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合作。这不仅是因为单个人很难应对环境的各种不确定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同人群之间为了稀缺资源而竞争，不得不采取合作的方式。在远古社会当中，人们为了生存需要采集和狩猎，而这些生产活动往往需要采取团队的形式。在一个团队中，每个人只有相互合作才可能获得最大产出。假如其中一些团队成员偷懒，那么就可能无法完成生产活动，从而可能危及整个种群的生存。可以说，人类社会合作的产生未必是社会成员内在的道德感悟所致，生存竞争的压力以及生产技术的要求也会迫使社会成员采取合作行为。也因为人类习惯于合作，社会才得以不断有序地进步。

不过研究者感兴趣的是，假如没有生存竞争的压力，那么社会成员是否会选择合作？假如合作出现了，那么合作何以得到维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很早就开始关心这两个问题，并给出了时至今日仍然被经济学家所遵从的主流答案，那就是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竞争机制。如Binmore(2006)所指出的，霍布斯(1985)一直强调社会合作，但认为社会合作的出现和维持与人的道德因素无关，在自利的条件下，合作仍然可以实现。按照卢梭(2015)的说法，合作仅仅是社会成员为了一些共同的利益而产生的。卢梭的狩猎社会后来被博弈论学者模型化为猎鹿博弈，就是讨论自利的个体之间如何为了共同利益而实现合作(斯科姆斯，2011)。这一点在亚当·斯密那里表现得更为清晰。亚当·斯密(1972)指出，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引导自利的个体走向合作。这被后来研究合作问题的主流范式——非合作博弈——吸收并强化了。不过，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笃信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教条，他们并不认为合作问题是一个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兴起的时期并没有对合作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

真正让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关注合作问题的是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 1944, 2004)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出版，在这本开创性著作中，他们第一次系统地建立了博弈论模型。也正是这本著作首次让社会合作问题有了严密的数学语言表述和论证，以至于莫林(2011)后来把其合作博弈教材命名为“合作的微观经济学”，非常形象地表述了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的核心思想，即博弈论就是用于分析合作问题的数学模型和系统理论。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著作的出版极大地刺激了研究者对合作问题的探索，三个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其中一个是纯理论的，另外两个是实证的。纯理论的研究就是众所周知的纳什对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思想的重新证明。纳什(1950a, 1950b, 1951)并不认为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的数学模型准确刻画了人类合作行为，这是因为现实当中我们所观察到的人类行为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非合作，而不是合作。或者准确地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所强调的合作是不稳定的。纳什从非合作视角出发证明了博弈均衡的存在性。在实证研究方面，第一个标志性的成果就是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问题的提出。1950年，就职于兰德公司的Merrill Flood和Melvin Dresher合作设计出了囚徒困境博弈的模型和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纳什均衡的预测得不到支持，被试在实验中没有达成合作，但也没有相互背叛(Flood, 1958)。第二个标志性的成果就是谈判博弈实验的设计和运用。Schelling(1960, 1961)采取纸笔的方式首次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博弈实验，同样发现公平分配可以成为一种均衡，并且发现假如引入承诺机制，那么这种均衡是可以形成的，Schelling称之为“聚点”。

虽然博弈论中早期的实验证据和纳什的思想有冲突，但这种分歧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研究者着迷于纳什的非合作世界，这种着迷也因为其他领域的共鸣而得到了强化。首先，Samuelson(1954, 1955)证明，从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出发，在公共品供给中会出现自愿供给不足的情形；其次，在集体行动场合，参与人会搭便车(奥尔森，1995)，并且集体行动本质上是一种囚徒困境(Hardin, 1971)；最后，在公共池塘资源类型的环境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地利用资源，最终结果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引发公地悲剧(Hardin, 1968, 1998)。Dawes(1980)、Dawes和Messick(2000)等把囚徒困境问题、公共品困境问题以及公地悲剧问题统称为社会困境，社会困境就是社会成员之间无法形成合作，从而导致较差结果的出现。

可见，早期的研究关注社会经济现实中社会困境的普遍存在，并且把这种困境看做广义上的囚徒困境。困境意味着社会合作的失灵，人们开始进一步探索走出困境的可能性。博弈论学者基于囚徒困境的研究，开始寻找非合作博弈中合作行为出现的条件，比如Kreps等(1982), Howard(1988), Taylor(1987), Mukherji、Rajan和Slagle(1996)。特别是Kreps等(1982)提出了重复博弈中合作的形成条件，并证明了重复博弈可能是解决囚徒困境的关键。为什么重复博弈在非合作的情形下可能出现合作？其关键在于参与人采取的策略。Axelrod(2007, 2008)、Axelrod和Hamilton(1981)、Axelrod和Dion(1988)在一系列电脑模拟中发现，假如参与人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那么合作行为出现的概率就会变大；斯科姆斯(2011)从猎鹿博弈出发同样讨论了类似的问题；Nowak(2006)、Nowak和May(1992)、Nowak和Sigmund(1992, 1993)、Nowak(2010)、Nowak和海菲尔德(2013)则证明，宽宏以牙还牙策略和赢定输移策略比针锋相对策略更容易引致合作。

基于非合作博弈进行合作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是因为假定社会成员原本就如《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居民那样，那么合作就不构成一个问题。合作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且是现实社会的核心难题，是因为社会成员可能的自利动机可以导致不合作。正如道金斯(2012)更为极端的看法，假如人的基因都是自私的，那么社会合作如何才能成为可能？非合作博弈的解释依赖重复的期限、参与人的耐心以及所选择的策略，但这些对于理解现实的社会合作是远远不够的。在非合作博弈的基础上，对社会合作的研究发展出了三条主要的研究路径，第一条是制度路径，第二条是演化路径，第三条是行为路径。制度路径强调以制度或者机制的设计来解决合作难题。比如科斯(1994)、North(2013, 2014)、青木昌彦(2001)等作为制度分析的代表人物，强调制度对社会合作的关键作用；威廉姆森(2002)，迪克西特(2007), Ostrom(2012)，波蒂特、詹森和Ostrom(2011)等则强调治理机制对合作的关键影响；而谢林(2005, 2011)发现，承诺机制有利于合作。不过，这些制度分析，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强调制度的人为设计性质、给定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的复杂性，显得很局限。制度路径最终分化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融入演化路径当中，比如萨格登(2008)、肖特(2004)、扬(2004)、霍奇逊(2007)等所强调的，制度对社会合作的影响其实本质上来自诸如惯例等非正式制度，而这些非正式制度是一个演化过程；其二是融入行为路径当中，比如Denzau和North(1994)后来把制度看做一种共享心智。本书在其后也会就制度的一种——奖惩制度——进行研究。

对社会合作的研究的第二条代表性路径就是演化路径，这种研究基于演化博弈模型，认为合作更有利于个体和种群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个演化稳定均衡(史密斯，2008；威布尔，2006；多普弗，2011; Bendor和Swistak, 1997; Bendor、Kramer和Swistak, 1996; Bergstrom, 2002；等等)。演化范式揭示出人类社会在历史长河中如何形成最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合作之道，如Nowak(2006)、Nowak和May(1992)、Nowak和Sigmund(1992, 1993)、Nowak和海菲尔德(2013)等所指出的，虽然非合作策略是促成社会合作的重要一环，但在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中，社会成员选择合作还基于其他的机制，比如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博弈、群体选择以及亲缘选择等，这些机制都能够诱发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并使得合作得到长期维系。也就是说，合作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是一种演化博弈均衡，是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成员自选择的结果，并非人为设计的制度或者机制带来的。生存竞争足以激发合作机制的生成和演变，那些最有利于人类合作的机制最终稳定下来，构成社会秩序的基本元素。演化路径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对于理解社会合作意义巨大。但演化路径也有自身的局限，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演化分析依赖随机过程，而随机过程并不能完全刻画人类社会的性质；二是演化分析很难将人类复杂的情感纳入进来。行为路径则可以克服这些不足。

社会合作的第三条代表性的研究路径就是行为路径。事实上，Dawes(1980)、Dawes和Messick(2000)等早就发现，社会心理对社会困境的形成和瓦解作用巨大。心理因素对合作的产生和维持可能起关键的作用，这一点并不是现在才被人们所熟知。卢梭(2015，第101页)很早就指出，怜悯心是人类社会合作的关键；亚当·斯密(1997)则强调同情心对社会秩序形成的核心意义。可见，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思想家们就已经开始重视心理因素与合作之间的内在关系了。这种早期先贤们的思想后来逐步和博弈论结合起来，使得我们得以在一个博弈论的框架下来讨论心理的作用，比如Binmore(2003, 2010)通过博弈论模型探讨了情感对社会合作的作用。而凯莫勒(2006)则把行为路径概括为行为博弈，以区别于传统的合作与非合作博弈以及演化博弈，从行为路径的视角来看，心理学用情感来概括与理智相对应的其他心理因素。情感和理智就构成了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状态，但在一个博弈模型中如何处理情感问题则一直困扰着研究者。Geanakoplos、Pearce和Stacchetti(1989)构建了一个心理博弈模型，开启了行为路径之门。在他们的研究的基础上，Rabin(1993), Charness和Rabin(2002), Fehr和Gachter(1998, 2000), Fehr和Schmidt(1999), Fehr和Fischbacher(2002), Fehr、Kirchsteiger和Riedl(1993, 1998), Fischbacher、Gachter和Fehr(2001)等通过引入社会偏好，建立了比较完整和合理的行为博弈模型，从而将社会合作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社会偏好的发现当然并不仅仅是Fehr和Rabin等的独创，Guth等(1982)的最后通牒博弈研究以及Kahneman等(1986)的独裁者博弈研究都已经发现人们具有内在的公平偏好。但Fehr和Rabin等通过构建包含社会偏好的个体效用函数(并以此构建了行为博弈模型)讨论了具有社会偏好的个体在互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结果，这给社会合作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按照他们的思想，社会中个体的偏好由自利偏好(新古典范式)和社会偏好(行为范式)共同组成，本书称之为偏好的微观结构。这两种偏好相互作用，各自以及共同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个体具有搭便车的动机，同时又具有合作倾向，即在个体身上表现出了既自利又合作的复杂行为模式，这正是行为路径对社会合作研究的最大贡献。本书正是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研究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的关系。当然，金迪斯和鲍尔斯等(2006)以及金迪斯(2011)试图把行为路径和演化路径统一起来。本书没有采用演化路径，而是基于行为路径进行了研究。

以行为路径研究社会合作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研究的切入点是个体偏好的微观结构，其核心在于个体既不是新古典范式中的纯粹理性自利的个体，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人，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性的个体，这种个体有自利的偏好，同时也具有社会偏好，在行为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亲社会性，个体也因此具有异质性。二是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困境。传统理论仅仅强调个体的理性自利特征，认为搭便车会让社会陷入困境。而行为路径则认为，个体具有的内在社会偏好能够自发引导其走出社会困境，选择社会合作，而且和演化路径不同的是，这种选择未必基于生存竞争，很多时候仅仅是情感需要。因此，以行为路径研究社会合作是从社会困境出发的，而社会困境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品困境。在私人领域，不存在社会困境问题。比如你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吃饭，吃少和吃多都不会引发社会困境。社会困境出现的场合是公共场合。当你身处一个社会中时，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困境就可能出现。这是因为一方面个体行为会产生外部性；另一方面公共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会导致自利个体过度供给或者供给不足，从而产生各种公共品囚徒困境。

因此，以行为路径研究社会合作问题时，通常都会在一个公共品博弈环境中展开。一个标准的公共品博弈就是个体需要决定在私人账户和公共账户中如何配置资源。对公共账户的配置需要各个社会成员合作才能实现。因此，公共账户的捐赠就成为刻画社会合作行为的标准方法。Isaac等(Isaac, Walker, and Thomas, 1984; Isaac, Mccue, and Plott, 1985; Isaac and Walker, 1988a，1988b; Isaac and Walker, 1991; Isaac, Walker, and Williams, 1994)较早开始依据上述公共品博弈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共品博弈实验，并据此研究了社会合作问题。在他们的研究的基础上，结合Fehr和Rabin等发展的社会偏好理论，其后的社会合作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公共品博弈实验系列，相关综述参见Ledyard(1995)以及Chaudhuri(2011)。这些研究发现，社会成员的确普遍存在自愿捐赠现象，并且这种结果是稳健的；但同时社会成员也的确存在一定的自利行为，这会削弱社会合作；相应的机制和制度能够抑制自利行为，激发社会偏好和社会合作。不过，现有的研究仍然存在三个不足。一是对偏好的微观结构刻画得不够深入，特别是个体在不确定条件下存在风险偏好时，偏好的微观结构变得复杂，对于这种复杂结构如何影响社会合作，现有的理论阐述得不够清晰。二是现有的研究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跨文化比较，但关于在合作是主流文化的乡土社会中个体是否会更加合作，抑或乡土社会中合作的倡导只不过是口头上的，实际上和西方社会并无本质区别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尚不充分。三是促进合作的机制更多地出现在演化路径中，行为路径中更多地关心的是惩罚机制，关于如何才能把制度路径和演化路径中的机制与行为路径有机结合起来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

国内就社会合作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虽然早期有这方面的问题意识，但还谈不上研究。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就社会合作问题进行探讨，这些探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综述性的讨论，比如叶航、汪丁丁和贾拥民(2007)对神经元经济学相关成果的讨论，其中涉及了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陈叶烽、叶航和汪丁丁(2012)对社会偏好理论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综述；黄少安、张苏(2013)对合作的演化路径的部分成果进行了综述和评论。第二种是对社会合作中的一些相关理论问题做了理论思考，比如社会合作中惩罚的作用(韦倩，2009)、公平偏好的作用(韦倩，2010)、搭便车及其解决之道(韦倩、姜树广，2013)、合作的一般性问题(黄少安、韦倩，2011；韦倩，2012)等。第三种属于实证研究，其中一类研究，比如叶航(2012)，叶航、陈叶烽和贾拥民(2013)基于演化路径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研究了公共合作中的社会困境问题，并给出了走出困境的一些思路；董志强(2011)则构建了一个初步的演化模型，讨论了公平偏好的演化问题。另一类研究基于实验室实验重点研究了对社会偏好、公平偏好以及信任等的测度及其成因，比如陈叶烽(2009, 2010)、陈叶烽等(2011)。在社会合作问题的研究方面，基于行为路径的正式研究则是由我们展开的。我们通过公共品博弈的实验室实验，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问题，本书就是对这些研究的部分成果的总结。

基于现有关于社会合作问题的研究的不足，本书立足行为路径，试图在三个方面作出自己的初步贡献。首先，本书试图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探讨偏好的微观结构及其对社会合作的影响；其次，本书试图在乡土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社会合作的跨文化研究；最后，本书试图把制度路径、演化路径和行为路径初步做一个结合，探讨给定个体偏好的微观结构下，外在的制度安排、内在的制度演变以及群体选择对社会合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书通过实验室实验方法得出了诸多有益的结论，这些研究和国内外同行的成果相比，不敢说超越，但肯定有自己的特色。在本章中，我们对本书的方法、设计、框架以及主要结论和创新之处进行了总结和评价。在后续章节中，将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实验研究。本书期望对国内的相关后续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