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研究

金砖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是由金砖国家不同的产业结构和驱动因素造成的。

巴西近年来一直在努力转型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巴西在2015年至2016年间经历了巨大的经济下滑之后，经济复苏较为缓慢，并未见明显好转。[1]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国家主导的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巴西经济的主流。1930年至1980年这五十年间，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曾经让巴西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这种工业化模式的缺陷在于保护主义严重、国家对市场过度干预等因素降低了经济效益，阻碍生产率增长，恶化资源配置，限制私人部门活动（苏振兴，2014）。巴西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历大幅震荡，经济增长的神话未能持续。巴西政府未能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是造成这一后果的重要原因。巴西政策制定者曾希望进口替代工业化能为该国带来更大的经济独立性。然而，工业化只会改变依赖关系的性质，进口系数（进口/国内生产总值）并未大幅下降，只是进口的商品构成发生了变化。因此，巴西目前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外贸易。此外，由于工业化是通过在最具活力的工业部门进行大规模的外国投资来实现的，因此外国对生产资料的开发和使用的影响大大增加。现在，巴西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初级产品等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的提高，对资源出口的依赖性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隐患。巴西经济增长一直在向集约型转变，但是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使巴西的产业结构升级问题重重。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模式多年来陷入难以改变的停滞状态。从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一直极为缓慢。俄罗斯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选择“休克疗法”进行市场化经济转型，但这种以自由化和放松管制为核心内容的转型方式伴随着政府缺位严重，导致经济动荡、贫富差距扩大。虽然俄罗斯出现过巨大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多归因为一段时间内国际油价的上涨。“有增长，无发展”是俄罗斯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俄罗斯经济始终依赖于能源，结构转型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无法有效实施，支持经济起飞所需要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资源都无法得到满足（杜鹃，2018）。俄罗斯无疑是想改变这种原料经济发展模式，因此非常强调构建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性。但是，俄罗斯真正的经济危机根植于内部。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导致转型尤为困难。原料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常达到1/3以上，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达到一半左右，对出口贸易的贡献率甚至能高达2/3，同时还决定了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程伟，2017）。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难度很高。俄罗斯经济的实质问题在于物质生产部门规模萎缩、劳动力生产率低下和产出能力下降（徐坡岭，2018）。

印度经济近年来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印度经济模式在金砖国家中有和其他几国不一样的特点。首先，印度经济对外部依赖程度较低，国内消费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印度的贸易壁垒较为严重，对国际市场依赖性相对较低，对外资金依存度也较低（田小伟， 2013）。印度开放程度虽然较其他金砖国家略低，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印度的本土企业。其次，印度服务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信息产业、金融服务业等是印度服务业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产业也使印度在发展中国家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在产业结构上的侧重也注定了印度十分重视知识经济的作用。知识经济在印度GDP增长率中的贡献高达51%（刘喆，2011）。再次，私营经济在印度经济中占有很高比重，私营经济的发展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私营经济在印度国内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印度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印度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印度经济想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至少要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政府腐败等多个领域的问题。以劳动力问题来说，印度虽然耕地面积可观，粮食能够完全自给甚至少量出口，但是人口增长的速度过快，对农业的压力日益增加。印度高精尖产业虽然汇聚了大量人才，但整体人口素质仍然偏低，劳动力质量参差不齐。再加上教派、种族、民族等问题，也制约了印度的劳动力潜力的开发。总之，印度经济增长倚重国内消费的模式既是印度经济这些年腾飞的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开放能够为印度带来的红利。印度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莫迪上台以后经济改革的重点就放在了减少政府干预和扩大对外开放上。

南非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的新成员，它具有独特的地缘和经济优势。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南非经历了民主过渡，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进行基础广泛的磋商，健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建立强有力的制度来保障法治。南非通过再分配和提供广泛的群众可获得的关键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健康、住房、水、卫生和电力等，实现了社会进步。南非财经、法律、通讯、能源、交通业较为发达，拥有完备的硬件基础设施和股票交易市场，黄金、钻石生产量均占世界首位，深井采矿等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南非还是非洲地区最吸引海外投资的国家，无数知名跨国企业选择在南非投资，因为这里提供了优越的政策环境，并且安全条件在非洲国家中具有优势。在过去二十年中，南非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严重地影响到了南非，南非经济在此前有过一段中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大宗商品高价和国内有利的条件。但是2008年后，南非经济迅速下滑，至今未能完全从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中走出来。目前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依靠私人消费支出和政府支出推动GDP增长。增加南非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17年达到南非经济增长似乎陷入了停滞，更严重的是南非目前的高失业率。这一方面和工资水平过高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南非缺少有力的经济增长引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非矿产贸易部门萎缩，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疲软使南非在技能分配低端的行业上失去了增长机会和创造就业的机会。南非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解决经济难题。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金砖国家中最被外界关注的，这主要因为中国经济的表现能够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模式”一直被津津乐道，但对于这种模式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投资拉动、速度为重、效益为次、成本不计”（裴敏欣，2011）。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中国社会达成的“发展是硬道理”的共识，务实而有效的市场化改革，持续对外开放，深度介入国际分工体系等都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显著特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中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地方竞争”，每一级政府都是一个竞争主体，为争取投资改善政策环境，促进自身发展（刘世锦，2012）。“招商引资、制造出口”是中国在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战略，以此调动国内外资源充分流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国过去的高增长模式固然也有其问题，其中最严峻的问题是增长模式导致的不平衡。增长模式如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依赖外需到拉动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需要解决的难题。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后果也需要兼顾，这些都是不平衡的具体表现。中国早已意识到解决经济增长失衡的问题是现在必须面对的挑战，今后改革关注的重点会从单纯的经济增长扩展到更全面的发展问题上。

综上所述，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尽相同，但是面临的挑战却有一定的共性。第一，金砖国家多有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需求。近些年来，金砖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同时充裕、廉价的劳动力也是金砖国家的优势所在，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但是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受制于资源。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伴随着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原材料不足、能源匮乏等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第二，金砖国家均需要处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社会之间的矛盾。金砖国家要么严重依赖资源出口，要么因能耗太大而严重依赖资源进口，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愈发突出。与此同时，环境问题带来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金砖国家分配不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失业率较高等问题也使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冲突的潜在风险上升。全球化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金砖国家的内部问题也有全球化造成的影响。如何协调好资源、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金砖国家未来需要解决的难题。第三，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仅仅依靠自身或难以解决，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是解决经济增长问题需要面对的。一方面，金砖国家同为新兴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当建立起互助、合作、共赢的南南合作关系。通过改进合作机制、扩展合作空间、增强战略对接能力等，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织的广泛伙伴关系，共谋发展。另一方面，金砖国家仍然不可避免地要与发达国家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但同时这种关系也受到逐渐增加的竞争考验。从这个角度来说，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贸易机会在今后是否仍然能构成金砖国家的主要增长动力，具有了相当的不确定性。因此，金砖国家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是为自身的发展寻求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