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末民初东欧文学汉译的滥觞

近代以来的中国，有关中东欧16国的记载，始于19世纪中叶。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有林则徐的《四洲志》（1841）、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8）等世界地理类著述涉及中东欧地区的地理、民族、历史与文化知识的记述。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清政府向英、德、美、日、法、俄等16国派遣的使臣与领事在给朝廷的“咨送日记”中，也对中东欧有更直接的相关记载，比如黎庶昌的《西洋杂志》、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日记》、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另外，在薛福成等翻译的《巴尔干列国志》（1901）中也有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等国的介绍。但若撇开上述日记或者游记文本所具有的文学属性，这些文本所书写的内容基本都没有涉及对象国家的文学历史与现状。

自19世纪末开始，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动，中国与东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从东欧诸国的历史文化在中国译介向度看，这种变化也是空前的。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译介的主体不再只是西方的传教士，中国敏感的知识界开始主动关注、介绍和讨论东欧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其次，从文学关系的角度看，20世纪初开始，东欧诸国的历史文化及其形象，开始与中国文学发生直接关联，随后又正式开始译介东欧文学作品，由此两者之间文学关系才开始真正体现“相互”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民初开启了现代以来中国与东欧文学关系的新时代，也成为东欧文学在中国译介及其影响的滥觞。

这一新的历史开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世界境遇紧密相关。19世纪中叶以降，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一系列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中华帝国遭受空前的威胁与挑战，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亡国之虞更加笼罩着整个帝国。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溃败，《辛丑条约》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对中国的榨取、掠夺和奴役加重，标志着中国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化，民族危亡愈益严重。

中国历来就有总结、编撰前代历史为当代统治者鉴的传统，在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致面临瓜分的危险。清醒的官僚士绅忧心焦虑，维新派人士更是大声疾呼。为了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挽救危亡，往往利用一些国家被瓜分、灭亡的历史，用来作为中国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的史鉴，以警戒清朝统治者，唤醒国人。张之洞在1904年为自强学堂所作的《学堂歌》就有“波兰灭，印度亡，犹太遗民散四方。埃及国，古老邦，衰微文字多雕丧。越与缅，出产旺，权利全被他人攘。看诸国，并于强，只因不学无增长。中国弱，恃旧邦，陈腐每被人讥谤”[24]的辞句，并被广为传唱。“亡国史鉴”便成为中国近代，特别是20世纪初年救亡图存的一种主流话语。当时介绍的亡国史对象包括波兰、朝鲜、埃及、印度、越南、缅甸和菲律宾等国。据统计，1901—1907年间，国内出现了30余部“弱小”国家的“亡国史”译述，原作者几乎全是日本人。[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