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研究意义
近十年来，内需不足制约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扩大内需问题。我国内需不足的特点是消费需求不足，在消费需求不足中又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近年来政府制定了许多旨在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战略举措，如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依靠消费和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实施互联网+商业模式，发展分享经济与互联网金融，着力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这些举措在扩大内需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消费需求不足依然存在。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到2015年年底，城镇化率达到56.1%，比1978年提高了38.6%，城镇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1.7亿增加到2015年的7.7亿，30多年来增加了6亿人。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口由乡村向城镇的迁移过程，也是人口就业结构转化，人口整体素质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消费需求和增长潜力，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升劳动者素质，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调整经济结构，为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开拓广阔的空间。农民工作为城镇化的主体，长期以来农民工的消费问题并未受到重视，究其原因：一是农民工长期以来的候鸟式消费模式，以及节俭的生活习惯，被看作是消费欲望低和消费能力不足而不被关注；二是农民工长期被看作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更多是与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而不被关注；三是中国的公共品供给是挂靠在户籍制度上的一整套系统，制约着农民工的消费选择。2016年10月，国务院颁发了促进1亿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举措，这些举措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同时，无疑也促进了农民工消费需求的增长。
二、主要内容
本书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在跨时选择与空间选择的消费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分析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消费问题的理论框架，分析农民工的消费选择行为和消费选择意愿，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具体章节如下。
1．消费的跨时选择理论
经济学的跨时选择理论重视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强调消费者为了战胜贫困和不确定性需要具有很强的远见和自我约束的能力。然而，生产的扩大和技术进步带来了物品的极大丰富，厂商为了把产品销售出去，需要不断调动和创造消费者的欲望，对于这种创造消费者欲望的一面，跨时选择理论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跨时选择理论是对经济学跨时选择理论中理性人和时间偏好不变性假设所展开的讨论，认为消费者易受外部环境影响，消费者在进行消费选择的时候，不仅是瞻前顾后的，也是环顾左右的，消费具有社会意义。农民工的消费行为要受城市居民的示范效应影响，因而对农民工消费行为的思考不仅要关注理性消费，还要关注感性消费，不仅要关注其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还要关注其地位性寻求的消费。
2．人口迁移与消费的空间选择
人口迁移不只是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发生变化，也带来了消费资源在空间配置上的变化。人口迁移的距离、迁移的时间、迁移的原因、迁移的过程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消费选择行为，特别是在城市消费和在乡村消费的选择问题。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他们一方面要寻找就业机会和合理安排收支来保障生存；另一方面追求着新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以获得尊严，同时他们还向家乡输送财物来反哺父老。农民工消费行为的跨时选择与城乡选择相结合，生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消费选择理论。
3．农民工的就业与收入研究
人口流动是人口的空间转移和职业转换，但从本质上来看，是与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化分不开的，农业部门的低效率和落后的生产方式推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转移。该章首先对农民工在产业和行业的分布进行基本的描述，探讨地区或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与人口流动的关联；其次对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进行比较和分析，就业与收入是影响消费选择的重要因素，就业的稳定性将会带来持续较高的消费倾向，收入对消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论是绝对收入假说还是相对收入假说都在证明收入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中，需要对农民工的就业与收入状况进行测算和分析。
4．农民工家庭特征研究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基本单位，连接家庭成员的纽带有两条，一是婚姻，即夫妻关系是家庭的基础；二是血缘关系，血缘关系从婚姻关系中而来，对家庭的存在与维系具有加固的作用。除此之外，家庭成员还需要共同居住和共度时光，即时间和空间上的同时结合，这也是构成家庭的基本要素。本章主要讨论流动人口的家庭特征，由于消费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核算，因此家庭成员在现居住地和老家的分布决定着家庭资源的配置方式，家庭人口的家庭迁移模式是决定消费的重要因素。
5．对农民工消费能力的测算
农民工到底有多大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潜力，在全社会消费总量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及市场需要做好怎样的准备，才能满足农民工的市民化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章测算和分析农民工已实现的消费能力和潜在的消费能力，其中包括农民工的私人消费能力和公共品的消费能力，探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的消费总量。本章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家庭人口、流动范围、代际差异等角度对流动人口的消费能力进行了比较与分析。
6．家庭迁移模式对消费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在流入地务工，但并未与流出地脱离关系，那里有妻子儿女和父老乡亲，因此获得收入后需要通过汇款在流出地和流入地进行资源配置和消费选择。另外，近二十年的流动，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的异质性越来越大，而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消费行为也是不一样的。本章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其一，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行为的比较；其二，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行为的比较。其三，对汇款行为的研究，希望通过对新老农民工给老家钱财的不同特征，来理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生活安排以及他们对城乡的态度。
7．农民工服装消费意愿研究
服装是和面子有关的生活必需品。对多数农民工而言，受歧视和被看不起所带来的排斥感和隔离感要远胜于物质差异所带来的不平等感。农民工不被城市人接受和认同，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穿衣打扮上。农民工要想成为城市的一员，必须向城市平均生活标准看齐，服装消费的面子意义最为明显。因此农民工的服饰消费具有较强的地位寻求动机。地位性消费是指由消费产生的效用不仅仅依赖自己的消费水平，而且还依赖他人的消费数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在生活方式上以城市人为参照群体，培养出与城市人相同或相仿的品位，以此增加自身的社会认同，减少融入障碍。在感受到受歧视时，他们会加大对自身外在形象的投资，以期获得当地人的认同。本章借鉴罗伯特·弗兰克（Robert.H.Frank, 1985）对地位性商品的分类，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农民工消费行为中的地位性寻求动机进行了分解和分析。
8．农民工的教育支出意愿研究
随着农民工生活条件的改善，消费水平的提高，他们从商品和服务中获得的效用不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消费，而且还取决于他人的消费，包括超越他人的满足感和落后于他人的嫉妒感。由参照群体带来的示范性消费和攀比性消费，被称作地位性消费。从消费的视角看教育，教育属于地位性消费品，具有外部性特征：一个人所获得的优质教育可能会减少另一个人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取工作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还取决于竞争者的受教育水平。农民工将城市居民的教育支出作为自己的参考对象，其教育支出意愿中具有较强的地位寻求动机。本章的计量经济模型计算研究显示，城市居民的教育支出对农民工的教育支出意愿影响显著。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重视教育的态度给农民工带来了示范效应，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子女的命运，因而对教育的需求也将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不断增加。
9．农村居民储蓄动机研究
农民工通过汇款增加了留守家庭的收入，增强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选择权，他们在资源配置上，除了一部分用于当前消费外，剩余部分用于储蓄。储蓄用于未来的消费，是用于跨时消费选择的资本。本章讨论的问题是，留守家庭的储蓄用途是什么？背后的动机有哪些？我们通过对农村居民的储蓄动机的调查，希望了解农村居民对未来生活的安排以及对风险的预期。
10．农村留守老人的消费需求研究
城镇化的发展不能仅以城镇人口增加为目标，而必须担负起农村家庭养老的重任；人口流动也不能仅以经济动因为目标，而必须担负起家庭保护、家庭供养和家庭教育的职能。本研究通过对河南、江西和四川三个人口流出大省留守老人消费需求状况的调查，从流出地的视角探讨流动人口的消费选择问题。
三、基本发现
（1）农民工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他们的消费不仅能够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发展，缓解了流入地的内需不足问题，而且带动了流出地的经济增长，改善了留守家庭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民工消费潜力的进一步实现，一方面取决于对流动人口公共消费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取决于收入的增长机制、就业的稳定性、社会融入状况、流动人口的内部结构变动，如新生代农民工所占的比例等。
（2）家庭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家庭消费选择影响较大，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民工子女成年以前的各个家庭阶段，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团聚家庭具有更高的储蓄意愿和储蓄倾向，体现了储蓄的本地延期性消费动机。而老一代农民工则相反，分离家庭具有更高的储蓄意愿和储蓄倾向，体现了储蓄的老家延期性消费动机。农民工家庭在本地消费水平不仅低于本地户籍城镇家庭，也低于本地户籍农村家庭，且消费跨时选择具有明显的代际差异。
（3）从农民工的衣着支出意愿和教育支出意愿中，不难发现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地位寻求动机，地位性消费是指由消费产生的效用不仅仅依赖自己的消费水平，而且还依赖他人的消费数量。在农民工的消费参照群体中，城市居民具有示范作用，他们将城市居民的衣着消费和教育支出作为自己的参考对象。统计分析显示城市居民的衣着支出和教育支出对农民工的衣着支出意愿和教育支出意愿具有较强的影响，然而内部也存在结构性特点，即随着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他们对服饰消费的意愿相对下降，而对教育需求的意愿增强。
（4）消费不仅要受到当前收入增长的影响，而且要受到收入预期的影响，只有稳定的收入增长率才会带来稳定的收入预期，进而会带来稳定的消费增长率。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建立农民工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长效关联机制，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和健全社会保障建设来促进农民工消费水平的提高。
（5）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家庭分离的重要因素。目前来看，到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的障碍目前已不存在，但农民工的积极性并不高，大部分农民工分布在大中城市打工，而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又不放开，这无疑造成农民工的消费选择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大中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要稳步推进，给农民工以选择权，以促进农民工对未来有一个稳定持续的预期，带动消费的稳定增长。
四、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书是一部以定量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著作。数据来源于多个渠道，最主要的来源是2010—2013年由国家卫计委组织的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该项调查的抽样总体为在调查前一个月前来本地居住、非本区（县、市）户口且年龄在15～59岁的流入人口。初级（乡镇/街道）抽样框来源于国家全员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统计报表数据。二级（村/居委会）抽样框的编制由各省人口计生委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编制。抽样方法为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
由国家卫计委组织的该项调查具有样本量大和代表性强的特点。由于该项调查不是基于固定样本跟踪调查所进行的设计，且在调查内容上是根据当时国家流动人口政策以及流动人口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设计的，因此本书在调查数据的使用上，主要是以各年的问卷内容与各章节的相关性来进行选取的，如第三章、第五章以2011年73630个雇员身份研究工资收入问题和消费水平问题；第四章以2012年158556个流动人口家庭研究家庭的城乡分离结构；第六章以2010年6个城市8200个样本研究家庭流动模式对消费跨时选择的影响；第七章和第八章以2013年8个城市的16878个农民工和7433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意愿进行研究。
本研究的另一个数据来源渠道是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有《中国统计年鉴》中历年人口总量和结构数据，也有第六次人口普查分省数据的描述和汇总，这部分内容出现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另外，为了了解流动人口的储蓄动机，笔者还专门设计问卷对天津和西安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进行了抽样调查，这部分分析内容出现在第九章。除了定量分析外，为了了解农村留守老人的需求状况，本书还运用了深度访谈和田野调查方法获取资料。课题组分别在河南、江西、四川省各选取2个县，再在每个县选取2个村子，共计12个村子进行田野调查，对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和访谈，相关内容出现在第十章。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统计分析法，包括时间序列分析法和截面数据分析法，具体包括列联表分析、多元回归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