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先生之风

于子三之名永垂不朽

竺可桢

前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的惨死，已经整整十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1947年10月29日半夜到伪浙江保安司令部后面木门重重的小监狱室里，看到在木板床上横陈在血泊中的于子三尸体的惨状，我当时几乎晕倒，经同去的李天助医生给我打了一针，约十分钟后始能走动。这是我生平所目睹的最惨痛的一桩事。

于子三是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三年级的学生，山东人，平常成绩优良，热心于公众事业。1947年10月26日早晨二点钟和另一浙大同学郦伯瑾及浙大农经系毕业生陈建新、黄世民在杭州延龄路大同旅馆被特务逮捕。我当时是浙大校长，于当日下午三时知道此事。26日是星期天，我向伪警察厅、保安司令部到处打电话询问，均无结果。晚上，我到大同旅馆查问，才得知于子三和郦伯瑾二人于25日去祝贺农经系毕业生汪敬羞的结婚，因时间已晚，即留宿校友陈建新、黄世民租住的大同旅馆。他们住下后不久，就有伪警二分局特务定了隔邻房间，于次日清晨二时拘捕了他们四人。

照当时反动政府法令，警察厅捕人在二十四小时内必须移交法院。27日是星期一，浙大全校师生均奔走呼号，要求伪警察厅把四人移交法院，同时浙大同学决议：如不送法院，将于30日起罢课。但是当时国民党保安司令竺鸣涛、警察局长沈溥和军统特务党政军汇报干事俞嘉庸（俞嘉庸是国民党中统局浙江室主任，不是军统。——《学生魂》编者注）都穷凶极恶地要秘密拷讯于子三等四人，威吓他们招供是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的，所以直至29日尚未解送法院。29日晚上八时左右，我接到伪浙江省政府秘书长雷法章的电话，说于子三等四人已交法院，并说他们就要来浙大。我当时信以为真，就把这消息通知了学生自治会代表，而他们对此消息则表示怀疑。过了十五分钟，雷法章还不来，我就和浙大训导长顾谷宜去见伪省府主席沈鸿烈。不料他一见面就告诉我们于子三已经自杀。我们得此凶讯后即回浙大约了校医李天助和学生自治会代表叶玉琪、雷学时，由伪省府所派军统特务俞嘉庸陪同前往鼓楼伪保安司令竺鸣涛的办公室。我们到时，伪地方法院俞履安、法医检查员与竺鸣涛均已在办公室。据竺鸣涛说，于子三是以一块小玻璃片戳破喉管自杀的，并说在自杀以前下午五点钟，俞嘉庸还审讯过于子三，审讯后曾交给白纸三张要他写浙大自治会和学联的关系，不料他回房后未吃晚饭即行自杀云云。我当时就呵斥竺鸣涛、俞嘉庸为什么不依法将于子三早送法院，于之死应由他们负责。

那时，已近午夜，我和顾谷宜、李天助、叶玉琪、雷学时与法医同至监狱检查于子三的尸体。监狱即在伪保安司令部后面平房内，警备极为森严，进出须经过木门数道。至一小房间，内置木板床二张，于子三仰卧在右边床上，二眼张开，席上左边血流成片，喉部正中有割破处一公分左右。据李医生检验，伤口直入二寸许，割破大血管，故血流甚多。我目睹此惨状，悲痛和愤怒交并，体力不支，被扶入另室，倒卧床上约十分钟后始能离监狱回至竺鸣涛办公室。此时，竺鸣涛和俞履安已预先写了一张检验证，上有于子三系以玻璃片自杀等字样，要我签字，我坚决拒绝。我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但不能证明他是自杀。我并责问于子三自杀的玻璃片从何而来，在场的人无一能回答。校医李天助检验以后也觉伤口情形不像自杀。当我们离开伪保安司令部的时候，心中的沉痛是难以言语形容的。

于子三的被杀，引起了一系列的学生运动。这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时代学生运动中惨痛的但也是光辉的一页。它一方面象征着一个纯洁青年如何敢于为真理正义而至死不屈地奋斗，一方面也暴露了蒋介石反动政府利用军统特务无恶不作，视人民为仇敌的丑恶面目。但是，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了。正义终于战胜了横暴，解放的光芒照耀了黑暗。于子三之名永垂不朽。

1957年10月4日

（作者1936—1949年任浙大校长，1949—1974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于1974年逝世。本文是他于1957年为于子三烈士殉难10周年纪念所作。转载自《学生魂》，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原载《于子三事件史料图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