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律的主要内容

唐律十二篇的排列为：《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卷”是唐律编写上文字篇幅的划分单位，共为30卷，即《名例律》第1～6卷，《卫禁律》7～8卷，《职制律》第9～11卷，《户婚律》第12～14卷，《厩库律》第15卷，《擅兴律》第16卷，《贼盗律》第17～20卷，《斗讼律》第21～24卷，《诈伪律》第25卷，《杂律》第26～27卷，《捕亡律》第28卷，《断狱律》第29～30卷。“条”是各篇（律）的条目，具体规定唐律的原则、制度、罪名、刑罚适用，等等。《唐律疏议》对条文没有按顺序编号，而是在每一条文之首，冠上一个“诸”字作为发语词。

唐律的篇目，从名称到排列顺序都是很有研究的。战国时期魏文侯李悝制定《法经》六篇，这是我国封建法律有篇目的开始。从那时起，历经一千多年，封建法律由繁而简，几经增删损益，移易变革，才成为唐律这样的篇章结构。以篇目之数来说，《法经》是六篇，秦律“繁如秋荼”，汉从《九章律》的九篇起，至最后为六十篇。《曹魏律》为十八篇。晋《泰始律》和北魏的《北魏律》均为二十篇，又有所回升。至《北齐律》“校正古今”才定为十二篇。隋《开皇律》依《北齐律》仍为十二篇。唐高祖定《武德律》一准《开皇律》，也是十二篇，此后贞观、永徽修律都没有改变。

篇目之名和排列顺序也是千年沿革，屡经变化。《法经》设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反映了李悝“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立法指导思想。这一立法思想一直为后来封建立法所重视。而从篇目内容的划分来看，讲各种犯罪加重减轻等一般原则的具法，虽未置之首而列于最末，但从整体看，已初步体现了类似现代刑法的总则与分则的分设结构，为封建法典创立了模式。汉代萧何制《九章律》，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在法经六篇之后加上户、兴、厩三篇，这样，具律就由最后移到了中间。其后，魏改汉律，认为具律这种“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乃把具律改为刑名，列于全律之首。这是我国封建刑法典体例上的又一进步。后来晋代虽然刑名析为刑名和法例两篇，但到《北齐律》制定时，又将刑名和法例合并为名例一篇，自此至隋唐皆沿用未改。

唐律十二篇内容，是封建法律经过漫长改革发展，陈陈相因历史而形成的。

名例之名乃“五刑之罪名”，例是“五刑之体例”。其内容涉及惩罚犯罪的刑罚名称与等级，以及刑罚适用的原则等。将《名例》列于律首，与下面十一篇分述各种犯罪的篇目相呼应，形成一个类似现代刑法总则、分则相结合的体例。如名例中关于“八议”“同居相为稳”等特权原则和伦理原则的规定，更是唐律礼法结合精神的重要体现，对其他各篇都有很强的制约作用。

名例篇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刑罚的种类，除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外，还有除名、免官、免所居官、官当、赎，等等。二是适用刑罚的通则，其中有许多项目与现代刑法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故意、过失、共同犯罪、主从、自首、累犯、类推比附，等等。有些项目则名异而实同，如“二罪俱发”，实为今之并合论罪。“老幼残疾”，实指今之刑事责任年龄。至于区分公罪与私罪、同居相隐等原则，则是现代刑法所没有的。三是法律名词的定义，特别是对一些关键性名词术语的解释，颇具科学性。如解释“谋”字，疏文说“称谋者，二人以上”，但又指出“谋状彰明，一人同二人之法”。唐律的“十恶”重罪比之北齐的“重罪十条”，所增最重要的就是“谋”字，“十恶”中的一、二、三罪都用“谋”，特别强调了对此等重罪的预谋的打击，所以“谋”的解释与律文的内容就呼应起来。

职制律是关于官吏的设置、选任、失职、渎职、贪赃枉法以及交通驿传等方面的法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赋役、田宅、家庭、婚姻等方面的法律。保证国家赋役来源，维护封建家庭婚姻关系是本篇的重点。厩库律是关于养护公私牲畜、库藏管理、官物出纳等方面的法律，旨在维护官有资财不受侵损。擅兴律是关于军队征调、行军出征、军需供给和兴造工程等方面的法律。贼盗律，本篇严刑镇压谋反谋大逆、谋叛等罪，打击各类盗罪，是唐律十分重要的内容。斗讼律，包括斗殴和诉讼两个方面，是关于惩治斗殴、杀伤、越诉、诬告、教唆词讼、投匿名书告人罪等的法律。诈伪律是关于惩治欺诈和伪造的法律。杂律，凡是不便列入其他“分则”篇的犯罪，统归本篇，在唐律中起拾遗补缺的作用，故范围甚广。捕亡律，是关于追捕逃犯、逃丁、逃兵、逃奴婢的法律。断狱律，是关于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方面的法律，对于刑讯、审理、复审、死囚复奏报决、疑罪处理以及监狱管理的具体办法等做了规定。

1．刑罚，笞、杖、徒、流、死。笞刑，即用法定规格的荆条责打犯人的臀或腿，自十至五十为五等，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等，用于惩罚轻微或过失的犯罪行为。杖刑，即用法定规格的法杖击打犯人的臀、腿或背，自六十至一百分为五等，稍重于笞刑。徒刑，在一定时间内剥夺罪犯人身自由并强制其服劳役的刑罚，自一年至三年分五等，每等加半年，是一种兼具羞辱性和奴役性的劳动。流刑，将犯人遣送到指定的边远地区，强制其戴钳或枷服劳役一年，且不准擅自迁回原籍的一种刑罚，自二千里至三千里为三等，每等加五百里。加役流适用于免死罪犯，全流三千里，服苦役三年。

笞杖刑在宋代发生变化，折杖法就是将笞杖徒流四种刑罚折抵为一定数量的杖刑的刑罚制度。死刑除外。笞刑十到五十，分别折抵臀杖七、八、十。杖六十至一百，分别折抵臀杖十三、十五、十七、十八、二十。徒刑一至三年，折抵脊杖（击打背部，不是腿、背、臀部分受）十三、十五、十七、十八、二十。流刑，流二千里，折抵脊杖十七，在本地配役一年，流二千五里折抵脊杖十八，在本地配役一年，流三千里，折抵脊杖二十，配役一年，加役流折抵脊杖二十，配役三年。后人评价，流罪得免远徒，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唐律刑罚分为五级二十等，是中国古代刑罚形式主义和机械主义的突出表现。然而，这种严格规则的等级划分，不仅使得刑罚规定具体、明确，而且使司法实践中刑罚的适用简明、准确，可操作性强，有利于防止法官擅权弄法。

2．十恶。作为封建法律的典型，唐律首要保护的社会关系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纲常伦理制度，因而在其《名例律》中首先提出了唐律打击的重点和其重点保护的社会关系，集中表现在唐律所规定的“十恶”之中，十恶为：“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唐律将这十种严重危害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破坏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伦理纲常关系的犯罪单独列出，并确定重惩原则，鲜明地表明了唐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点。

谋反，图谋、参加推翻政权的；谋大逆，图谋、毁坏皇帝宗庙、陵墓、宫殿；

谋叛，图谋背叛国家，投靠敌方；大不敬，危害皇帝人身安全和尊严的行为；

恶逆，殴打、谋杀尊亲属；不孝，子孙不能善待父母、祖父母；不睦，亲族之间互相侵害；不义，侵犯长官和夫权；内乱，亲族之间犯奸；不道，杀死一家非死罪三人、把人肢解、用蛊杀人；

十恶大致分为三类：违反君权为核心的封建统治；违反以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纲常礼教；严重侵害人身权的行为。

案例一：贞观元年，左领军大将军、幽州大都督王君廓被征入朝，幽州大都督长史李玄道拖他带私信给房玄龄。王君廓疑心，乃于途中拆看李玄道的信，信用草书写就，王君廓不能识，更加疑心李玄道是在告发自己，遂谋叛逃到突厥，半途为人所杀。谋叛，高祖下诏削其爵位、封邑。

案例二：府中杜元掌造金玺，遂盗一枚，铸改酒器。断绞。不伏，云：玺未进，合准常盗，不合死……杜元一介庸琐，千载寒微……宜从绞坐，以肃朝章。

大不敬，处绞刑。

案例三：太宗贞观年间，大臣杨师道之子杨豫之娶了太宗之弟李元吉之女寿春公主。后杨豫之居母丧，与唐高祖之女永嘉公主通奸，被公主丈夫窦奉节捉获。

守丧期间，与妻子的姑姑通奸，且其姑是先帝之女，违背“不孝罪”。

3．贵族官吏的特权。八议之制，是从“重亲贤故旧，尊宾贵，尚功能”的目的出发而设立的，因此，“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也”。八议的对象是以下八种：

亲是指皇帝、太皇太后、皇后的有关亲属，议亲的对象是皇亲国戚。故是指皇帝的故旧，议故的对象是长久相处或长期侍奉过皇帝的故旧。贤是指有大德行的人，议贤的对象是所谓有封建德行的代表人物和为人楷模的贤人君子。能是指有大才艺者，议能的对象是有治国治军才能的那些人。功是指有大功勋者，议功对象是在治国平天下中立有大功的人。贵是指职事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之一品者。议贵的对象是为封建贵族和大官僚。勤是指有大勤劳的人，议勤的对象是为封建国家日夜操劳，公而忘私的人。宾是指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议宾的对象是前朝去位和禅退的国君及其后裔。

请是指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及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官爵五品以上的官吏，犯死罪时，必须奏请皇帝裁决，一般可免除死刑；犯流罪以下，可以照例减一等处罚。减是指七品以上官及应请者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凡犯流罪以下，可以照例减一等处罚。赎是指应议、请、减者及九品以上官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凡犯流罪以下，均可以铜赎罪。官当是指凡议、请、减以下的官员，犯徒以下罪，若是私罪，五品以上，一官可抵徒刑二年，五品以下九品以上，一官可抵一年。若是公罪，则可各多当徒刑一年。《名例律》（总17条）规定：“诸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以官当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即三等流刑均折合为徒四年来以官职抵当。

案例四：贞观元年，唐太宗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入宫。长孙无忌忘记解下佩刀便直接入皇宫，待其出宫时，守门校尉才发觉。在当时，臣子携带兵器入宫禁是很严重的事件，被视为对皇帝的不忠和威胁。援用“八议”之法，无忌和校尉皆免死。

4．刑法原则。老幼废疾免刑：7岁以下90岁以上，虽有死罪，也不判刑。10岁以下80岁以上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其他犯罪不加刑。70岁以上，15岁以下和废疾者，凡流刑以下罪的，可以用铜赎买。15岁以上70岁以下，犯任何罪，均须承担刑事责任。

区分公罪和私罪，唐律规定官员犯罪要首先分清是属于公罪还是私罪，然后根据犯罪性质及主观恶性的不同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原则是公罪从轻，私罪从重。公罪，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由于公务上的关系造成某些失误或差错，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私罪一种是所犯之罪与公事无关，如盗窃、强奸等。另一种是利用职权，徇私枉法，如受人嘱托枉法裁判等。

自首减免刑罚。《唐律疏议·名例》规定：“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即犯罪行为尚未被发觉之前，就主动到官府坦白认罪，构成自首，可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如果犯罪已被人告发，才去自首，只能减轻刑事处罚。自首可以免除刑事责任，但赃物仍须如数归还物主或国家。对自首不实或不尽者，均有相应的处罚。

共犯处理：唐律规定，两人以上共同犯罪称为共犯，其中，“造意为首，余并为从”，即提议的主谋者是首犯，其他参加者为从犯。两罪从重处罚。

同居相为隐不为罪。唐律承其前朝的法制，在《名例律》规定了“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其在相隐的范围、相隐的内容和相隐的限制方面比汉以来至隋各朝的规定更系统、完备。（1）相隐的范围。唐代相隐的范围由汉朝的三代扩大为“同居”。疏文云：“谓同财共居，不限籍（户籍）之同异，虽无服（指“五服”以外）者，并是。”同居的范围据疏文应是大功以上亲。另外，外祖父母、外孙及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服虽轻，论情重”，也在相隐的范围内。最后，部曲奴婢，也法定“为主隐”。（2）相隐原则的保证措施。为实施“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唐律规定，应相隐的人举告或对簿公堂，依亲等关系论罪。不遵守“同居相为隐”而告，告发人依规定处刑，被告者，即使确实有罪，也都以“自首”论处。（3）相隐的限制。唐律中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可以相容隐的，凡犯谋反、谋大逆、谋叛这些直接对抗于统治阶级的大罪的不得相隐。

化外人相犯处理：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统一国籍的侨民在中国犯罪，按其本国法律处断，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罪，则按唐律处刑，实行属地主义原则。

类推原则，类推是对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可以按照法律上最相类似的条款与成例定罪量刑的制度。唐律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典型法典，类推制度已比较完备，其从类推的必要性、适用原则和适用方法都有较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唐律中规定类推的律文是《名例律》（总50条）：“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以此规定，可以看出唐律中的类推是在“断罪而无正条”的情况下适用。疏文说“无正条”是指“一部律内，犯无罪名”。因而唐律实行类推的目的是为了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作出处置，而不使犯罪行为逃脱刑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