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经验研究？

在社会科学中，“经验研究”一般是指“通过现场观察、访问和社会调查来搜集经验资料的研究。‘经验’一词有两种定义。一是指研究的实证性和操作性。在这个意义上，经验研究不同于旨在建立一套概念体系的研究和旨在概括地提出一种理论以解释某种社会现象，但又不去加以验证的研究。‘经验’的另一种定义是指知识的现实性或实质性。在上述两种定义中，‘经验研究’等同于‘实证研究’^[4]。实证研究这一术语常用于自然科学中，指采用科学的实证方法（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实验法）对自然现象所做的研究，它强调知识的经验性和可检验性。”^[5]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经验研究（empirical investigation）指在任何一个社会学领域中进行的事实性调查”。^[6]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的行为、态度、价值判断、意愿等都属于可感知的经验事实。与主要运用哲学思辨和逻辑演绎的思辨性研究不同，经验研究强调研究必须以第一手经验资料为依据，研究结论必须经过事实资料的验证这一环节。

就教育政策研究而言，研究者获取经验资料的方法很多，例如查阅文书档案和流转公文，收集各种公开的文献材料（文件、文章、报道等），访谈政策过程的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观察政策过程等。但是，无论通过何种方式，经验资料的获得都是经验研究的难点，属于公共政策领域的教育政策资料的获得往往更加困难。这是因为：（1）教育政策过程同其他许多公共政策过程相类似，一般都特别复杂，它不仅涉及纷繁变换的社会环境，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对同一项政策的不同感知，而且在政策决策和执行的整个过程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斗争和变化。（2）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还存在种种难于洞悉的“黑箱”，其中的某些特殊情境和因素除了决策者外其他人几乎难以真正了解。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当我们努力理解现实的时候，我们有点像一个试着去了解一只密封手表的结构的人。他看到了表面和走动的指针，甚至听到了它的滴答声，但却无法打开手表。如果他富有创意的话，他可以就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形成一些关于手表内里结构的想象画面。但是他也许永远无法确定他所构想的画面是否是他所观察到的一切的唯一解释。”^[7]（3）教育政策与其他社会领域政策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教育政策（如素质教育政策、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等）的过程和结果往往充满了歧见，在短期内难以得出公认的客观评价。

当然，尽管人们无法洞悉政策现象的全部实景，获得完全的事实资料，但是作为一个政策研究者，总是可以通过分析已公开的文字材料、对相关人员的访谈调查等手段，尽可能地接近这种政策事实。教育政策的经验研究，就是要面向教育政策过程的事实，并想方设法获得和呈现这种事实。那么，经验研究如何面向和呈现这种真实的政策现象，并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寻找和发现事实的“过程”、“要素”和“结构”。任何政策现象总有发生、发展或终结的过程；任何政策过程又总会由若干关键性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构成；而政策过程中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又会形成特有的结构。当然，真实的教育政策现象往往纷繁复杂，每一项政策形成的背景和过程、执行以及终结情况等都各不相同，其中的构成要素及其结构也会有明显的差别。但是，只要能够厘清某一政策过程，寻找出政策过程的构成要素，并发现这些要素的基本结构，就会接近和揭示政策事实本身。对一个政策现象来说，“果”是现象的发生发展过程，“因”是推动或阻碍发生发展过程的要素，要素之间的逻辑结构就是“因”与“果”之间的作用机制。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的制定过程为例。从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民办教育立法列入立法规划起，民办教育立法调研工作就开始启动。起草小组开展了历时5年的调查研究，先后对我国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境外的5个国家展开了调研。形成草案之后，2002年先后经过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最终才得以通过。在这一过程中，与民办教育直接有关的各种利益群体、政府部门、立法机构、媒体、专家学者，以及显性和隐性的制度规则、权力、利益、权威、意识形态等要素，构成了错综复杂的表层和深层政策议题网络结构与政策决策网络结构。

通过对当事人访谈、档案查阅和文献分析，研究者发现，在《促进法》立法过程的不同阶段，其构成要素及结构都会有所不同。例如，在立法调研阶段，相关的利益群体会构成松散的议题网络，就民办教育的发展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诉求；在起草法案阶段，起草小组（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既受到民办教育发展现实需求的压力，又受着国家相关行政部门、专家学者意见的影响；既有明文法律规章的显性约束，又有意识形态以及潜在规则的隐性制约。最终草案是在工具理性与制度的双重约束下的一种折中选择。在审议和表决阶段，主要是权力部门之间（人大常委会、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人大法律委员会、国务院法制部门等）博弈的过程，法案通过则是人大领导协调、权力部门之间妥协和折中的结果。

经验研究对于事实过程、要素及其结构的呈现，可以是直接的描述和归纳，但这种方法时常会使研究者陷入事实资料的“乱麻”之中，而不能理出政策现象的头绪，或者仅能考察导致政策现象的要素之间的一般关系而无法把握政策现象的实质。教育政策研究的目的不仅是要掌握尽可能翔实、充分的事实资料，还在于对事实资料进行理论分析，最终探寻或抽象出具有解释力和一定普适性的理论，这就提出了经验研究的理论导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