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主要概念界定

一、经济波动

（一）经济波动、经济周期以及经济波动性

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两个概念常常相互替代使用。然而，两者所代表的内容还是存在差异的。经济波动（economic fluctuation）指的是经济并没有按照某一条平稳的路径运行，而是呈现出上下起伏的现象。因此，经济波动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体制的变迁而消失。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时期，经济都呈现出不断波动的现象。

经济周期（economic cycle）则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引起的。在西方经济学界，学者们认为经济周期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如经济增长率、就业率或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时而共同繁荣、时而普遍衰退，并依次接替、周而复始地呈规则性变化的现象。由此不难发现，经济波动比经济周期包含的内容更多，经济周期只是经济波动的一种表现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经济波动是重复性的，但不具有规则性，因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经济波动”的提法。

经济波动性（economic volatility）衡量的是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是对经济波动某一方面属性的观察结果，本书即是以经济波动性为自变量，研究经济波动加剧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对于经济波动性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的衡量办法(1)。经济增长率标准差测量了观测期内经济增速对它均值的偏离，而且其算法简单，产生的分歧很小，因此它是衡量经济波动性的一个天然指标。本书即选择采取经济增长率标准差来衡量经济波动性。

（二）经济波动性、不确定性以及风险

通常，经济波动性衡量的是经济变量波动的剧烈程度，包含经济变量所有的变动，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更多的是指这些波动中的不可预测部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会通过构建增长方程，计算预测残差的标准差来对其进行衡量，因此经济波动性比风险和不确定性包含更多内容(2)。

（三）短期经济波动起因

从研究中国经济波动起因的文献来看，在早期的研究中，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有的研究认为供给冲击是主要因素，例如黄赜琳（2005）、简泽（2005）和赵留彦（2008）等。黄赜琳（2005）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变量，构建中国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并对改革后的中国经济进行了实证检验，从而考察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及财政政策的效应问题。研究发现，在包含政府部门的RBC模型中，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可以解释70%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中国经济波动是技术因素、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综合影响的共同产物。因此她认为在治理中国经济波动问题时不能像以前那样只关注需求方面的因素，供给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简泽（2005）则是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经济波动中技术冲击所起的作用。通过分析他发现，技术冲击可以解释绝大部分的消费波动、将近一半的产出波动以及大概1/5～1/3的投资波动。赵留彦（2008）采用Blanchard和Quah（BQ, 1989）的SVAR技术分析了外部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国内吸收冲击和货币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贡献。结果表明，需求冲击虽然短期内对经济有显著影响，但是长期来看对经济的影响很弱。导致产出变动的主要因素来自供给侧，而且主要来自国内供给冲击，而不是国外供给冲击。而另一些学者却发现需求冲击才是主要来源，例如刘树成、张晓晶和张平（2005），刘金全、刘志刚和于冬（2005），钱士春（2004）以及李春吉和孟晓宏（2006）。李春吉和孟晓宏（2006）运用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模型来研究中国经济波动问题。模型校准的结果表明，就暂时冲击而言，消费偏好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技术冲击、名义货币供给增长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都能产生明显的暂时经济波动；就冲击的持久性而言，只有消费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的持久性对经济波动变化具有较明显的影响。但技术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不如RBC类模型那样大，而持久的正向消费偏好冲击对稳定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因此，启动需求特别是刺激消费需求对于经济稳定增长的意义应高于技术进步对于经济稳定增长的意义。

近年来，在对经济波动起因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引入金融因素进行分析，并认为货币冲击或者金融冲击才是最主要的因素，例如李春吉、范从来和孟晓宏（2010），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以及刘金全、李楠和刘汉（2009）。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在DSGE模型中引入金融冲击来对中国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冲击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金融冲击会导致就业、投资等实际经济变量大幅度下滑。刘金全、李楠和刘汉（2009）通过建立具有货币政策干预的产品市场均衡模型，对我国实际产出波动率进行了成分分解，并将实际产出波动的来源归结为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的作用。通过这些经济冲击方差序列的度量，又对实际产出波动率进行了冲击方差序列的回归检验，发现我国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强度的逐渐平稳是经济周期波动率降低的主要原因，而供给冲击对实际产出波动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除了金融因素以外，外生的不确定性以及政府支出变化也被认为是导致中国经济上下波动的重要因素，例如。庄子罐、崔小勇、龚六堂和邹恒甫（2012）尝试将预期冲击与中国经济结合起来研究，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内探讨其动态特征，并从数量上测度其重要性。他们首先建立一个包含预期冲击的小型DSGE模型，探讨预期冲击驱动经济波动的机制及其动态特征。然后在此模型基础上，利用贝叶斯方法估计预期冲击解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性。估计结果表明，预期冲击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最主要的驱动力，预期冲击可以解释超过2/3的经济总量的波动。最后，他们在小型DSGE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更多冲击的大型DSGE模型，以考察上述结论是否稳健。结果表明，是稳健的。吕朝凤（2014）构建考虑信念偏差所代表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政府支出冲击的太阳黑子RBC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数据，对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该模型能够解释80%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可以合理预测各宏观经济变量与产出之间的协同关系，合理预测各变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信念冲击与政府支出冲击均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冲击来源。

二、经济增长

（一）经济增长概念

关于什么是经济增长，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定义。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人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实际GDP的增长；诺斯认为经济增长即是人均收入的增长。本书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代表经济的长期增长。

（二）经济长期增长源泉

根据已有文献，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可以分为两类：要素投入和TFP提高。以往的研究多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要素投入，其次是TFP提高。而在要素投入中，投资的作用尤为显著，资本积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例如，林毅夫和苏剑（2007）、武鹏（2013）、余泳泽（2015）以及李平、钟学义、王宏伟和郑世林（2013）。武鹏（2013）基于中国1978—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利用SFA和DEA方法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的最主要来源，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特征非常明显；TFP改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降低，2002年以后持续呈现负值；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改革最初的资本、劳动和TFP“三驾马车”式的平衡拉动，转换成现阶段的资本投入与TFP反向角力态势。余泳泽（2015）基于中国197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检验后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利用两套资本存量核算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及其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投资政策进行了效率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属于典型的投资主导型经济，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的最主要来源，TFP贡献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本、劳动力和TFP“三驾马车”平衡拉动，形成了现阶段的资本投入与TPP反向角力态势；区域经济差距主要源于资本投入与TFP双重差异，但TFP差异是最重要因素；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下中国经济复苏属于典型的“投资主导型复苏”，是以牺牲中国生产率为代价的，TFP在2008年后呈现断崖式下降，平均拉低中国TFP达0.23～0.32个百分点。李平、钟学义、王宏伟和郑世林（2013）根据中国1979—2010年总量和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纯要素生产率法和索洛余值法分别测算了中国总体和省级生产率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率变化趋势出现了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生产率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较快发展，但资本投入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来源，而东、中、西部经济差距主要是由资本投入贡献不同造成的。

三、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通过对以往关于中国经济短期波动起因和长期增长来源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能够得到以下几点启示：第一，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并非同一因素，并且经济波动的起因往往是不同的。有的研究发现供给冲击是主要原因，有的学者则认为需求冲击才是主要因素，近几年的研究又认为金融冲击和外生不确定性亦有可能是主要力量。这说明中国经济波动的起因是多重的、复杂的，并非如RBC模型中所假设的完全由技术冲击导致。第二，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为资本积累，其次是人口红利，再次是TFP提高。因此，中国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不总是相同的。第三，技术冲击（或生产率冲击）与技术进步不能画等号。技术冲击是指重大的技术革命引起TFP的大幅度提高，以及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而技术进步是指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带来TFP或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技术冲击是一个非连续过程——科技革命好多年才发生一次，而技术进步是一个连续过程——经济社会的技术每时每刻都在改进提高。技术冲击是爆发式的、累积式的发生，而技术进步是温和式的、渐进式的出现。这说明，AABM模型将波动和增长起因分为两种因素的设定是合理的，对AABM模型进行适当的改造，可以用于本书的研究。

与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积累而非TFP提高(3)，由此引发两个问题：其一，投资导致经济增长，投资变动又会带来经济波动，那么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是不是投资率这一共同因素推动所致？我们认为，投资变化的确会导致经济上下波动和经济增长速度发生变化，但是经济波动性和经济平均增速并不一定相关，就像投资率上下波动并不一定会影响平均投资率一样。如果是因为投资率变化导致经济上下波动，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应该没有相关性才对。其二，投资率机制是否是中国经济波动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4)？要想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得研究清楚两个问题：一是经济波动如何影响投资率；二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积累，但是以往的研究又发现投资率并不是经济波动和增长之间关系的主要机制(5)。这说明中国经济波动对投资率影响较小，这可能是两个原因所致：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很多国企往往并非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还有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经济波动加剧时，这些国企资金来源不受影响，投资意愿也不受影响，进而投资率变化不大。第二个原因是经济波动加剧，投资下滑时，中国政府往往会出台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而对冲掉民间投资率的下滑，最终导致经济波动加剧对投资率影响较小。

既然投资率机制不是主要机制，那么中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就应该主要依靠TFP改进。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TFP改进主要依靠自主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TFP改进包含两个方面：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而我们又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促进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因此本书接下来将主要研究经济波动如何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两个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认识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可能是主要影响机制有两个好处：其一，说明AABM将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起因分开设定很适合中国经济情形，我们可以借鉴AABM模型。其二，在回归方程中，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尤其是本书后面研究经济波动对中间传导变量的影响时，我们可以较为放心地进行回归分析。虽然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但是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可能存在一定的交叉影响，因此我们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会采取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论证本书结论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