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海流的造化——传递大陆文明信息

在航海技术极不发达的远古时期，最初的中日间的交流是乘日本海海域中的海流而开始的。这是一种利用日本海左旋海流的自然的交流。这一股左旋海流源自鞑靼海峡，它是一股南下的寒流，称里曼海流。此海流在冲击日本海西岸之后沿朝鲜半岛南下，在朝鲜海峡北缘与北上的对马海流相撞。一部分继续南下流入东海，一部分与对马海流合流为日本海左旋海流，转向东并北上，沿日本本州岛西侧北上至津轻海峡后逐渐减弱，再至宗谷海峡则消失。另有一支形成于菲律宾附近海域的暖流，称黑潮海流。北上至奄美大岛西北时，分出一支对马海流（另一支向日本列岛的太平洋方面流去）北上对马海峡，加入日本海左旋海流，因对马海流为暖流，势力大，它便将来自鞑靼海峡的寒流——里曼海流挟裹在海流底部后携同一起北上，最后与里曼海流一同消失于宗谷海峡附近。

乘着这一日本海的左旋海流，中日之间开始了最原始的自然的交流。不过，这种交通往来，似乎只有从亚洲大陆漂流到日本列岛去的人员及物品，而没有或少有由日本列岛到亚洲大陆的人员及物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现有出土文物的分析结果来看，在中国和朝鲜还没有发现过日本绳纹时期的日本列岛上的遗留物。因此无法断言，当时日本列岛上曾有过人逆海流或利用季风到过亚洲大陆。而大陆一方的遗留物却在日本有诸多发现。

以铜铎的问题为例，在日本的靠近日本海的山阴、北陆地区，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许多铜铎。这种铜铎也称铜铃，上圆下扁，在朝鲜的平壤地区已发现了35个以上。这35个铜铎高9至14厘米，分散在1 1个遗迹里。1977年，在日本也发现了朝鲜式的铜铎。在大陆这些铜铎是为防止牛被偷走而挂在耕牛脖子上的物件。它的源流可追溯至朝鲜半岛乃至中国，从铸造技术和纹路上可证明它们的一致性。据推测，这些铜铎是乘日本海左旋海流而来到日本的山阴、北陆海岸的。或许它们是随遇难船只而漂移过去的，或许，是一些大陆的移民带过去的。

在未开化的日本原始社会里，这种可发出声响的铜铃无疑引起了原始居民的极大兴趣，乃至变成了日本原始居民崇拜的对象。在公元2—4世纪期间，日本兴起了制作铜铎的热潮，铜铎成了祭祀用的祭器。为增强祭祀的效果，由日本制作的铜铎的尺寸变得越来越大，有的高达140多厘米，并且，铜铎内侧的舌头被取消了，完全失去了实用性。据调查还发现了如下的一个规律：从离北陆山阴海岸近处出土的铜铎体积小、形态粗糙、年代久，而从靠日本本州岛内陆地区（即中央近畿地区）发掘的铜铎则体积大、形态华美、年代新。这说明了铜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接受与演变的历程及日本海左旋海流的历史功绩。

为进一步证明日本海左旋海流的确实存在，可举出以下史例。据木宫泰彦的调查：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布了313个水雷，战后因没及时处理，水雷均顺日本海左旋海流飘散各处。其中，在朝鲜半岛的东岸及郁陵岛发现了59个，在日本本州岛的沿岸一侧发现了198个，共收回了257个，可见其左旋海流的力量与作用。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航海能力的提高，通过朝鲜半岛这一陆桥和朝鲜海峡中的诸多岛屿（断桥），中日间人为的横渡朝鲜海峡的交流逐渐形成。朝鲜海峡是日本海和黄海的连接要冲，流淌着每日42公里的激流，小舟难以航行。但大陆一方的居民为寻找良田，或为寻找仙药，或为海难所迫冒着危险，开始人为地横渡朝鲜海峡驶向日本。他们从现在韩国的蔚山出发航行50公里左右，横渡朝鲜海峡至对马岛，又从对马岛航行46公里，横渡对马海峡至壹岐岛，而后再经过一些小岛，最后到达日本九州的福冈地区，在日本的九州一带传播农耕文化，繁衍子孙，成为那里的新居民。

在日本的福冈地区，日本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2000多年前铸造的铜剑、铜矛，这些武器的尺寸适中，刃锋利，与人们在朝鲜半岛发掘的完全一致。这一考古发现印证了史前大陆居民横渡对马海峡的史实。但令人关注的是，在离福冈远一些的地区所发掘出的铜剑、铜矛外形变得宽、大、薄，有的铜矛高达四十多厘米，完全没有实用价值。据考证，这些日本制造的铜剑铜矛曾被用做祭祀的法器。这一现象证明了日本吸收、融合、改造中国文化的过程。

在大陆居民开始横渡朝鲜海峡，开始与日本列岛上的居民开展交流的同时，列岛上的居民恐怕也在积极地尝试横渡赴大陆一方。但由于日本居民是逆流西渡，又加上交通工具的落后，恐怕其横渡成功得晚一些。关于史前日本列岛居民渡海的史实，《古事记》上的一则神话可作为参考。

据《古事记》（712年）记载：天照大神派弟弟素盏鸣尊远征西国，天照大神当即把弟弟的佩剑咬碎再吐出而造出三个女神，命她们为弟弟保驾护航。命一女神（湍津姬）驻守宗像，命一女神（田心姬）驻守大岛，命一女神驻守冲之岛。通过这些地理上的分布可得知，素盏鸣尊要去的地方是弁韩，弁韩古称海北，即现在的韩国庆州蔚山地区。在《日本书纪》（720年）里称此海路为“海北道中”，或单称“道中”。从这一则神话史料可以看出，远古时期的日本列岛上的居民为了追求先进文明，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逆流而上的勇敢精神。

关于先秦时期的中日往来，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些零散的记载。据《山海经》第十二《海内北经》记载：“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盖国”，即玄菟郡（西汉时朝鲜半岛上的一个行政区）西盖马县的前身，在朝鲜半岛盖马大山之东；“巨燕”意为“大燕”，指古燕地；“倭”为日本的古称。这条史料表明，先秦的中国人已经知道日本在朝鲜的南侧，倭属燕的势力范围。史料还说明当时燕地与倭的来往尤为密切，人们有去倭者，也有去倭而返回者。甚至有由倭的来者，往来传播倭事。在传言倭事中恐怕就润色出了海上三神山的传说。如果考虑“燕”与“倭”的往来史实的话，那时的中日两方居民恐怕已在频繁地利用横渡朝鲜海峡的航线。

王充《论衡》中则有关于周朝时中日往来的记载。其《儒增篇》中言：“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其《恢国篇》中言：“成王之时，越裳献雉，倭人贡畅（鬯）。”白雉是一种珍奇的飞禽，鬯草是一种美丽的香草，周成王大约活跃于公元前11世纪前后。处于偏远地区的族群势力向成王献贡之事，彰显出了周王朝的王权势力的强大。但由于此史料是《论衡》（公元1世纪）对其千年以前史事的追记，行文过于雕饰，其前后又缺乏其他史料、史迹的旁证，所以，一般说来，不将其作为有关中日文化交流史最初的记载，但仍应被视为反映中日之间早期交往的文献史料。

先秦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苦于兵乱的北方齐、燕、赵等国居民纷纷避居朝鲜，其中一部分又以朝鲜半岛为中介地，横渡朝鲜海峡，东渡日本，在那里定居繁衍，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首批“文化交流大使”。

实地考察对马岛和壹岐岛

对马岛和壹岐岛是朝鲜海峡上的两大岛屿，是连接亚洲大陆和日本列岛的两大中继地。

对马岛靠近朝鲜半岛一方，离韩国釜山仅49.5公里，在晴朗的夜晚可以从对马岛望见釜山的灯火，乘船只需1小时即可到达。对马岛是日本最早接受大陆文化的地方。有日本最古老的石器文化、青铜器文化，出土文物颇为丰富。3世纪时，中国的魏国使者路过对马岛，后在《魏书·倭人传》中描写对马岛的地形为：“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事实上，对马岛就是一个典型的里阿斯式海岸地形。《倭人传》中描写对马岛的经济情况为：“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直至今天，对马岛因地势陡峭，少有耕地，粮食不能自给。但渔业发达，盛产鱿鱼及各类海藻。

607年至615年间，日本朝廷派小野妹子4次出使，小野妹子均以对马岛为出发地，入黄海，赴中国。630年至669年间的6次日本遣唐使亦都经由对马岛赴长安。对马岛南北82公里，东西18公里，现住4万余人。其史前遗留下来的铜剑、铜镞、铜镜等是其重要的文化遗产。

从对马岛向东航行60公里便是壹岐岛。从壹岐岛再向东航行26公里便是福冈。比起对马岛来说，壹岐岛离日本的中央政权较近一些，由此其社会组织的发达程度亦较高一些。最近发掘整理了壹岐国的王都所在地——原辻遗址。这一公元前3世纪的遗迹围有坚固的壕沟、整备过的稻田、具有一定规模的港口、高脚式祭场建筑。同时发现有汉代的五铢钱、大泉五十、货泉等铜币，以及东汉的铜权。

“壹岐”二字为“一支”的改写，《魏书·倭人传》对其有如下的描写：“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尤不足食，亦南北市籴。”比起对马岛来说，壹岐岛的地势较平坦，可耕田较多，农业经济开展较早。在壹岐岛发现的铜镜中有日本本地的仿制镜，这说明公元前3世纪的一支国已有了相对强大的政治实体的存在。

据确切史料记载，239年，日本邪马台国的遣魏使难升米曾经由壹岐岛，中国魏使出访日本时也经由了壹岐岛。其后，日本遣隋使、遣唐使亦多次经由此地。明代时，壹岐岛参与倭寇贸易，岛上出土有一个15世纪泉州窑的坛子，内藏有4165枚明朝的铜钱。壹岐岛南北17公里，东西14公里，现住人口35000余人。原辻古都遗迹、风土记民俗村、古坟群是其重要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