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刘德有

中日关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

我从195 1年开始搞中日友好交流工作至今已近60年，期间，大约有30年专门从事对日文化交流，但由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当前的交流项目上，因此，对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这就使我经常“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在一些问题上难免若明若暗。及至最近翻阅了北京大学滕军副教授送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的清样稿，给我补上了这一课，它不仅使我系统地重温了中日文化交流史，而且对历史上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脉络与背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中国和日本隔海相望，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据中国史书记载，两国的交流大约始于公元前12世纪末。但由于记载不详或不细，难作信史之据。两国文化交流比较可信的时代，大约始于公元前3世纪。本书重视并依据确切的史料，重点地叙述了上自秦汉，下至清朝前期的各个历史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和特点。据介绍，这是作者在北京大学担任通选课“中日文化交流史”长达13年的教学成果的集大成，也是几位作者通力合作的力作，更是积累了长期科研成果的一部学术专著，也是一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历史读物。

说到科学研究，我们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还要吸收和借鉴别国学者研究的优秀成果，但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研究，能有新发现，有创见，有卓识，而不是简单地重复、照搬，人云亦云。可喜的是，我们看到本书作者的创意性，他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分期上，摆脱了中国学者按照中国历史的脉络、日本学者按照日本历史的脉络进行分期的惯例，而是根据自己的全面考察，提出分为7个时期的观点，即第一分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第二分期：公元6世纪末至9世纪末；第三分期：公元9世纪末至12世纪后半叶；第四分期：公元12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第五分期：公元15世纪至16世纪；第六分期：公元17世纪至19世纪；第七分期：公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他们通过占有丰富的资料，经过认真分析，指出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具有四个特点：（1）持久性；（2）全面性；（3）双向性；（4）自主性。我认为，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解的，而且表明作者力求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历史研究的严肃性。

本书在叙史方面遵守了最重要的原则，即努力做到坚持科学性、客观性，做到叙述内容的准确与真实。为此作者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去芜存菁，旁征博引，反复比较，互相印证。然而，本书没有“从资料到资料”，没有简单地重复已有的成果，没有囿于以往的学说，而是在很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作者在消化庞杂的史料的同时，重视进行实地考察和实物考察，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相结合。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本书在许多章节里都设有“实地考察”栏目。在成书的过程中，几位作者（都是选修《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北大同学）分赴中国和日本各地，亲临相关的史迹，进行实地考察，采访当地有关人员，获取第一手史料。他们通过一块石碑、一座陵墓、一座桥梁、一件文物，将所见所闻用生动的文字加以描述，而且配上自拍的照片，以传达他们的直接感受和深层思考。这一做法，一改过去“从史料到史料”的那种枯燥的叙述，大大地增加了现场感和可读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时有新的发现，至少是向人们提供了进一步进行研究的线索。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无疑，这形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

对于“实地考察”栏目，我很感兴趣，读起来颇感亲切。例如，围绕着徐福东渡。在日本绳文、弥生时代曾有大批大陆人移民到日本这一点，学界似乎没有分歧，但对于徐福本人是否到过日本，历来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主张。本书作者属于前者。饶有兴味的是作者实地考察了据传徐福第三次出海的起航地——河北省盐山县千童镇，采访了当地的民俗活动“信子节”——自汉代起，每一甲子的农历3月28日，千童镇周边群众，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来到城东门，面对东方大海，呼唤子女名字，召唤亡灵归来。在日本，作者还实地考察了位于佐贺县的据说是徐福集团居住地之一的吉野里古群落遗址，那里出土的人骨被推断为“徐福集团的秦朝人的子孙”。又例如，公元57年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王的金印问题，作者亲赴金印的出土地——日本福冈县博多湾志贺岛进行了实地考察和采访。关于金印的发现，通常的说法是1784年一位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在田里整修自家的水渠时挖到的。但作者通过采访，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实际上在现场发现金印的，不是甚兵卫，而是给甚兵卫打工的秀治、喜平二位农民。由于上报时用的是甚兵卫的名义，其后便误传成为甚兵卫发现的。像这样引人入胜的“实地考察”，在全书不下30条，相信能使读者对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史提高关注度和兴趣。

纵观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其年代之悠久，内容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实属罕见，而在两国交流史上产生的大量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至今仍为两国人民所称颂。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离不开在各个时期、各个领域有过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做出的杰出贡献。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光辉贡献，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本书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以人物为主线，强调了人的交流。

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尽管文化的流向总是从高势向低势，但通过长期的交流，可以彼此受益，共同提高。中日两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交流中，尽管在近现代史上曾发生过日本侵华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与不幸，但主流仍然是友好和合作。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曾有力地推动过日本文化的进步，日本的近代文明也曾促进过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历史告诉人们：只有和平友好，只有相互交流，两国才能共同发展，人民才能幸福。

今天，中日关系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正在为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全面发展的新局面而努力。不消说，促进和扩大两国间的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流，进一步增进国民感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利于巩固中日世代友好与合作的社会基础。不可否认，中日关系中目前仍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也存在着变数。继续为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通过友好交流不断加强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以推动中日和平友好合作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是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

21世纪是一个更为快捷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由于人类生活方式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必然会带来思维方式和其他行为模式的改变。特别是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世界性多媒体结构使国际间的文化交流的扩展具有全球性，而且使国际文化交流的形式更加多样化。这就使我国同世界各国家的联系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对日文化交流以及整个对外文化交流的观念也要与时俱进，有所变化。要努力赢得主动，既要善于“引进”，又要善于“走出去”，文化交流既要包括传统文化，更要包括现代文化。21世纪的中国文化将面向世界，更加开放，一方面以博大胸怀，广收博采，兼容并蓄，存异致和，学习、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反对偏见、歧视、颓废和愚昧迷信以及一切不利于民族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腐朽落后的东西。

进入21世纪，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愈显重要，从而使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也更显迫切。因为不同文化的沟通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与偏见，促进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我们希望中日两国大力开展沟通心灵的文化交流，其理由也在于此。

本书在付梓问世前，作者嘱我作序。深知本人难以胜任，但盛情难却，信笔写了以上的话，是为序。

2010年1月26日 于北京林萃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