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2年底，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等任务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总路线的要求，从1953年开始，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同时，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共中央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于1953年开始实施旨在快速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底，各项经济建设指标都大幅度超额完成，“一五”计划顺利结束。

为了进一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从1957年底开始，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大跃进”运动。然而，由于忽视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味强调工农业指标的“赶美超英”以及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大跃进”运动没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更大“跃进”，相反，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渡过难关，从1961年开始，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扭转国民经济的失衡局面，到1965年，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得到了有效缓解。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精简城镇人口”即为一项重要的举措。1961—1963年，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全国有两千多万城镇人口被精简，其中绝大多数被精简到农村，可谓规模宏大。

对于这一次的精简工作，毛泽东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啊！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1]周恩来对此的评价为：“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2]“精简城镇人口”，对于缓解国家财政与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供应的压力，对于实现国民经济调整的目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精简工作之所以最终在政策层面取得成功，是社会动员、中国的国家体制、中国的城乡差异以及民众的社会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综观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对于“精简城镇人口”的描述，仅仅停留在把其作为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的一项措施进行论述。时至今日，重新回顾历史，我们却发现这段历史本身的复杂程度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来认识与审视这一段历史。

客观地再现“精简城镇人口”这段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问题，是笔者将20世纪60年代初期“精简城镇人口”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初衷。然而，如果把这一段历史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考察，无论是在资料的搜集上还是在论述的深度上都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往往会陷于泛泛而谈。因此，笔者选择将这一课题具体化为一个区域性的实证研究，既易于获得更为详尽的资料，同时也能够增加课题研究的深度和力度。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学术界的研究氛围也呈现出日益开放的趋势。80年代初，关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已有了一些成果，但大多只是对精简政策本身所作的介绍性论述，且较为简略，并未进行深入的剖析。90年代中后期以后，部分学者开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关注精简城镇人口问题，对精简城镇人口的原因、过程及结果作了初步的分析与探讨。进入21世纪，有学者关注到了某一地区精简城镇人口的问题，因而出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区域性研究成果。这一研究趋势表明，关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已逐步受到学界的重视。

关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城镇人口的变化，李若建有过初步的测算：1961—1963年中国各省的城镇人口数都呈减少趋势，其中四川省减少的人口数最多，为175万人，浙江在四川、贵州（减少156万人）之后位居第三位（减少了148万人）；另外，同一时期从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减少的比重而言，贵州最多，为56.5%，浙江在贵州、青海（55.7%）、宁夏（33.3%）、河北（28.3%）、陕西（27.7%）后位居第六位（为25.2%）。虽然城镇人口减少的原因包括了建制变化、人口出生与死亡的自然变化等原因，但李若建指出，人口迁移是这一时期城镇人口变化最主要的原因。^[3]可见，作为研究样本的浙江省在这一时期城镇人口的减少，无论是城镇人口减少的数量上还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减少的比重上，在全国都处于较高的水平。^[4]然而，对于浙江的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目前除了一些回忆录与地方史志的记载之外，并没有从历史学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对浙江精简城镇人口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既有其必要性，同时也有其意义。

首先，本课题的研究可以为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关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当代史波澜壮阔、曲折摇曳，与每个人的当下境况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最受人们关注。书写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群体不能逃避的职责”。^[5]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对中国当代历史，学界一般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30年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时期，后30多年为“改革开放”时期。而在前30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过程中，可谓“成绩伟大，问题不少；经验丰富，教训深刻”。^[6]因此，更好地研究这一段历史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基于这样的一种历史责任，近年来，当代中国史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历史的研究日益为学界所重视。在这一领域，除了研究范围日益拓宽外，研究的视角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原来单一的党史、革命史的研究视角开始向多元方向转变。本课题将有关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与区域史研究有机结合，尽可能运用第一手档案史料，既要理清这一运动的发展脉络，又要呈现区域特征，剖析历史，通过实证分析，为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提供典型的个案与翔实的数据，通过典型个案的剖析为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展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使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趋于客观、生动与深入。

其次，本课题尝试为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关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综观这些成果，大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概括性研究，可以说这是目前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然而，由于研究范围的广阔，这一类的宏观研究在资料的收集、整理、鉴别以及对于论述层面的把握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往往容易陷入简单的定性研究之中，产生从结论到结论的弊端。因此，本课题在兼顾全国精简工作整体情况的基础上，将这一问题聚焦于某一区域内进行研究。浙江省相对于全国而言，资料较为集中，对于此问题研究的各个层面也较易把握，而且还可以通过大量的定量分析得出有关结论。因此，将精简城镇人口问题放入浙江省进行考察，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同于以往宏观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以更多细致的定量研究代替简单的定性研究。同时，对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结合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有关理论方法，探讨导致精简工作在政策层面取得成功的一系列重要因素——社会动员、中国的国家体制、城乡的差异性、民众的社会心理等，从而将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再次，对于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精简城镇人口问题本身而言，本课题的研究可以理清与这一课题相关的系列问题。第一，浙江当时被精简的城镇人口有92.3万人，然而事实上，整个精简工作还涉及被精简人员的家属以及虽然参与了精简工作但最终没有被精简的人员等，因此牵涉进精简工作的人员远不止这个数字。如此众多的人员在精简工作中，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以及怎样的精简过程？当浙江大量的城镇人口被精简到农村后，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如何，对于原本就人地矛盾突出的浙江农村产生了何等的冲击？这一时期浙江省的精简城镇人口工作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区域特点？这些问题都还未有专门的研究。因此，浙江省的精简城镇人口问题还只是一段模糊的历史。本课题力图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梳理这一段历史的脉络。第二，当已经进入城镇的人们再一次返回农村，是否真如毛泽东所说的“呼之则来，挥之则去”那么简单，他们的真实想法如何？他们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第三，20世纪60年代的精简城镇人口工作，是一次“政治主导”下的人口迁移活动，浙江被精简的92.3万人中，绝大多数都回到了农村，他们对当时农村的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同时，精简工作又留下了什么样久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浙江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实际的意义。

综上所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从浙江的个案入手，深入剖析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非常态人口逆向流动的历史真实，为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通过更多更为细致的定量研究，避免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陷入从结论到结论的弊端。同时，希望通过对浙江省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系统梳理，关注亲历者真实的思想状况、总结这一工作的特点及其对浙江省产生的影响，从而为更好地推进浙江省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