，而在这之前他曾于位于上海的东文学社中结识并获得了两位日本老师藤田丰八和田冈岭云的指导。而正是他在后者的文集里看到其所引用的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给他日后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而随后的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则更是成为向国人介绍日本近代文学的中坚力量。他们于1923年完成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收录了十五位日本作家的三十篇短篇小说。在鲁迅翻译的作品中有包括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等日本近代文学几大家以及白桦派的代表作家有岛武郎的小说，而周作人的翻译对象则多为白桦派作者的作品如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等。除了翻译，在日本留学多年的周氏兄弟在各自的创作上亦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中诙谐、讽刺的精神在鲁迅的小说如《阿Q正传》中有所体现，正如周作人所评价的，“鲁迅小说上虽看不出明白的痕迹，但总受他（夏目）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在生前也曾承认的”。另一位日本文坛的鬼才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创作如著名的《罗生门》等，则是“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的”作品，对于鲁迅《故事新编》创作思路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而周作人则是一位“杰出的日本文化全方位理解者”。从诗歌、狂言的翻译和介绍到近代文学的评论，他涵盖了日本文学与美学的方方面面，翻译量达170万字之多。他的《日本的诗歌》等文介绍了从《万叶集》到明治文坛的新体诗诗人正冈子规、与谢野晶子等，对二十年代中国文坛“小诗”的创作热情的兴起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他本人也成为了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所倡导的“新村”运动的追随者。

另一位在小说创作方面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郁达夫。他曾在日本留学近十年，当时日本文坛创作思潮给他的文学创作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其中，他的成名作《沉沦》通过第三人称来讲述“我”的故事，可以被看做为自叙体小说，这与在日本大正文坛流行一时的“私小说”，即作者告白式的心境小说，可以说是紧密相关的。在葛西善藏、佐藤春夫等私小说家的影响下，郁达夫对于这种自叙体小说到了十分推崇的地步，而这种偏好更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态度。他曾经这么认为，“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说，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而除私小说以外，以田山花袋为代表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也对郁达夫的文学创作有着很深的影响。这些对于灵与肉的冲突和对于性苦闷的露骨描写也都是郁达夫文学作品的其中一个特色。

除小说创作以外，同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诗歌、戏剧等方面也有着诸多影响。在诗歌方面，除了之前提到的周作人的译作对中国小诗兴起的影响之外，明治、大正时期以北村透谷、岛崎藤村等人为首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对于中国白话诗的兴起有着极大的影响。如郭沫若的《女神》诗集便是他早年留学日本时汲取的精神食粮的结晶。而在戏剧方面，由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欧阳予倩于1906年组成的春柳社演艺部学习新派演艺风气，批判传统戏曲，学习欧美近代戏剧。同年在日本首次公演《茶花女》，成为中国人上演话剧的开山之作。并于次年将话剧演出传播到了上海，《黑奴吁天录》成为了话剧在中国的开场。

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对日本学习风潮的盛行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和战争的临近逐渐消失，终于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完全中断了。然而在此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日本统治时代的台湾文学。自从1937年到日本战败的1945年为止，这一期间日本政府在台湾各地正式全面推行日语化政策，台湾居民只被允许用日语进行写作。而这一段时期的由台湾作家以日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则是中日文学史上一块带有灰色阴影的存在。其代表作家和作品为杨逵的《送报夫》、吕赫若的《牛车》等。其作品主要反映了沦陷时期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下的苦难生活和悲惨遭遇。然而这一块由于话题的政治性和敏感性，曾长期处于学术研究的禁区。

中日之间的文字、文学的交流都要通过书籍为媒介来实现。而由于两国文字使用上的相通性，这些书籍大多以汉文写成。而汉籍的分类又有以下几种：第一大类当然是从中国传往日本的中国典籍。而其中的一些典籍在经过历史的沿革变迁之后又从日本传回中国。此外，还有一类则是日本人以汉文写作而成的典籍，部分书籍也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因此，中日之间的书籍交流不能被简单地当作中国单方面的输出来看待，应该说两国之间互相的这种交流是同时存在的，对两国的文学文化等各方面均有着重大的意义。

正如汉字何时传入日本尚无明确的定论，汉籍初传日本的时间也缺乏确定性的证据。有说法是自王仁从百济将《论语》和《千字文》带到日本开始，然而由于在此之前已有大量的从大陆移居日本的“渡来人”的存在，所以可能当时通过他们已经有一些汉籍传入了日本。总之，按照大庭修先生的推断，汉籍初入日本的时间，至少在公元5世纪之前。

在公元7世纪左右的日本推古朝时期，日本由摄政的圣德太子向当时的隋朝派出了正式的使节、留学生及僧人。通过他们分批将中国的大量儒释典籍带回日本。虽然没有明确的列表，但可以从当时日本的律令公文等所引用的汉文窥出端倪。例如在著名的《十七条宪法》中，第一条“以和为贵”取自于《礼记》，“上和下睦”则取自于《左传》等等。可以说，在奈良朝之前，这些儒家的经典著作已部分流入日本。进入奈良平安时期，日本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遣唐僧前往中国，在学习先进的制度、文化和技术的同时，另一个主要目的便是搜求各类汉籍。例如，在日本灵龟二年（公元716年）作为第九批遣唐使团的成员入唐的日本著名学者吉备真备便在《旧唐书》中留下了“所得锡赉，尽市文籍”的记载。他所带回日本的书目中有《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卷、《乐书要录》10卷及《东观汉纪》143卷等等。此外，遣唐僧人更是将汉籍（包括佛典以及儒家书籍等其他书籍）带回日本的主要人员。而日本的儒学权威大家中，除了少数几人，其他均没有入唐的经历，可以说他们主要是通过这些由佛僧带回的书籍来学习儒学的。

遣唐僧入唐求学归国之后，一般都需要向日本朝廷提交一份携回书籍的总目录，被称为“请来目录”。其中，数量最多的要数与吉备真备同于日本灵龟二年入唐的僧人玄昉。他于日本天平七年（735）归国时携带了5000余卷经论及佛像等，其数量基本相当于当时《开元释教录》中收录的数量。而其他入唐的僧人如最澄、空海、圆仁、圆珍等也各自带回了大量的书籍，其中最澄230部460卷，空海216部461卷，圆仁137部201卷，圆珍441部1000卷，其数目之大可见一斑。这其中不但包括了大量的佛经，更有一些非佛教的典籍，如《开元诗格》、《诗集》等以及各种论疏章等上百卷。

遣唐使制度废止之后，中国对日本的书籍输出进入了以商人和僧人为主要携带者的时期。其中，僧人依然是往来于两国之间传递书籍的主力军。日本永观元年（983）奝然乘宋代商人之船来到中国，被赐予于宋开宝四年（971）新刻的《大藏经》5048卷及新译经41卷。这之后的日本延久四年（1072），僧人成寻入宋搜集各类经卷并托弟子带回日本。其中包括宋神宗所赐的413卷佛教典籍如《大藏经》的部分、《景德传灯录》等，此外还有其他各类经卷如《四十二章经》、《天下郡谱五姓括》、《太上老君枕中经》、《本草括要》、《注千字文》等内外典籍。从中可以看出成寻所搜集的不仅仅是佛教典籍，还囊括了道教、地理、医学等各类书籍。另一著名入宋日僧圆尔辨圆于1235年入宋时更是带回了内外典数千卷，其中近三分之一为非佛教典籍的外典，其中有五经、朱子学的著述及《白氏文集》、《东坡词》等。这种对各类书籍、尤其是儒家经典的关注成为了宋代以后日本僧人选书的趋势，也为之后五山文化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由中国商人传递书籍之事，其实在遣唐使废止之前便已存在。日方的文献中有藤原岳守于日本承和五年（83 8）在检校唐商的货物时发现《元白诗笔》并将其献给天皇的记载，由此可见中国的书籍虽尚未成为商人向日本输出的主要物品，但毕竟还是存在着。在藤原家族全盛时期的平安中期，也有藤原道长通过宋商曾令文得到《五臣注文选》及《白氏文集》的相关记载。另有日本贵族的读书目录以及他们向中国商人列出求书目录的记载，其中不但囊括儒教、佛教经典，更有史书、医书等其它类的书籍，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

镰仓后期及室町时代禅宗盛行，幕府向中国派出的遣明使及入明僧人承担了将汉籍传入日本的重任。而在这一时期他们与明朝政府的交往主要以勘合贸易的形式为主。而在这些贸易品种，汉籍理应也属其中的一大类，这是因为遣明正副使几乎都为五山僧人，在随员中也有不少汉学素养高深的人，这必然导致他们带回许多诗文集、儒典及史学典籍等。策彦周良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他于153 8年及1547年两次来到中国，并受到了明嘉靖皇帝的接见。在他所撰的记录入明相关情况的《初渡集》及《再渡集》中，也记录了他获得汉籍的相关情况，其中多为友人馈赠及自行购买，也是囊括了儒学、诗文、史学、医学等多方面的书籍。而这一时期五山僧人入明求书的大致情况与途径也与策彦周良相仿。

进入江户时代后，由于日本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日本人无法同以前一般前往中国求索书籍，而将汉籍传入日本的担当者则清一色地变成了中国的商人，而贸易的地点便是当时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港长崎。从数量上来说，前期来日的商船中载有书籍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非全部，如在1711年总共54艘船中只有6艘来自南京和宁波的船载有书籍。但到了江户后期，搭载书籍的船只数量明显增多，几乎每艘来航的船都载有书籍，从中也可看出江户人对汉籍的需求。至于书籍的种类则还是以经书、文学、史书和医书为主。

附属于江户幕府将军的红叶山文库是接受汉籍最多的地方。从其创立的初期开始汉籍便源源不绝地从长崎纳入该文库。从日本宽文十六年到万治三年（1639—1660）的二十多年间，汉籍年入库量超过百册的年份多达九次。随后经历了一阵消极期，待到1716年德川吉宗承袭将军之位之后，红叶山文库中汉籍的数量又得到了快速的增长。此文库搜求汉籍的主要领域为法律书籍以及中国的地方志，此外，清代几部大型辞书型的典籍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和《古今图书集成》也在重点搜求范围内。到了江户后半期，大学头林述斋继承了德川吉宗对汉籍的爱好，在继续搜寻中国的地方志的同时，他还简化了中国书籍输入日本的手续，提高了书籍检查的效率。此外，作为将军的文库，对兵书的搜集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据记载，存于旧红叶山文库本中的汉籍兵书共有105部，由于清代对出版兵书较为消极的缘故，其中大多为明代出版的书籍，如《孙武子本义》、《讲武全书》等等。汉籍医书的比例也是颇高的，仅刊本的唐本医书就有323部之多，而且大都是出版后短期内就入库的新书。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方文明的东渐，日本接受中国输出的书籍内容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着手翻译和编著西方的学术文化书籍，这些汉译“西书”通过长崎贸易船传入日本，对幕末的维新志士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1 85 1年传入日本的《海国图志》、1865年的《万国公法》等。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从中国传入的汉籍仍对日本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以上主要综述了中国向日本输出汉籍的基本情况。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从日本方面输入到中国的汉籍也是中日书籍交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汉籍的西渐最早可以追溯至唐代。遣唐使、遣唐僧除了从中国带回大量先进的文化之外，还肩负着将日本人著述的汉文典籍带入中国的任务。尽管这些典籍的数量与中国输出到日本的书籍量无法同日而语，但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趋向，依旧是不可忽视的。唐代从日本西传中国的书籍以佛书为主。从公元8世纪起，圣德太子的《三义经疏》、淡海三船的《大乘起信论注》、最澄的《显戒论》等相继由遣唐使、遣唐僧带入中国。其中《三义经疏》得到了天台僧人明空的赞赏并为之专门写注。此外僧人知玄烨对《显戒论》有着高度的赞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那时中日之间文明程度依旧有很大差距，这些著作事实上并没有在中国引起很大的反响。

进入宋代之后，情况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随着日本国风文化的成熟和佛教研究水平的提高，日本僧人前来中国拜师求学的目的渐渐被巡礼圣迹所取代。而此时带到中国的日本书籍也明确地带有了夸耀和证实自己的学养的性质了。其代表人物为源信、寂照、成寻等人。其中，源信的《往生要集》等便在中国的佛教界产生了相当的反响。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由日本输入中国的汉籍中，不单只是日本人所著述的典籍，其中还包括由于战乱等原因业已在中国失传的一些古籍。例如天台宗和密宗的诸多典籍，历经了武宗灭佛以及五代战乱后大多已不存于世，而日本的这两宗经过多年的经营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在这种背景之下，从日本输入的典籍给予了中国天台宗复兴很大助力。除了佛教典籍之外，另有奝然所带到中国的儒教经书《郑氏注孝经》以及《越王孝经新义》，而这两本书在中国均已散佚。

除了日人献书，中国方面的海外求书也是那个时期的一个亮点。先有吴越国钱弘俶遣使十人赴日本寻求国内已荡然无存的天台宗教典；日本天台方面则于天历年间（947—956）派人携经来华，使“一宗之教籍复还中国”。宋朝建立后，广征天下逸书，虽无明确向日本求书的记载，但从奝然献书等情况看来，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元明时期，日本五山文化昌盛，五山禅僧大都兼习禅学和宋代理学，其汉学水平已达到相当境界。在此种背景下，五山僧人们纷纷携自著的书籍前往中国，寻求中国的禅林高僧加以印证和题写序跋等，在领略中华山河美景、广泛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向中国介绍了日本独特的文化。五山时期著名禅僧如义堂周信、梦窗疏石、了庵桂悟、一休宗纯以及之前所提到的策彦周良等人均有若干被携入中土以求高僧印证和撰写序跋的著作，其中汝霖良佐的文稿更是得到了明代著名文人宋濂为其作跋，可谓是繁花盛开之胜景。

有了五山文化打下的儒学基础，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界对于宋明理学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这一时期的传入中国的日本学者的著述不仅在数量上远胜于前朝，更有许多被收入《四库全书》等各类丛书，得以出版刊行，其影响之全面，传播之广泛，可谓史无前例。其中有山井鼎所著《七经孟子考文》由幕府下令通过商旅于1732年传入中国，由于其博征广引业已在中国散佚的日本所藏古本，获得了当时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得以收入《四库全书》。此外，记录日本镰仓时期历史的《吾妻镜》于清初传入中国之时，也引起了当时文人们的极大兴趣，清代著名文人朱彝尊还为其撰有《吾妻镜跋》一文。更有晚清大儒俞樾通过日本友人岸田吟香寄送来的资料，编著有《东瀛诗选》，共收入自江户初期至明治的日本汉诗人548人的5297首诗作，他更为其中的150人撰写简介。这部书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日本典籍最大规模的一次西传的结晶。

清代以后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亲自赴日访书，寻求在中国业已遗失的古籍。这种行为始于宋元，到了晚清时代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如：作为驻日公使随员的杨守敬在日期间共搜集了三万余卷古本珍籍，刊成有17卷的《日本访书志》。黎庶昌、黄遵宪以及稍晚的董康、罗振玉等人也在东瀛访书方面有着相当的成就。

甲午战争后，大量中国人赴日留学，学习西方近代文明技术。经由他们，许多日本西学的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目前，随着现代社会的信息化程度高速发展和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两国之间的书籍往来成为了极为方便和寻常的事情，网络的存在更使得书籍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在享受这般便利的同时，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上为两国之间书籍的互相传播做出伟大贡献的诸多中日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