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
新常态

上篇
理解“新常态”

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这是习近平2013年4月8日在与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表达的观点。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

瑞士是滑雪胜地，滑雪的三要素是速度、平衡和勇气。对中国经济而言，就是要在保持中高速的增长中平衡好稳增长、促改革和调结构的关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年初参加瑞士达沃斯论坛时的发言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就目前可考证的资料范围而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2014年5月的这段发言，应是中国当前最高层决策者首次正式将“新常态”一词用于描述中国经济。

而这一新词汇的出现，源自与此前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状态相比，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呈现的一系列任谁都无法感到乐观的新特征。2009年“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经历了一轮反弹，但从2010年开始持续走低；到2012年，市场对中国经济“强复苏”的展望不断下调至“弱复苏”及“软着陆”；2013年起，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短周期波动特征；而进入2014年后，波动更为频繁，并且开始稳定在7％—7.5％这一通道内；到2015年“两会”前后，甚至连经济会否持续保持在7％水平线之上，也成为可以公开论及的话题。

仔细寻思如此一系列情态背后的肇因，可以将其分为两类。就长期性因素而言，缔造中国过去近20年的高速增长“奇迹”的关键，在于中国发挥了两大比较优势：从供给端来看，内部的人口红利带来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推升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从需求端来看，外部的全球化红利带来了外需的爆炸式增长及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中国外向型增长模式的基础。然而无奈之处在于，随着国内外两大红利的加速衰减、消退甚至转为拖累，最终导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根本性换挡。就短期性因素而言，在为应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而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中，因为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所获得的大量资金的使用相对欠妥，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承受经济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痛苦后遗症——杠杆率上升过快带来一系列准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有企业化，产能严重过剩……

如此长短双重原因导致的经济增速下滑及恢复障碍，仅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一阶段性判断的特征之一。而如何认识、适应及引领“新常态”，打消国内外甚嚣尘上的一众“崩溃论”，使中国经济从过去单纯高增长的旧稳态过渡至持续、健康、均衡的新稳态，避免因循以往多个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发展期结束后难以摆脱的“中等收入陷阱”乃至“中高等收入陷阱”，这在政策层面及经济学界研判、讨论久已。

就目前的进展情况来看，针对一系列的众说纷纭，于201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了一个相对权威的框架式结论：“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1]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基建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低成本比较优势出现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发生；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现，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必须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在全面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对于名义GDP^[2]已然成长为全球第二的中国来说，这段表述实际上也点题了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要实现中高速稳定增长所必须仰仗的一系列要素和机制。

除了短期的针对一系列的存量政策进行调整^[3]之外，中国长期的增长潜力，一是来自作为增量的改革红利的释放，尤其是城镇化、上海自贸区等一揽子的改革政策——制度创新而非优惠政策，以及针对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二是来自中国既有各类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的升级。而诸如互联网金融之类的新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也将对传统产业造成不小的冲击，并成为其转型的新方向。三是作为大国经济，不再过分依赖国际市场，转而开拓自身巨大腹地内的居民消费市场。除此之外，由于中国依然属于赶超型、学习型经济，社会性的个人奋斗意愿、创新创业创富志向仍在，蕴含着大量的原始发展动力及空间。^[4]

然而，前途广阔，道路曲折，世事大多如此。就中国本轮的发展模式转型而言，旧有增长模式的退出是波动性的，而新增长点的发力并不稳固。中国经济近几年来出现的萎靡、波动性增多，乃至于2015年年初开始隐显的通货紧缩，在相当程度上亦是受此趋势波及。为此，各方正在积极寻策以舒缓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矛盾。尽管当下的调控手段和力度还不甚明朗，但基本的阶段性共识已经存在。假如因为无法忍受眼前的改革阵痛就继续因循之前熟悉的旧有路径，短期内依赖资本堆积，将导致高负债和泡沫，进而再次断送中国可能已然屈指可数的剩余发展机遇。

就目前阶段的改革的操作主体（各级政府）而言，改革的进展情形可能无法让人感到乐观。从最高层的改革决心来看，以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为例，自上而下的动力非常充足，但改革在落实到各个部门及地方层面之时，正如光华管理学院的多位学者在本书多个章节中的分析所言，既得利益、因循守旧、缺乏动力、胆小怕事等一系列原因，使目前这场“自己给自己动的手术”仍处于“尚未成功，各方仍需努力”的阶段。

不仅如此，改革利益分化导致的共识缺乏及各类博弈，也可能成为中国平稳度过“新常态”过渡期的重要障碍。正如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所言，“因为缺乏共识，很多人对改革的未来持有怀疑。从长远来说，中国的发展需要什么，没有共识；从短期来讲，经济政策应作何调整，没有共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主流社会意识，没有共识。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种可怕的状态”。

为了解决上述这一系列难题，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窠臼，为了寻找并发挥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为了把握住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窗口期，对于正在开始新一轮整体性、全局性改革的中国来说，情形已是时不我待。

中国转型框架

1979年后的中国，一方面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体制转型；另一方面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使中国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是发展转型。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任务至今尚未完成。改革要深入，发展也要继续，并双双登上新台阶。

继《非均衡的中国经济》^[5]之后，您认为《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也是您关于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一本代表作。就您看来，何谓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

厉以宁：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经济转型是指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而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则被认为是另外一条通往工业社会的道路，“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正是这样走的。但是，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实践表明，依靠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工业社会是一条不成功的道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可以建立一批大型工业企业，但是效率不高、代价过大，而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以新的形式凝固化了，所以农业发展是失败的，农村是落后的，农民的生活依然终年辛苦、难以温饱，而且农民的人身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

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进入双重转型阶段。双重转型是指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结合或重叠。这是没有前例的，也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没有讨论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去不曾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只出现发展转型，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社会。1979年之后的中国则不同，一方面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体制转型；另一方面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使中国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就是发展转型。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任务尚未完成。改革需要深入，发展也需要继续，并双双登上新台阶。

中国的这种“双重转型”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哪些经验和教训？

厉以宁：总结1979年至今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国在推行双重转型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来看，我们可以把这些经验归纳为以下八项：

第一，体制转型是双重转型的重点。在双重转型中，重点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要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如果不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限制，中国不仅不可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且中国转型的目标（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也是无法实现的。

第二，思想先行。在双重转型准备阶段，必须解放思想，清除计划经济理论的影响，否则改革与发展都寸步难行。1978年中国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进而启动了改革和对外开放。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又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和发展的快车道。因此可以说，中国双重转型在短短的三十多年内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果，与“思想先行”是分不开的。

第三，产权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在双重转型中，必须把产权问题放在改革的首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模糊、投资主体不确定、投资方的权利和责任不清晰是改革的主要障碍，也是发展的巨大阻力。因此在体制转型中，产权改革是突破口，是主线；在发展转型中，产权界定和产权清晰是动力源泉。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权益需要确定，住房产权也需要确定，而且确权工作应当落实到户。这既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也能使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用于改善生活、扩大再生产和创业。

第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民生。在双重转型中，一定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缩小地方收入差别的重要途径。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就业是重中之重。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双重转型中需要认真解决的迫切问题，因此在转型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就业问题。同时，由于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因此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经济增长率过高当然不行，但如果经济增长率偏低，则会产生更大的就业压力。再说，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唯有扩大内需才能使中国经济增长逐渐转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第五，必须不断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在双重转型中，要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是鼓励自主创新。如果自主创新不足，产业迟迟未能升级，企业的竞争力不足，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必将丧失自己的市场份额；或者又会回到过去依靠资源出口、初级产品出口以获取外汇、进口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境地，这就难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自主创新的成效既取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取决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激励。人力资源政策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得到更有效的贯彻。

第六，必须不断提高经济质量。相对于较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而言，环境压力在中国显得更为突出。中国在双重转型中必须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1979年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更加重要。经济增长的质量高低，除了结构的优化是标志之一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标志，就是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资源合理利用和清洁生产。

第七，城镇化是今后若干年内最有潜力的投资机会。城镇化率的提高是双重转型的成果，同时也是继续实现双重转型的助推力，提高城镇化率已是大势所趋。城镇化将是今后若干年内最有潜力的投资机会和扩大内需的机会，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以较快的速度推进。

第八，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双重转型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更主要的是为了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包括调动民间资本的潜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不应是国家的方针。国家的方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发展，它们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进而形成双赢的格局。这既是对经济增长最有利的，也是对社会安定和谐最有利的。

您认为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任务尚未完成。改革需要深入，发展也需要继续，并双双登上新台阶。那么在新一阶段的转型与发展当中，应该如何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与以往相比有没有发生变化？

厉以宁：没有变化，仍同过去三十多年一样，我们应该继续以体制转型来带动发展转型，即继续以改革促进发展，为发展开路。就这个问题来说，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什么是内生力量？这是指一种体制及其所具有的机制所发生的作用。改革就是为了清除新体制或新机制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和阻力。什么是外生力量？这是指外界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的某种力量，它从外界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或对经济活动进行刺激，或对经济活动进行抑制。改革就是为了把外生力量的干预减少到正常的程度，不要让外生力量的干预削弱体制及其具有的机制所产生的自我调节作用。

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的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但内生力量还不健全，主要靠外生力量来调控经济。比如，中国存在一种“投资冲动怪圈”的现象。从最近几年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方政府、各个单位都希望加速发展，因此要求增加投资、增加项目、增加信贷。这样，投资加大了、项目增多了、信贷扩张了，经济也就上去了，结果发生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发生后，中央政府就依靠外生力量来压制，但地方政府感到困难，财政收入下降、产值下降、企业不振、就业也减少了，中央政府不得已再次启动外生力量来调控、刺激经济，使经济恢复快速增长。如此周而复始，一会儿经济上去了，一会儿经济又紧缩了。这表明内在机制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外生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内生力量。继续推进改革，就是要完善体制，让体制所具有的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让外生力量的调控成为辅助性的。

其二，阶段性成果和目标模式。从1979年到现在已三十多年，我们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些仅仅是阶段性成果，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目标模式。我们的目标模式是明确的：从体制转型方面来说，我们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发展转型方面来说，我们的目标模式是实现工业化，建立现代化社会，使全国人民走向富裕，使和谐社会得以实现。改革要深化，发展要再接再厉，不可松懈。改革和发展都不可半途而废，中途停下来，可能会前功尽弃。

经济中很多问题不是靠宏观调控可以解决的，要靠改革的继续和深化。举一个例子，现在出现了“社会阶层凝固化”现象，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在还不如刚改革之时。社会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是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主要方式。然而现在，“社会阶层凝固化”造成了水平流动特别是垂直流动的渠道的堵塞，这又形成了另一种现象，即“职业世袭化”。比如，父亲是农民工，儿子还是农民工，孙子以后也可能是农民工，这就是“社会阶层凝固化”和“职业世袭化”的表现。这种情况要通过体制转型才能解决，宏观调控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不仅如此，城乡二元体制至今仍未消失。计划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主要围绕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而展开，这一改革至今已取得很大进展，当然有些问题还有待继续解决。虽然城乡二元体制在过去这段时间多少有些松动，但基本尚未解决。城乡二元体制不同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而且今后较长时间内还会存在，而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1958年户口一分为二，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分开了，城乡被隔离开来，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都不得自由迁移。这种划分使得农民处于与城市隔绝的状态，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大大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城市二元体制绝对不是依靠宏观经济调控就能消失的，所以一定要深化改革，才能改变现状。

总之，阶段性成果就是阶段性成果，它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模式。

其三，全盘考虑，统筹安排。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世界没有先例，必须探索前进。当时有一种很形象化的说法，叫做“摸着石头过河”。这在当时是对的，但现在则变得不够全面了。为什么？因为水深了，摸不着石头了，怎么前进？假如河底的石头分布不均匀，摸着摸着又摸回来了，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一定要全盘考虑，统筹安排。改革的领导者要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要有战略家的眼光、胆识和魄力。这就是当前不少人所谈论的顶层设计。现在需要全盘考虑、统筹安排的问题很多，包括国有资本配置制度、收入分配制度、金融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分税制度改革等。这些都要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思考和决策。

当然，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试点仍是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并未过时，但重要的是要从整体上考虑，要有战略眼光。

在新一阶段的“双重转型”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此您的观点是什么？

厉以宁：中国以往由政府进行的宏观调控之所以会出现滞后现象，不仅是因为政府所掌握的信息不完全，更重要的是政府没有对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认真筛选，从而易于被各地区、各部门报喜不报忧的汇报假象迷惑，不一定能掌握经济运行中的许多真实情况。这样，宏观调控的时机往往滞后。在今后的宏观调控中，政府应当汲取以往的教训，要尽可能掌握经济中的真实情况，并把预调放在重要位置上，做到预调和微调并重。

在双重转型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政府职能更应正确定位，切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认为政府是万能的。政府要遵循市场规律，不要打乱投资者、消费者、储蓄者的正常预期，宏观调控不宜大升大降、大紧大松、大起大落；否则，会导致经济中出现大量泡沫，经济中的泡沫甚至会突然破裂。这些都会使经济遭到伤害，并使公众对宏观调控失去信心。

何谓微调？何谓预调？

厉以宁：宏观调控应当重在微调，并且要尽可能少采取总量调控措施，而要以结构性调控措施为主。与总量调控措施相比，结构性调控措施所引起的震荡较小，效果会更显著。在微调之外，政府还应当采取预调措施。宏观调控起始时机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过去，宏观调控起始时机往往滞后，宏观调控结束时机更可能滞后。这两种滞后都会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也会给后续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增加困难。

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调控原来只是以调节总需求为目标，这主要适应于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短期调节。自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美国经济发生了滞胀，单纯调节需求不能解决问题，仅仅着眼于短期调节也是远远不够的。于是美国在先，其他国家随后，宏观调控由单纯调节总需求转为需求调节和供给调节并重，由短期调节转为短期调节与中期调节并重，以及由总量调控转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重。这已经成为当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惯用的调控方式，可供我们在双重转型中借鉴。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目前各方还关心的一个重点，就是对于价格的调控。对此您的观点是什么？

厉以宁：既然我们要继续进行体制转型，那就必须懂得限价政策的局限性，因为这是破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手段。加之在经济生活中，商品价格总是相互影响的，也是互为成本的。

在宏观调控中，有时为了控制某种商品价格的上涨而采取对该种商品限价的政策。经验表明，限价政策只能短期有效，但给经济带来的损害却是不可低估的，限价政策实行的结果是结构失调现象必然更加突出、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全部商品价格都受到管制，这是做不到的；能够做到的，不过是对某些商品的价格采取限价措施。这样一来，在商品互为成本的条件下，在其他相关商品的价格可以浮动时，某些商品的价格却被冻结了，那只能使被冻结价格的商品减少供应量，造成产业链断裂，使结构更不协调，进而给经济运行带来一系列后遗症。

资源价格的管制所造成的后果是同样的。资源绝对不可能做到无限供给，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莫不如此。中国劳动力资源虽然比较充足，但如果按年龄、技术工种、专业水平、居住地区来分类，依旧是有限供给的，所以从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的角度来考察，不能完全按市场需求来制定使用和分配规则，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配额管理。但配额管理的利弊并存，不能随意使用，否则对经济运行不利。配额管理的弊病还包括“寻租”活动的盛行，即掌握配额分配的部门和官员易于利用权力捞取不正当的利益，而且靠行贿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转让配额指标而获利。配额不一定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实行的，这会大大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并严重挫伤一些企业的积极性。

当然，资源产品的价格有特殊性，为此应当考虑到资源有限供给的现实性，而配额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除了要贯彻“公平、公正、公开”三原则，还应看到配额管理的长期效应，即配额制会导致双轨价格制的长期存在，甚至会导致正常的产业链断裂，扭曲结构现状，甚至使结构失调更严重。对于资源产品价格不合理之处，最有效的对策是推进资源价格体制的改革。只有通过这一改革，使资源定价趋向合理，才能避免资源价格不合理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这再一次证实了体制转型在双重转型过程中的首要作用。

我们应当强调的是，在双重转型过程中，政府应当以有效管理为目标，市场应当以有效运行为目标。有效的政府，是指政府应当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有效的市场，是指市场应当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凡是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由政府去做。这样，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就协调了。

“新常态”多义

人们一般将“新常态”单纯理解为中国经济将从8％甚至10％以上的高速增长调整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事实不然，隐藏在这一指标背后的变化更加丰富。例如，财政增收减速与支出持续刚性增长的矛盾逐渐加剧，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来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平衡国际贸易来实现市场扩张与繁荣，通过更加积极、公平的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来促使民生持续改善，等等。这些都属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就“新常态”这一词汇的实质性含义，您的理解是什么？

厉以宁：最近中国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就是“新常态”。怎么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中国前一段时间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发展常态。

2003年之后，由于受到国内外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为了防止GDP下降，采用增加投资、放宽银根等措施，使得中国经济在一段时间内都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但这是“非常态”的，不能持久，实际上也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带来了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资源消耗过快；第二，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带来低效率；第四，一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第五，错过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的最佳时期。

虽然现在中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与此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还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时机，那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据我所知，“十三五”规划当中，就将要改变超高速增长率，实现中高速增长率的常态，将硬性的增长指标改为弹性指标，用预测值代替目标值。

但在这里也必须指出的是，人们一般将“新常态”单纯理解为中国经济将从8％甚至10％以上的高速增长调整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事实不然，隐藏在这一指标背后的变化更加丰富。例如，财政增收减速与支出持续刚性增长的矛盾逐渐加剧，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来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平衡国际贸易来实现市场扩张与繁荣，通过更加积极、公平的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来促使民生持续改善，等等。这些都属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黄涛：就我看来，经济发展本身没有所谓的“新常态”，之所以出现这种说法，是为了稳定各方的预期，让大家知道，在加入WTO的“黄金十年”结束之后，经济增速放缓、收入增速降低是正常现象。

就其实质来说，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欧美等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中国宏观经济层面的波动幅度会更大，经济运行风险会相应增加。就企业层面来说，以往经济以10％的速度增长的时候，虽然各自发展得也是有好有坏，但是最终落入破产区间的企业的绝对数量不会很多。但是在经济进入高风险、高波动区间之后，以往还能苟延残喘的，现在就要彻底破产了；以往能够勉强维系的，现在要落入破产区间了；以往能够赚大钱的，现在要进入微利时代了。如此一来，整个经济系统的风险又会大大增加，风险如果蔓延，会牵连一大片。总的来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黄金时代都是相对短暂、不可持续的。谁都想要稳定安宁，但从现在开始，大家都得习惯于高风险。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中国为了降低“新常态”时期的发展风险，跨越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障碍，比较有希望的道路是从模仿式创新走向自主创新，这是惊险的一跃，会决定中国在21世纪前半程的运数。跳得好，可以继续发展；跳得不好，结果谁都说不准。当然，我们也有理由保持一定程度的乐观，因为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中国保持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制造业体系，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有相对足够的经济实力、经验及科技资源。应该说，已经到了厚积薄发的时候了。

朱善利：进入“新常态”之后，主要的表征当然包括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但我们也不能单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它。伴随着它一同到来的，还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链的不断升级，以及收入增长的降低。

雷明：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后，全球都在关注“New Normal”这个英文单词。按照西方的解释，它是指在经济危机结束后回归正常状况。但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新常态”意味着一个转变的契机，中国把它定位为科学发展、结构转型、可持续发展等组合式概念。进入这一状态之后，的确会让人感到“肉痛”，因为我们已经适应了以往的高投资、高回报、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但是长期这么发展下去的话，中国经济迟早要崩盘。所以正如厉以宁教授所说的那样，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走得太快，看不到道路两边的景色，享受不到走路的愉悦感，也浪费了很多的机会。现在稍微慢一点，看到了道路两边的风景，也获得了一些以前只知道向前冲时感受不到的东西。

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对于进入“新常态”之后究竟怎么走，中国其实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取舍。比如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的时候，就不再继续一味追求高增长；开始重视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开始强调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低碳可持续发展。

我目前所担心的是，过去一味追求高速度，大手大脚惯了，可能会出现“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一局面。

刘俏：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作出“新常态”的表述，目的是用于定义“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在延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生活中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开始凸显，包括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在发酵，金融体系的滞后发展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混乱，收入不平等和社会阶层的固化，等等。

我把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中国经济现在正进入第二阶段。关于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可以从经济学里的一个等价公式（经济增长率=投资率×投资资本收益率）开始，这个公式将是理解中国经济非常有效的一个逻辑框架。公式的左边是经济增长率，右边是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乘积，分别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和投资的效率。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都可以拉动经济成长，用这个公式去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的话，可以说，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不同组合区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阶段。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阶段，高投资率和相对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合力促成了中国经济年逾9％的增长率。然而，促成中国经济在第一阶段高速增长的很多因素是一次性的，在第二阶段难以为继。

继续保持40％以上的高投资率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三廉价”（廉价资本、廉价劳动力、廉价能源）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高投资率很大程度上归结于高储蓄率。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指出的原因包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勤俭传统，欠发达的金融体系所导致的投资渠道的缺乏，社会福利系统和养老制度的滞后，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等。

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的中国，因为人口结构逐渐老龄化，维持高储蓄率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高储蓄而形成的低实际利率也难以维系，投资的机会成本将大大增加，这些都将降低实体经济的投资率水平。与此同时，长年的高投资已经导致中国大面积的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未来继续靠投资拉动经济成长的空间在迅速缩小。

此外，“企业化”的地方政府作为经济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因为软预算约束和道德风险，地方政府大肆投资已经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未来投资规模必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最后，中国过去十年的高投资率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但扭曲的房地产价格使得未来房地产市场投资继续大幅上升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再看投资资本收益率。中国开启经济改革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资本对劳动力的比例（Capital-Labor Ratio）相比高收入国家要低很多，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总体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整个经济对资本投入处于一种严重饥渴的状态，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比较高。这一因素，再加上中国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第一阶段呈现的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资本总量已经大幅提升，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呈现下降趋势。

同时，制约投资资本收益率进一步提高的结构性因素也在凸显，尤以中国在制度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薄弱为甚。例如，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市场化的推进频遇障碍，国家仍然牢牢控制着生产要素市场。这至少带来两个后果：其一，当国家牢牢控制生产要素市场时，生产要素的配置肯定受到国家政策或者影响国家政策的利益团体的引导，投资资本收益率高的企业不一定能够得到足够的生产要素去发展壮大，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其二，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足，容易导致生产要素的定价扭曲，从而起不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不利于生产经营的效率化。中国经济在第一阶段的发展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这很大程度上与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足有关。

于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际，政策制定者、学者、企业家甚至全社会都在讨论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Mid-Income Trap），延续曾经强劲的经济增长。悲观论调很快在思想市场上找到空间并盛行开来。悲观者认为，中国经济在第一阶段的成长故事只是一个高投入带来高增长的故事；甚至认为，发生在中国的一切是“史上最大的泡沫”，破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那您认为，进入“新常态”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束了？

刘俏：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亟须改变靠投资率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模式，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在再度启动改革时将增长模式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由粗放式经营转为效率驱动。只有当中国企业能够确实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时，降低投资率才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植根中国经济生活的各种结构性因素彼此关联、交互作用，将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的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速度和质量。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我们需要寻找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之间的新平衡，而这种新平衡将更加倚重投资资本收益率而非投资率。

就我来看，未来的中国经济，取决于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组合在一起，可能会出现以下四种场景：

其一，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能维持高速增长，但这种场景出现的概率极低。其二，投资率降低，但投资资本收益率能够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这样中国经济将无须维持一个相当于GDP40％的投资率。投资资本收益率的提升使得经济增长的整体质量得以改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大大提高，这种场景与我们常说的“新常态”是一致的。其三，投资率降低，但投资资本收益率不见改善。这是未来中国经济最坏的一种可能性，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以效率低下的方式低速增长，中国将很难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其四，维持现状。投资资本收益率不见改善，但通过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维持很高的投资率，以此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显然，这种状态也将很难持续，因为这样一种增长方式对原材料、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的过度需求在未来将更难得到满足，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也将增加这种模式的脆弱性。

虽然一系列结构性的挑战使得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但正面的、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其实也正在涌现：中国每年毕业700万名大学生，很快，中国将拥有逾1亿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口，历史上我们还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庞大的高知识群体，他们已经开始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潜能；互联网精神及技术所带来的创业创新热潮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利于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创新的深化将进一步优化资源的配置；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重新界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混合制等方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将有助于改变其只重规模，不重投资效率的行为模式……

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在回顾亚马逊的成功时曾自豪地说：“最终，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致力于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实现中国经济“从大到伟大”的转型，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

目前关于7％的GDP增速，也是各方热烈讨论的问题。对这一数字，您的看法是什么？

朱善利：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即使再悲观一些，即经济增速不到7％，也是很高的。中国经济只要能够继续向前发展，那么大家的实际生活水平整体上没有下降，而是缓慢提高，每天都在进步就已经不错了。

厉以宁：在目前的情况下，GDP的增长率保持在7％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前几年我们的GDP增长率都在8％—9％，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增长率是很合理的。我觉得就算是7％也是不低的，在全世界范围来讲，仍然属于高增长。

另外，一个国家的GDP增长率一度可能较高，但时间不会持续太久。长时期来看，我们在今后比较长的时间内能够保持7％甚至是6.5％—7％的增长，这是与中国整个的变化相适应的。为什么？第一，这个增长率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讲绝对不低；第二，我们重在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本身是限制增长速度的，如果单纯为了增长速度而把结构调整放到次要位置，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将来是会后悔的；第三，今后的发展并不是看产品数量，而是看产品质量。经济增长也是一样的，不是靠增长率，而是靠增长的质量，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把握住。所以，今后10年之内的GDP增长率如能保持在6.5％—7％，我觉得就挺好的。

在“非常态”所带来的一系列危害当中，您所说的“结构调整”指的是哪些？

厉以宁：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举个例子来说，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GDP是世界第一的，要比英国大很多，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行。具体来说，英国在1770年左右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到鸦片战争时进行了大约70年。经过这70年的发展，彼时英国GDP的构成中主要为蒸汽机、机器设备以及铁轨、铁路机车、车厢等工业品，纺织业中使用的也是机器；而当时中国GDP完全是由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构成的。同时，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轮船和火车了，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帆船和马车。从出口来看，英国是蒸汽机和机器设备，而中国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所以，英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

此外，在人力资源结构方面，英国也超过中国。当时英国有1000多万人，而中国据说有4亿人。但是，英国已经进行工业革命70年了，已经普及小学，并开办了大量中学，还兴建了很多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经济管理人员、金融专家等人才。而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妇女也多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是为了考科举。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也不如英国。

虽然现在中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还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时机，那就是最大的损失。因此，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目前“十二五”即将结束，要开展“十三五”规划。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正常，因为要重在经济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速。

对于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您认为硬性的增长指标与弹性的预测值哪个更好？

厉以宁：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靠下死命令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最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指标性的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有时就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容易陷入被动。

为什么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性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为了完成指标，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低效率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政府今后要力争改变这种状况。可喜的是，把增长率从硬性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了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中有两个指标比增长率重要：一是失业率，二是通货膨胀率。这在世界上是通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把这两个指标放在重要位置。比如，失业率可控制在4％—5％，如果超过5％，就一定要采取措施；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4％或者以下，社会可以承受，过了这个线也一定要想办法。因此，我们应当看重的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而不是硬性规定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应该达到多少。如果增长率改为软指标，会给“新常态”下的经济带来内生活力，这也是经济学界很多人的意见。

您如何看待进入“新常态”调整期之后中国经济出现的增速下调及下滑？

厉以宁：经济增速下降有许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

其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包括自己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等），都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很大的，而且现在建设新农村和推行城镇化，数据会越来越大。

其二，中国的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由于中国GDP计算中没有家庭保姆工资这一档，因此几千万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没有被计入GDP。加之，近年来当保姆的人数逐年增加，她们的工资也逐年上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

其三，中国个体工商户的实际营业额有多少？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GDP的统计也就少算了。最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免税之后，就更不好统计它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其四，据前几年的数据统计，中国GDP的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近年来，有外国专家认为中国的GDP掺水了，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民营企业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上报，上面不查就不报，认为报多就吃亏了，因为要多缴税。同时，有些国有企业为了表现业绩或为了提拔，可能虚报营业额，但是它们的虚报是有限的，因为一审计就查出来了，多报就露馅儿了。总体上看，由于民营企业占了55％，它们少报的要比国有企业虚报的多，两者抵消后统计出来的GDP就比实际上变少了。

以上四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单纯从GDP的变动看不出大的变化，实际上，GDP的总量在逐年增加，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所以，不要怕GDP减速，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没什么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要有信心。

但是以往的路径并不容易摆脱。一些地方考虑到投资整体总量的下滑以及房地产市场的低迷，还是出台了相应的一系列“微刺激”政策（如投资、增加出口等），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做法？

厉以宁：首先，我们不应该再讲“微刺激”，改成“微调”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宏观经济调控最忌讳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左右摇摆，这对经济的损害会很大。而所谓“微刺激”，实际上就是微调，而微调是可以的，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放在微调、预调上，不能大起大落。过去我们是吃过这个亏的，结果增长率是提高了，但产能过剩也来了，产品积压了，在市场上销不掉，然后又人为地制造一些销路，结果呢？产能过剩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结构调整得更好，把产能过剩的现象压下去。

其次，我们对出口和进口的看法须调整，不是出口越多越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赚取外汇，出口越多越好；实际上，出口和进口应该基本平衡。如果你老出口，那别的国家怎么办？这种贸易关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所以既需要出口，也需要进口。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中，我们的观点需要转变，因为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出口越多越好的观念。外汇储备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用得好。用得好，外汇储备就好，如果不会用，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国内的货币流通量就增大了，你再进一步与其他国家搞好关系就不容易了，因为出口越多，外汇储备就越多。这是第二个需要调整的观念。

最后，高就业未必和高投资有因果关系。过去长期的观念认为，高就业就必须有高投资，这样才能从中产生就业的新岗位，但这些看法渐渐不灵了。我在外面调查，很多厂现在正忙于投资，我问他们会增加多少人？他们说“一个人都不加，还要裁员”。一个都不加还裁员？这是怎么回事？因为用机器人啊，用新技术啊。还有，我们要重视产品的质量，也要重视人才的质量。在人才质量这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现有劳动力在技术创新、工厂设备跟进以后还要再学习，如果他年纪大了就让他退休，不能另外安排了，因为他不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了。所以，高投资未必高就业，这一点应该记住。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靠什么增加就业呢？其一，适度投资，比如扩大民间资本的投资，不一定都要国家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其二，投资应该更多地放在产能短缺的短板上，还要为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着想，为了环保工程着想，为了农业的现代化着想，应该在这方面加大投资；其三，既然靠民间资本，那就要靠政策把中、小微企业调动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创造，自己来创业建立中小微企业，就业问题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解决。

在宏观经济“新常态”下，就微观的企业来说，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平常心？

厉以宁：面对“新常态”，无论是对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还是对于我们大众来说，都应该保持平常心。而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平常心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应该有一种自主创新的动力。有了自主创新的动力，依靠自己的产品，依靠技术进步，就能够占领市场。

第二，对每家企业来说，要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比如，现在的新形势变化表现为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实际上这意味着消费者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当前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最重要的。如果摸不清这个新的变化，还与过去一样，那么产品可能很快就会滞销，很快就被别人赶上。

第三，每家企业的管理都是有潜力的，营销也是有潜力的，市场是靠人来创造的。有了这种想法，管理就会跟进，营销就会有所变化，这样，我相信企业就处于常态了。企业不要求太高的增长率，而要求稳扎稳打，看准了市场，坚持自己的方向，努力就会有成果，这就是平常心。

任何行业都要懂得，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市场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我们老讲要扩大国内消费，那就要创造扩大国内消费的条件，如果产品都是十年一贯制，那谁还会来买？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一定要懂得创造市场。需求可以创造市场，供给一样可以创造市场，要用新产品来吸引人，如果新产品吸引人，人家就买了。为什么要发展旅游？为什么要发展文化产业？它们都是在创造市场。创造市场这一点过去我们重视得不够，在这里，人才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出，因为有了人才，管理就上升了。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下一阶段教育投资的比重一定要增大。中国经过很多年的发展才使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4％，但这个比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今后是人才的时代，是人才竞争的时代。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由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指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包括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其余的88个经济体要么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要么降为低收入经济体。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之一。对于您而言，它的含义及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蔡洪滨：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要素驱动阶段，此时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二是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三是创新驱动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成功地走出“贫困陷阱”，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阵营。从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见表1-1），人均GDP迈过3000美元的门槛之后，如果不能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及时转换，就有可能陷入长期停滞，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厉以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6]行列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总是在此区间徘徊。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其具体含义是指：不少中等收入国家经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中的矛盾爆发，原有的发展优势逐渐消失，迟迟无法越过人均GDP 10000美元的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7]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确会遇到许多困难：一方面，由于国内工资收入水平的上升，它们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出口竞争中更有优势，更能吸引外资；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优势产业、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产品，这些国家的困难加大，迈入高收入国家的概率几近为零；除此之外，这些国家已经丧失了艰苦拼搏的精神及斗志，一般民众更多地追求福利社会，期望越来越高；而且，社会对贪腐行为的不满加深，民众信心大大下降，或者社会动乱不已，消极、颓废、失望、绝望情绪蔓延。

经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能转为停滞，这历来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您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厉以宁：自人类社会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大量经济学家探讨过这一问题，较有代表性的几个相关概念为：

其一，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伦理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兴起原因的信念与动力学说。新教是欧洲“宗教革命”的产物，其伦理观不同于旧教。后者认为人是上帝的仆人，是有罪的，为了赎罪，一是把终身奉献给上帝，进修道院，当修士、修女；二是把财产捐献给教会，用于修建教堂及救济穷人。新教认为人是上帝的仆人，人为了赎罪，必须勤奋工作、节俭生活、积累财富、创造事业，这是他们的天职。韦伯指出，在这种信念的指导下，人们都发奋工作，因此荷兰、英国兴起了，北美殖民地开发了。经济的持续发展，有赖于人们有信念、有精神动力、有责任感。

其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学家帕累托^[8]提出优秀分子循环学说，他认为，第一代优秀分子是强人，是创业的一代。但在创业成功后，他们一般不用强人，而用服从的人，这样第二代肯定不如第一代。如果第二代按照同样的模式选择接班人，再往后，事业非垮无疑。因此，优秀分子总是循环的。

其三，20世纪中期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罗斯托^[9]，他所著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有很大影响，其提出的“起飞”术语，沿用至今。他采用“早熟消费”这一术语，其含义是指：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很快就会转入大众高额消费时代，家用电器、私人住宅、小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进入居民生活中是比较自然的。且消费有很广泛的示范效应，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难，接受高消费模式容易，于是也很快转入高消费时代。一国经济“起飞”后尚未成熟之前就接受了高消费模式，把经济中的资源大量用于消费，增长便停滞不前了。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正是对20世纪后半期一些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训的总结。这一概念实际上包括了三个“陷阱”，即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和技术陷阱。

这三个“陷阱”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厉以宁：目前来看，制度陷阱指的是已经或者正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从传统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在它们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时，不一定经历了传统制度的剧烈变革阶段，可能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社会的特征，传统势力和社会组织形式还起着很大的作用。它们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的制度障碍，也就是制度陷阱。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土地制度依旧保留着工业化以前的状况。土地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的增大，都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制度障碍。

除此之外，发展的制度障碍还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传统组织和氏族、家族势力根深蒂固，阻碍了市场化的继续推行，地方政权大多受到这些势力的操纵，公平的市场秩序在广大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难以建立。

第二，传统社会的限制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收入增长率大大低于城市。农村购买力普遍低下，造成内需不足，限制了工业化的继续推行，市场化步伐受到严重限制。

第三，发展中国家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有财政的支持，但是它们往往财政困难，只能靠增税来维持，财政赤字巨大，形成了赤字与经济增长率低下相互交替的恶性循环。

第四，发展中国家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有金融的支持，但是它们的金融业往往是畸形的。一方面是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是资本严重不足，高利贷盛行。这源于金融机构或者被外资控制，或者被官僚和权贵们控制，民间金融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第五，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被严重阻塞了，而这往往比社会水平流动渠道更重要，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产生消极影响。

而所谓的社会危机陷阱，则要依靠缩小贫富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社会管理创新来避免。

第三个陷阱是技术陷阱，要靠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创新来解决。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经济停滞，摆脱不了困境，与技术上难有重大突破有关。如果技术上没有重大突破，缺少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那么是难以进入高收入阶段的，但是它们对此往往无能为力。这是因为：其一，待遇及缺乏鼓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造成尖端人才缺乏；其二，技术创新必须同资本市场创新结合，如果缺乏这种结合，即使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要想在尖端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发展中国家在尖端技术和产业升级方面有巨大困难，是因为本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再加上金融专业人才不足，金融监管松弛，导致腐败丛生。这些国家的富人把不动产看作首要目标，即使从事实业投资，也把矿产、建筑业作为重点，很少涉足风险较大而自身又不存在优势的先进技术设备制造业和新兴产业。

就您看来，中国绕开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如何？

厉以宁：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并不长。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我认为，中国会不会落入陷阱，存在若干假设条件：

其一，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如果遇到发展的制度障碍，该怎么对待？是继续推进改革，清除这些障碍（城乡二元制度、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等），还是犹豫不决，不敢或不打算采取有效措施？

其二，要对中国现阶段和经济继续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冲突状况及趋势作出实事求是的估计，正确对待已经露头的社会不和谐现象，采取措施来逐一缓解。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和矛盾激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三，如果不能绕过技术陷阱，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尖端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如果资本市场依旧是不完善、不完整的体系，技术创新得不到资本市场的有利支撑，不能以中国创造代替中国制造，那么就会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其四，中国必须摆脱过去长时期内支撑经济增长率的模式（即主要依靠政府投资），转而实现投资与消费并重的拉动GDP增长的模式，进而实现消费需求带动为主、投资需求带动为辅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

其五，中国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成绩，是依靠改革开放以及由此调动了的民间积极性，是因为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了。如果继续因循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中国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反之，则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除了“中等收入陷阱”之外，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可能落入其他“陷阱”吗？

厉以宁：那种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只要越过某个门槛就会顺利增长的说法，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曾经围绕经济学家罗斯托的“起飞”和“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假设而进行争论。罗斯托认为，在人类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最主要的一个阶段是“起飞”，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即工业化社会的关键时刻），越过了这一关键时刻，经济就可以持续增长了。

现在看来，这一假设缺乏根据。一些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高收入国家落入“高收入陷阱”的事实，均表明了这样一点：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会发生因社会矛盾深化和制度障碍的存在而引起的经济停滞状态。换句话说，在经济发展的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门槛，有“收入陷阱”。能不能闯过去，要看有没有适当的制度调整，有没有社会的安定，有没有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密切结合。

实际上，在一国的经济发展当中，除了“中等收入陷阱”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其他陷阱：

其一，在低收入阶段，有些国家也陷入了“低收入陷阱”，长期徘徊在人均GDP 1000美元以内无法摆脱；其二，人均GDP跨越了3000—5000美元这一道坎，再往后看，人均GDP 10000—12000美元又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陷阱”；其三，人均GDP迈上12000美元台阶后，也可能发生所谓的“高收入陷阱”^[10]。

我认为，中国完全可以绕开或者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以后也会遇到“高收入陷阱”，因此应当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为以后绕开或者越过“高收入陷阱”早作准备。

在实际的改革与发展过程当中，中国为了绕开或者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乃至其后的一系列“陷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陈玉宇：我认为依赖两点：一是技术的升级，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此之前，中国的劳动力近乎于无限量供应，因此企业可以通过雇用更多的劳动力来扩张生产规模。但到了今天这个阶段，我们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了，如果我们不这么转换，不能够提升技术，我们工资收入的提升就会停止。因此，这就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企业不要再迷信政府有一天可以出台政策让自己的要素成本降低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效率的、没有成长空间的企业不得不关闭，产业不得不转移到中国西部地区或者东南亚国家。只有高效率的、能够支付得起高工资的企业，才能够继续成长。

就此方面，最近经济学家经常打的一个比喻是，为了跳出“贫困陷阱”，你栽种了一片松树林，它们野蛮生长，很旺盛，但是归根结底，松树的基因就决定了它们只能拧拧巴巴地长到十米高。如果你想要长到三十多米的森林，就必须砍掉原来的松树，换种红杉木。这种极具挑战性的、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是中国得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

蔡洪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各种各样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在我看来，有几点能够帮助中国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一是户籍制度，这是保证人们具有公平的就业机会的必要条件；二是教育改革，只有真正地进行教育改革，强调教育公平和公正，整体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才能够得到保证；三是人口政策，以放开“单独二胎”为突破口，尽快地、果断地调整人口政策，我觉得这将是决定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社会人口结构的重要举措之一。

除此之外，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长期增长和繁荣的动力，关键在于大力提高社会流动性，保持社会的长期活力。所谓提高社会流动性，就是减少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等因素造成的代际不平等，消除长期动态的不平等，提升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促成经济的长期增长。

很多发展中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因为没有办法保持这一点，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国家现在正好也到了这个地步，社会流动性有一种下降的趋势，社会阶层有固化的趋势。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警惕、努力去扭转这一趋势，保证社会的流动性，保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厉以宁：我们必须吸取其他已经落入“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一系列经验和教训：

第一，在发展的制度障碍出现时，尽管改革的困难已经比经济发展初期大很多，但只要政府的决心大、魄力大，仍有可能推进；但到社会危机陷阱出现以后，改革的难度就加大了。政局已经不安定，再谈“改革中发展”或者“发展中改革”，会使得政治家不知所措，其通常以自保为第一目标。不仅如此，由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利益集团的势力比过去强大得多，想进行改革的人员会左右为难，如果不想得罪穷人一方，就会得罪利益集团一方，任何改革措施都难以使双方都满意，有时甚至会使双方都不满意，致使改革半途而废。

第二，要深化改革，就必须找对正确的改革者：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支持者是不愿意进行改革的，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必然会受到损害；而单靠少数有正义感、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力不从心，不可能实现这项任务，在剧烈的政局动荡中，他们很快会被排挤掉，或者被逮捕、被流放国外、被杀害；如果单靠下层社会的穷人特别是贫困农民来从事改革的深化，很可能酿成暴乱，喊出极“左”的口号，实行极端的均贫富政策，甚至演变成一场内战，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使局势越演越乱。这是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的深刻教训。

第三，要有完善的、独立的市场主体。没有完善的市场主体，市场化改革是难以推进的。我们正在通过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改革来逐渐使市场主体完善化。

第四，要重视信用体系的建立，也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在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的时候，它是唯一的调节方式，必须要有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调节，这样市场才能更好地起作用。

第五，要让蓝领有机会向中产阶层成长。目前中国的劳工市场已经形成了上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上等劳工市场的工作被认为是“好职业”，工资高、福利好、有较多学习培训的机会和逐步提拔的可能；次等劳工市场的工作就被认为是“坏职业”，工资低、福利少、基本没有学习培训和向上提升的机会，一辈子从事简单劳动。这样的二元结构如果不改变，会进一步加剧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让底层的劳动者看不到希望。所以，当务之急是缩小劳动市场差距，保持社会流通渠道的通畅，打破职业世袭化。

就提高社会流动性、使中产阶层得到成长方面，您认为目前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厉以宁：首先，要加强职业技术培训，让有志进取的简单劳工得到多种形式的培训，从而可能成为技工、熟练技工，跨过二元劳工市场的界限，成为蓝领中产阶层的一员。目前中国最缺的是完善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未来要更加重视构建职业教育体系，包括中专、大专，甚至是研究生类型的职业教育。与之相配套的是，中国急需庞大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和研究队伍。

其次，要改善次等劳工市场的生产条件，让体力劳动者有机会改善生活和劳动强度，使得“坏职业”逐步减少。同时，应增加社会上“好职业”的岗位数量。

除此之外，职业蓝领中还包括农民。今后农民作为家庭农场主同样需要接受农业、畜牧业和农业机械化的教育，这样他们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土地、耕地变成创业的基础。

最后，疏通社会流通渠道的关键是秉持机会均等的原则。这要求一切职位都要通过一定的资格审查，实施竞争上岗机制。人才流动要靠法治、竞争、个人努力，不是靠门第、父母。

蔡洪滨：具体而言：第一，我们最大的生产要素就是人，需要提高每个人的教育水平，让他们去提高技能、参加培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第二，要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使得人们有积极性去提高人力资本，这要求社会有健康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每个年轻人都认为自己有机会，不受出身、家庭背景的限制，不受制度歧视，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于年轻人，我强调的是动态的机会公平问题。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时点上，所有人的机会和收入都要平等。纠结于静态不平等是纠缠不清的，因为社会上有的财富已固定了，机会已固定了。现在的财富分配、机会分配、权力分配，动态地来讲，对于下一代年轻人，不管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什么家庭，都大致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可以去奋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决定一个社会是否能够长期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制度红利空间

三十多年的中国奇迹得益于一系列市场化的制度变革：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摧毁了人民公社制度，直接或间接催生了中国经济后来的一系列巨大变化，比如乡镇企业的崛起；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普遍实现了民营化，为中国经济增长扫除了障碍；2001年以加入WTO为标志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和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浪潮，集中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这些制度变革，带来了效率、创新和生产率的极大提升，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制度红利”。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在哪些领域还蕴含着制度红利？

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发展当中，您认为还蕴含着哪些经济制度红利？

厉以宁：以下几项改革当中蕴含着大量的制度红利，应当加速进行：

第一项改革任务，是当前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这实际上包含国家资本如何运用的问题，是管企业还是管资本，怎样把资本运用得更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等，这是一个主要方面。这项改革搞好了，接下来相关的，就是要大力开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筹备建立工作，因为长远来看，混合所有制经济肯定是有发展前途的。

第二项改革任务，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如果收入分配制度不改革，贫富差别就会一直存在。如果贫富差别一直存在，中国的低收入阶层的积极性就很难被调动起来，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就很难增长。这里包含了四个方面，重点在初次分配。

其一，初次分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民要有产权。农民长期以来都是没有产权的，比如房子说征用就被征用了，得到的补偿远远不够；农民虽然有土地经营的自主权，但没证，土地说征用就被征用了，变成无地、失地农民。改革要继续，首先要在农村做到“确权”，收入分配中要让农民有产权。

其二，在低收入者的工资方面，涉及劳方和资方。劳方是谁呢？就是到市场上找工作的农民，包括城里的低收入者。资方是谁呢？就是大企业。单个农民进城以后在市场上找工作，他的对手是强大的大中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资方需要人，但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议价权在大企业手中，农民是没有议价权的。所以，这就需要改革，工会应该参与，形成三方，即工会、用人方和提供劳动力的一方。三方合作，这样就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工资的议价就是这么出来的。

其三，农民要出卖产品，谁来收购？如果大公司、大超市来收购，它们与单个农民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会给农民定个价钱，农民若要针对价钱力争，它们就会层层设卡、降级、降价。最终谁说了算？还是大企业说了算。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应该三方联合。因为农村有农村的情况，所以农民是一方，农民的合作社是一方（最好的情况是农民的合作社是和农民站在一起的），而且光有合作社的力量还不够，还应该有联社，这样一起与对方谈判，农民的议价能力就增强了。这就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第三个方面。

其四，初次收入分配还有一个改革，与教育体制的改革有关系。在教育资源无法做到均衡分布之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学难，升学更难，而且低收入地区的教学质量不好。所以，应该根据国情对这种不均衡分布进行调整，改革职业教育体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包括中等及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教育资源的这种倾斜，符合中国熟练技术人才培养的前景。低收入家庭有了更多的收入，就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

陈玉宇：我以为，中国的制度红利仍大有潜力。中国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已达10000多美元，按照名义汇率也有8000美元了。现代化和城市化正处在半路，城市人口刚刚达到50％。继续前行，虽道路崎岖，但大有空间。人们由于经济危机而引发普遍的悲观情绪，显然过于短视了。我认为紧要的、蕴含红利的制度变化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户籍改革和建设更富活力与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在僵化的户籍制度下，移民成本高昂。当前已有2.5亿农民工，占全部劳动力的30％，这些人完成了“工厂化”，却尚未完成城市居民化。逐步放松户籍管制，配合以实际常住人口为基础的财政、教育、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经济活力重现将不期而至。进一步，中国的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只有10％，却仍在使用30％—40％的劳动力。通过制度变化降低移民成本，使农村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非农部门，依然大有潜力。

二是金融体系改革，尤其是扩展直接融资。储蓄依赖于金融体系转移到最富有效率的部门和企业。最近两位经济学家关于中国和印度资本误配的论文^[11]受到广泛关注。该论文认为，在不改变技术的情况下，将资本配置效率提高到美国的水平，让高效率的企业得到更多的资本，那么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将会提高30％—50％，印度将会提高40％—60％。所以金融体系改革的潜在收益巨大。而金融体系如何改？一言以蔽之就是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直接融资指的是利用金融中介机构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融资，我们要做的是，利率市场化，扩大企业债务市场，扩大地方债务市场，稳妥放松直接融资的管制。这样，资源配置效率会随之改进，经济活力将大增。

三是给小微服务业减压，税收“减二免三”。中国服务业比重只有4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5％）。同时，面对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就业压力，服务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是消化的主力。对小微服务业企业应该采取干脆的政策，那就是税收减二年再免三年。此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对乡镇企业实施过，政策虽糙，却很管用。等它们长大了，再要求其纳税吧。

四是逐步放开和鼓励民营企业向海外投资。所谓全球化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商品贸易在全球自由流通；二是资本的全球流通；三是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以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中国的企业要学会走出去，我们不仅鼓励它们去发达国家，也鼓励它们转移产业去越南、缅甸等地区。全球化下，片面追求吸引外资，不允许企业出国投资，“圈养”自己的孩子，没有比这更狭隘的理念了。

五是与时俱进，不断提升法制水平，保护产权，维持市场竞争。这是一日不可废的功课，无此功课，一切休谈。

龚六堂：中国经济从总体上来看，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中国经济的确还有很多内生的动力。

其一，中国正处于城镇化的高峰时期，这种趋势是谁都挡不住的。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会带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的需求。

其二，中国经过这么多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创新能力，已经能开始从模仿转向自主创新了。这也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拉动。

其三，我们老说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依靠人口红利。实际上，现在这些人依然存在。我们可以通过教育让他们变成技术工人，迎合中国产业升级、制造业升级的趋势，使得中国的转型过程变得更加顺畅，这也会带来经济增长。

其四，中国的人口政策如果适当地放宽，也可以带来一定的红利。

朱善利：中国的增长潜力很大，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挖掘这些潜力。就我看来，中国最大的新红利来自改革；而最重要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目前行政体制对于市场的束缚仍然过多，我们应该积极释放这一部分的红利。

应对转型“阵痛期”

当前中国经济的困难，可以说已经到了通货紧缩的边缘。需求严重不足，物价水平普遍下降，整个经济体越来越缺乏活力，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总体而言，2014年很困难，2015年可能更加困难，令人无法感到乐观。在这种局势之下，我们要防止出现经济的全面下滑以及通货紧缩的进一步加剧。这种局面一旦出现，经济要想再次恢复，难度就会非常大。

长远的目标和可能的红利空间，能够给人以信心。但是就短期而言，中国的经济形势并不令人感到乐观。对此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蔡洪滨：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4年是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2015年的情况可能更加困难。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不管是从2015年“两会”期间代表的公开发言还是内部讨论来看，这一判断是各方的普遍共识。

总结当前中国经济的困难，可以说已经到了通货紧缩的边缘。需求严重不足，物价水平普遍下降，整个经济体越来越缺乏活力，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从2015年年初的宏观经济数字来看，中国经济除了一个数字之外，其余数字都与这些迹象匹配。

唯一不匹配的数字是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很少有国家的GDP增长速度能够达到7.4％。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速度，实际上，在过去的四年时间当中，中国的GDP增速一直在下降，2014年实际增长7.4％，2015年的目标又降到7％。

为了衡量目前中国经济的紧张局势，必须要看的一个数字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它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数字。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当中，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直是负数，消费品、工业品的价格一直在持续下降。如果我们用2012年的指数作为100的话，现在降到90左右，也就是下降幅度达到近10％。这个数字应该说已经充分反映了市场的萎靡不振。

除此之外，过去几年当中投资的增长率也在不断下降。201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15.7％，低于年初预计的17％左右。2015年1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则继续下滑到只有14％左右，投资增长的积极性非常疲软；与此同时，中国的进出口增长也出现了相当幅度的下滑，尤其是进口数字，2015年1月、2月进口增长为-20％；1月份出口也是负增长，2月份才因为季节性因素出现了一点反弹。

财政收入的数字也无法令人感到乐观，从2015年前两个月的数字来看，各种各样的税收（从增值税到个人所得税）增长的下降非常明显，有的已经是负增长了。

这几个数字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当下中国经济的整体形势。总体而言，2014年很困难，2015年可能更加困难，令人无法感到乐观。在这种局势之下，我们要防止出现经济的全面下滑以及通货紧缩的进一步加剧。这种局面一旦出现，经济要想再次恢复，难度就会非常大。

您认为，除了长期性的制度更替原因之外，中国经济目前这一阶段的持续低迷，还源自哪些因素？

蔡洪滨：就短期因素而言，中国经济这一阶段的持续低迷，与我们宏观政策的反应延缓是相关的。一是宏观政策的反应没有那么及时，二是力度没有那么大，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并没有那么积极。具体而言，中国2014年并没有完成年度的财政支出目标。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困难和损失并不是不可挽回的；而且，为了让经济企稳回升，我们的宏观政策已经开始进行调整了。2014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已经非常清晰，“两会”对财政政策的认识也进行了充分的统一，未来还可能会随时根据需要再作一些调整，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两会”时所表示的那样，“该出手时就出手”。只要力度得当，对于中国经济维持稳定，维持基本增长，并在这个基础上深化改革，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龚六堂：因为目前中国的一系列经济调整政策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很多事情一下子转给市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固有体制下的很多影响还没有消除，很多地方官员还处于观望的态度，所以李克强总理的一系列简政放权措施还没有落地。我相信假以时日，这些措施真的落到市场当中的话，还是会很有成效的。

但目前的问题在于，上述这些令人感到紧张的数字出现之后，中国经济“崩溃论”再次开始甚嚣尘上了。

蔡洪滨：尤其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只要中国经济出现一点问题，中国经济“过热论”或者“崩溃论”就会出现。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则相对比较正面，形势的确很严峻，但是绝对没有到崩盘的地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背后的持续动力，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

除此之外，国际上对于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的人，对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也会很容易忽视，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很多，但是中国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工具也很多，比一般市场化国家拥有的要多。比如，其他国家拥有的调控工具基本上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非常有限；而中国政府除了宏观方面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对于银行的控制也有一系列的手段。再比如，其他国家的央行能够调控的就是基准利率，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能够调控的还包括贷款总额、存款准备金率等。不仅如此，所有的地方政府还要听命于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指导政策。因此，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就大得多。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当中的确出现了一些不平衡的问题，但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办法调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调控不是最困难的事，困难的是如何调控。

那么就您来看，为了缓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紧张局势，政府应该采取哪些调控措施，调控的步骤和节奏又该如何掌握？

蔡洪滨：短期内，为了稳定市场的信心，我认为中国当下非常需要明确、果断地出台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包括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因为它的作用更加直接、迅捷，而且力度的掌握也更加灵活。

除此之外，针对中国的总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要加速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以创造需求。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是以基础设施作为主要的方向，那么是不是还要继续大规模投向基础设施？是不是要增加向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财政资金如何与民间资金结合起来？如何通过投资更好地提升市场投资的信心？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短期宏观目标怎么和财税改革密切结合？怎么避免用调控代替改革？这些都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避免过多地依赖产业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中国政府在转型期内拥有很多的调控手段，这既是好事，同时也蕴含着一定的麻烦。从好的一面来看，是实现宏观经济平衡的能力比较强大；而从坏的一面来看，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很多调控手段其实是非常规的，产业政策就是其中的一种。以房地产行业为例，行情景气的时候就不顾一切地让其发展，指导所有银行拼命地给它发放贷款，因此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现在又开始一刀切，又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这样的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损害是非常大的。总体而言，我们应该考虑到的是，让这些条款政策在稳定经济的同时，避免对微观经济进行更多的干预。

不仅如此，我们在使用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应该让它们与中国长远的改革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我们对于工具怎么使用，需要有一个更加仔细的思考。比如说财政政策，一方面，要在整个财税改革的背景下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改革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出台一系列减免企业税负的政策，使宏观调控和改革相匹配。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传统做法（放松财政政策）引起的问题，需要创造性地进行改革。我们应该更好地融合民间资本市场，更好地开展债务市场，通过完整地建立资本市场来推动财税改革，这同时也会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形成更好的支持。

中国过去的宏观调控政策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调结构”往往越调越乱，对此您怎么看？

蔡洪滨：“调结构”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政策讨论和实践的主线之一。但是，对于“调结构”的内涵和本质，认识上还存在很多的误区，实践中也存在各种问题。比如，容易盲目追求越大越好，结果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反过来又再一次要求“关、停、并、转”，陷入恶性循环，导致越调越乱。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计划部门担负资源配置的全部责任，信息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甚至经济计划者的好大喜功，都难免造成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比例失调，使得经济陷入困境。在计划经济时代，“调结构”是一项常规性的工作，需要不断地对前一阶段比例失调的结构失衡进行修正。而由于机制内在的缺陷，“调结构”往往纠正了一时的问题，但政府的强力扭转又制造和蕴藏着新的结构失衡问题。因此，在计划经济中，商品短缺、比例失调、结构失衡便成为常态，结构调整也就成为常态手段。

除了常规性的结构微调以外，当计划经济失误积累的问题使国民经济产生很大的混乱时，政府就不得不采取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举措。计划经济下必须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是因为市场机制没有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而计划部门又不可能对全社会的资源作出合理配置。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结构的调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们一直在强调调整结构的问题，甚至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在越来越突出的位置上。在当前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起航的时刻，厘清“调结构”的内涵和本质，走出传统式的“调结构”误区，是保证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运行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很多经济结构并不是想调整就能调整，想调整到什么比例就能调整到那个比例的。比如，过去简单要素积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发展模式，只有当劳动力优势用尽时，经济增长才会逐渐过渡到依赖于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转变，是需要相应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来促进的，而不是靠鼓励投资于高技术产业便可一蹴而就，甚至由政府越俎代庖，赤膊上阵。

在经济改革方向上，新一届政府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贯彻这一精神，我们应当正本清源，抛弃经济结构调整的传统模式，清理认识误区。新时期的结构调整，应当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原则，重点应该放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深化改革上。

主要参考文献：

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蔡洪滨，《新经济新变革新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

厉以宁，《中国道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商务印书馆，2013年11月。

刘俏，“如何选择中国经济的未来？”，《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12月1日。

刘世锦，《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4—2023）》，中信出版社，2014年4月。

胡永泰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格致出版社，2002年11月。

[1] 消费缺乏或者没有创新，热点比较集中，一段时间内以一种消费为主导。排浪式消费具有从众模仿的特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不同的排浪式消费。（除特殊标注外，本书注释均为作者注）

[2] 中国的名义GDP早在2010年已经超过日本。2014年10月7日，IMF公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估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在2014年将达到17.6万亿美元，超越美国的17.4万亿美元。

[3]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应逐渐淡化房地产部门的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应逐渐弱化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相应的，则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体系重构乃至整个政府多重层面的角色变更。

[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的一项关于“增长阶段转换”的课题，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作出如下判断，“未来10—15年之内，中国经济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5]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6] 目前的标准为人均GDP 4000—5000美元。

[7] 在近50年的时间里，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无法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根据中国社科院相关学者的推算，2013年中等收入门槛为人均国民收入1045美元，高收入门槛为人均国民收入12745美元，分别对应世界银行1987年界定的480美元和6000美元。目前来看，东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正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状态。

[8] 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年7月15日—1923年8月19日），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瑞士洛桑大学教授，洛桑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9]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提出了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1971年他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中增加了第六阶段。经济发展的六个阶段依次是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经济成长阶段论又被称作“罗斯托模型”“罗斯托起飞模型”（RostovianTake-off Model），是经济发展的历史模型。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第三阶段（即起飞阶段）与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开始，在所有阶段中是最关键的，是经济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分水岭，罗斯托对这一阶段的分析也最透彻，因此罗斯托的理论也被人们叫做“起飞理论”。

[10] 当希腊人均GDP迈上这一台阶时，世界银行为此大肆宣传。2011年，希腊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0美元，却遇到种种困难，经济增长停滞。日本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越40000美元，也遇到长期停滞的困难。

[11] Chang-Tai Hsieh，Peter J．Klenow，“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November 2009（124）：1403-1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