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框架

从研究回顾可见，学术界对统筹城乡发展及其制度创新的共识包括：

（1）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农村，而“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跳出农村加以审视，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关键是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道路，为农村现代化创造条件；（2）统筹城乡发展、新型城市化进程面临制度上的系统性挑战，基于城乡二元体制惯性的制度滞后和路径依赖是导致城乡失衡的根本原因，涉及城市设置制度、土地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等诸多领域；（3）统筹城乡发展就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及其空间格局的过程，根本任务是推进各领域改革，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有序流动、高效重组，政府加快转变职能，渐进提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为：（1）在研究对象上，对于城乡发展的结构变动往往局限于二元经济的城与乡两个方面，把城市抽象为同一均质的空间，对于城市体系内部的结构变动规律及其与城乡一体化的关系关注较少，对城乡结构变动的实证测算及其与制度创新关系的联动考虑较少，而城市体系结构优化本身是城市化健康推进的重要内容。（2）在研究方法上，制度创新的研究方法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开始有学者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规范分析范式开展研究，但总体上还存在着“就制度说制度”，没有将“发展”与“制度”二者融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制度创新方向及改革具体路径缺乏内在统一的逻辑等问题。（3）在研究内容上，多数研究集中于改革的总体方向，对改革具体路径以及各领域改革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

根据以上分析，本书认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城市化就是现代城市体系生成的过程，其内涵不仅是人口的空间转移，本质上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城乡各类要素的流转、重组、集聚，其根本动力是要素潜在租值释放，阻力是交易费用。诺思（1972）认为，经济指标变动更多的是现象本身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因，同理，城乡一体化、新型城市化的比例性指标也多是现象本身，而非问题之原因。因而，当前学术界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心设定于制度创新，即降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费用。

鉴于此，将本书研究问题界定为：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费用，促进城乡要素的高效重组与集聚。为解决这一理论问题，本书尝试建立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需要能够内生解释“城乡发展”与“制度创新”两个领域，进而衍生出制度创新的总体框架，并在这一总体框架下明确各个领域的制度创新路径（见图1—1）。

图1—1 研究框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