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篇 令人惊奇的宋代文化消费娱乐生活

第一章 跟你比熬夜，宋人并不输

很多人看历史故事时，会向往“汉唐雄风”，为此还想过“穿越”。那么，假定科技已发达到可以帮助现代人穿越时空，“穿越回古代生活”这件事可行吗？

事实上，很多时代（譬如唐、明）有宵禁（晚上不准在街上“浪”）或出行限制（村民不得随意出村等），不明身份人士很容易暴露，如果现代人穿越到古代城市或乡村，在这出穿越大戏中很可能“活不过片头曲”，最好的情况是落在人烟稀少的山野，在战胜野兽后慢慢回归人类社会，这意味着要带上好装备，然后一切交给运气。

多年前，我问一位采访对象“愿意穿越到哪个时代”，对方说“宋代”。此事打开了我的思路，于是我开始研究“穿宋”这件事的可行性。嘿，你别说，说不定真可以。

宋代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拥有24小时亮灯的不夜城的时代，你这个熬夜党若穿越到宋代大城市，连时差都没有，也不会因为违反宵禁被抓去打屁股。鉴于宋人可以自由流动，你有充分的时间“忽悠”到一些帮手，弄到一个古代身份，开启开挂的人生。

在没有电没有网的时代，你会不会很无聊？我这么说吧，除了与电、网有关的事物，你惯用的现代用品，差不多都可以在宋代找到替代品。最简单的例子，人首先要考虑方便的问题，不然就真的太不方便了，但在汉唐，对平民来说，纸是稀罕物，而宋代的纸，可就属于平民啦！还有，你习惯晚睡晚起吃夜宵，只有宋代夜市才能满足你——这里不仅不限时供应饮食，还提供你爱吃的小炒，若你懒得动，还可约好商家，让他们按时送外卖上门。

至于收入来源，在别的时代你只能先当个“搬砖的”，但在宋代你可以直接晋级“文化人”——宋代出版业极发达，平民亦有买书需求，而且宋人使用的文字跟现代相差无几。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甚至上过大学的你，靠替人抄写或去出版社（书坊）打工，就能攒下在宋代的第一桶金。

等你有了资本，就可以加入宋代“无敌商贩”队伍去练摊啦！你会第一时间搞出吸引古人的现代小玩意儿（但不必期待自己能用“黑科技”征服宋人，因为，你能玩出的科技含量，不会比宋人高），直接将小摊摆到皇宫门口，很快就会成为时尚风向标，自带主角光环的你，走上人生巅峰指日可待。

这么一想，是不是很带劲？那就跟我一起，从宋代夜生活开始，看看为什么宋代对穿越者最友好吧！

在现代，“不夜城”很可能是指楼体不熄灯，而不是人们不睡觉。但宋人拥有真正的商人通宵达旦做生意、市民整夜在外娱乐休闲的“不夜城”，至少北宋东京开封府、南宋临安府是这样的。可见，半夜在外面“浪”，并非现代专属的生活方式。

我们经常在文艺作品中看到“古人在街上摆摊”的场景，实际上，因为宋代之前居住区和商业区严格分开，这种看似平常的场景只可能发生于宋代及以后。至于“古人半夜在街上摆摊”，那就是宋代的独特风景。因为，在中国古代史上，只有宋代没有宵禁，且拥有繁华夜市。本章将通过夜间经济和地摊经济两个方面，带你体验一下独树一帜的宋代夜生活。

平民社会成型，宋廷顺势广开市场

自东汉至隋唐，讲究门阀的士族是知识的垄断者、政治舞台的主角，在唐末五代乱世中，统治中国数百年的士族彻底消亡，“当时庶族地主阶层的数量和实力，在社会上已占绝对优势”[1]，这意味着平民势力崛起，平民中的读书人成为最值得争取和依靠的统治基础。由此，宋廷必须想办法为社会中下层的士子提供出身的机会，遂大力劝学，广开科举，并刻意照顾寒士，结果，以中小地主和平民子弟为主的读书人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当仁不让的“C位”。[2]

平民势力崛起还表现在经济方面，宋初商贩侵街成风，之前“坊（居住区）、市（商业区）分开”的老办法行不通了。可见，宋代社会不同以往，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市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一个全新的平民社会出现了。

在此大前提下，宋廷“顺势而为”，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宋仁宗时期取消宵禁、开放街市；宋神宗时期开收侵街钱[3]，相当于官方认可商贩的占道经营行为。此举使历史悠久的坊市界限彻底消失，整座城市成为没有时空限制的大市场。

宋代之前的城市偏重于“城”的军事功能，宋代的城市则偏重于“市”的经济功能。学者程民生指出，“国内学术界一致认可的是：宋代开封城是中国城市史上由古典型转变为近代型的开端。”[4]

神州处处可摆摊，摊贩就差进驻皇宫了

拥有了广阔经济舞台的宋代商人，迸发出惊人的灵感和创造力。譬如，他们把地摊经济玩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除了皇宫，天底下到处都有摊贩的踪影。

宽达“两百余步”的御街是摊贩的天堂。据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坊巷御街，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5]也就是说，宋廷允许商贩在御廊做买卖。连宫门口也是市场，还有什么地方不可经商呢？皇家的尊严，显然已让位于商业。[6]

皇家园林适合摆摊，也欢迎摆摊。市民春天去金明池踏青时，可在池畔钓鱼，以比市价贵一倍的价钱买下，当场做生鱼片吃，“游人得鱼，倍其价买之，临水斫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当然，市民很可能会请摊贩处理生鱼片，毕竟，各种类型的摊贩都进驻金明池了，“街东皆酒食店舍，博易场户，艺人勾肆。”[7]

占地36公顷的皇家寺院大相国寺也是摊贩的天下。[8]宋人王栐的《燕翼诒谋录》说：“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9]可见大相国寺是一个汇集各地货物和摊贩、可容万人的巨无霸市场。

交通要道也是摆摊的好地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中心就是一座虹桥，桥上的摊贩和行人密密麻麻，这叫“桥市”。以肉贩为例，“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从便索唤，阔切片批、细抹顿刀之类。”[10]可见，北宋肉贩为顾客提供各种切肉服务，现代有些城市的商贩会按顾客要求处理肉、菜，或许正是宋世遗风。

夜市当然是摊贩的地盘。据宋人蔡絛（tāo）的《铁围山丛谈》记载：

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11]

由于东京马行街夜市每晚营业到四更（凌晨1时至3时），灯火照天，意外达成一项傲人成就——整条街永绝蚊蚋。

摆摊的不一定是商贩，也可能是街头艺人。宋代街头艺人名为路岐人，他们到处游走，在城市里占据宽阔的路口，进行各种表演，他们的表演名为“打野呵”。[12]

除了摊贩，还有走街串巷的货郎（见图1）。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这么描述临安人：

都民骄惰，凡卖买之物，多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转求什一之利。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13]

可见，沿街叫卖的小贩从“作坊”借用盘架（盘架应是方便携带货物的工具，《清明上河图》中多有展现）并拿货去卖，卖完了再还钱给作坊，自己能拿一成的跑腿费辛苦钱，这显然是一条成熟的产业链。

东京、临安的摊贩、货郎是全天候商贩。据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

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14]

可见，宋人做生意不受季节、气候、时间限制，辛苦是真辛苦，但也体现出古代历史背景下最大程度的开放和繁荣。

京城最高建筑不是皇宫，是大酒楼

宋代都市不只拥有各种路边摊，各种店铺更加“豪横”。以饮食业为例，1997年美国《生活》杂志回顾了1000年来最能影响人类生活的100件大事，入选的6件中国大事中，宋代东京的饭馆和小吃赫然在列。[15]

得到这样的高度评价，宋代东京实至名归。毕竟，东京地标不是皇宫，而是附近的樊楼（白矾楼、矾楼、丰乐楼）。大酒楼位于皇宫门口，这在中国史上已是头一份[16]，而樊楼规模之大，更是史上罕见的——“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17]登上西楼就可以“参观”宫内情况。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八月，“诏三司：‘白矾楼酒店如有情愿买扑，出办课利，令于在京脚店、酒户内拨定三千户，每日于本店取酒沽卖。’”[18]也就是说，宋仁宗给了这家正店（可以酿酒的店）“卖酒给三千家下游脚店（不可酿酒的店）、酒户”的特权。

像樊楼这样具有酿酒权的正店，东京共有72家[19]，则东京酒店饭馆数量，当可达数万家，且服务十分贴心。譬如，因为东京是水城，当时有不少铺面开向河中的临河酒店、茶坊，船上人不上岸就能买东西，这一点在《清明上河图》中也有反映[20]——你看，这像不像顾客不下车即可买餐的现代汽车餐厅？

饮食业如此发达，市民就没必要自己开伙了，安心当起了外食族，“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21]他们也可以叫外卖，《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一个正要去送外卖的外卖小哥。[22]（见图2）

连皇帝过生日也会叫外卖。岳珂（岳飞之孙）在《桯史》中记载：

一日长春节，欲尽宴廷绅，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许，令市脯，随其有以进，仍诏次序勿改，以昭示俭之训，如锡宴贡院，前二盏止以果实荐，无品食，盖当时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盏亦首以旋鲊云。[23]

宋太祖过生日（长春节）宴请群臣，有司没有准备，就叫外卖，大家喝头两杯酒（每喝一杯酒要换一道菜）时，外卖没送到，就吃果子，喝第三杯酒，外卖还没到，就吃旋鲊（zhǎ），旋鲊的做法是“取羊为醢（hǎi）”[24]，也就是肉酱。宋宁宗过生日，不知生日宴会怎么走流程，就照搬了“艺祖（太祖）旧制”。

买吃的如此方便，以此类推，买别的商品也很方便，可以说非常“现代”了。宋人甚至还有比现代人更懒的操作——东京市面上有卖洗脸水的，“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25]

既然宋人懒得十分“到位”，家政业自然相当红火，市民不仅可以通过中介雇用保姆、厨娘等，还可以叫挑水人等临时工上门服务。《东京梦华录》说：“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及有使漆、打钗环、荷大斧斫柴、换扇子柄、供香饼子、炭团，夏月则有洗毡、淘井者，举意皆在目前。”[26]只要消费者需要，打水劈柴的、洗毡淘井的立马就能上门服务。

基于市民奉行能懒则懒的生活准则，婚庆宴会市场也很活跃。据南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记载：

官府贵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当，凡事整齐，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时人户，每遇礼席，以钱倩之，皆可办也。[27]

四司六局包括帐设司、厨司、茶酒司、台盘司、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从名字就能看出，雇主一点儿心都不用操，整套婚礼或宴席流程，四司六局全部搞定。

宋代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说临安“有四百十四行”[28]，估计东京、临安差不多，行业细分化趋势非常明显。

据苏象先（苏颂之孙）《丞相魏公谭训》记载：

祖父尝言：在馆中时，雇得一婢，问其家何为，云住曹门外，唯锤石莲。问“一家几人，各为何？”云：“十口皆然，无它业。”初甚讶之，又云：“非独某家，一巷数十家皆然。”盖夏末梁山泊诸道载莲子百十车皆投此巷，锤取莲肉，货于果子行。乃知京师浩瀚，何所不有，非外方耳目所及也。[29]

仅仅一个帮果子行锤莲子的活儿，就需要整条街的人来做，可见果子行经营规模之大。换言之，这个微不足道的小手艺就可以养活一条街的人，可见当时分工细化到了何种程度。

宋代商业、手工业、服务业拥有自治团体，很多店主、摊贩、货郎都加入了行业组织——“行会”。[30]同行业办活动或跟行外接洽交涉，由行会首领“行老”作为代表出面处理，主要包括议定物价和与官府交涉交易管理税费等。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加入行会组织的“诸色行户”共有6400多户，加上没入会的商店作坊，为数就更多了。[31]

宋代各行各业还拥有制服。北宋东京是这样的：“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32]南宋临安是这样的：“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著，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著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33]

精致的外表掩藏着的，是强大的商业头脑和服务意识。可以想象，要是宋人有电、有互联网，分分钟就能跟现代接轨。

政府鼓励逐利，重商蔚成风气

商业社会生机勃勃，军功章有宋廷的一半——宋廷并不任由商业野蛮生长，而是热心参与、积极管理。

先说参与，官方曾主持评选“天下第一饮”，经宋仁宗认可，“紫苏饮”夺冠。[34]宋仁宗还是民间相扑，尤其是“女飐”（zhǎn，女飐就是女相扑手）的热心观众，因女相扑手穿着清凉，司马光上书反对皇帝看“妇人裸戏”，但很可能反对无效，因为女子相扑并未被禁止。[35]

至于管理，我会写专文，在此只说三条：第一，北宋时蜀地用铁钱，做生意不方便，商人就发行一种交换券，叫作“交子”。宋廷在此基础上在全球率先发行纸币——交子，确保货畅其流。[36]

第二，为了方便商人做大宗生意，官方在各地设置了金融汇兑机构——便钱务，商人在某地将钱交给便钱务，领了券（汇票）便可到外州兑钱。[37]

第三，针对商贩占道经营，宋廷设置了表木，摊贩须在线内摆摊。[38]

在服务商业、管理市场等方面，宋廷展现出了积极、开放的一面，这是因为，宋廷鼓励逐利。传统中国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商人普遍有钱没地位，但宋廷允许商人考科举，成为最荣耀的读书人，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连官员都热衷于做生意，追逐商业利益成为社会共识，“下海经商”成为潮流。[39]

《西湖老人繁胜录》说：“天下待补进士，都到京赴试。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买物回程。”[40]外地考生进京赴试，会贩卖随身携带的家乡土特产，并购买东京商品回去再赚一笔，深谙“行商”精髓。在临安待考的士子则类似“坐商”，“多鬻酒醋为生”[41]，南宋俚语云：“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42]行在就是临安。可见宋代士子不是迟钝的书呆子，他们一头扎进当时最大风口——科举，又占领了商业中最热门的行业——酒醋，可说稳赚不赔。

连国家栋梁都掉进了钱眼里，可以想象其他阶层会如何热衷于追逐利益。譬如，《宋史·地理四》给淮南东路、西路民众这样的评语：“人性轻扬，善商贾，鄽（作者注：chán）里饶富，多高赀之家。”[43]

照明技术发展，催生了不夜城

除了观念，技术也准备好了。宋人庄绰的《鸡肋编》在记述胡麻油时提到，“炒焦压榨才得生油”[44]，可见宋代已采用跟现代类似的压榨法榨油。

榨油技术的发展带来两大变化：第一，平民用得起灯油了，灯油就是可以吃的植物油，《蚕织图》中就有劳动人民点灯劳作的情形（见图3）。宋孝宗时有一油价实例，当时每斤油不过31.2文[45]，约合人民币14.7元。第二，植物油普及，南北朝以来就被发明出来的“炒”这一烹饪方式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炒菜成了市井饮食的一部分。[46]

在食物匮乏的时代，平民只吃两餐，而宋代市民晚上还有体力在外面玩，说明三餐已进入平民生活。[47]

宋代蜡烛比灯油贵，每条要价几百文钱[48]，应属于富贵阶层的消费品，普通人用不起（见图4）。但蜡烛仍有大发展，虫白蜡（白蜡虫雄幼虫的分泌物）成为主流，比汉唐以来流行的黄蜡（工蜂用来做蜂窝的分泌物）质量高，更接近现代蜡烛，堪称照明史上一大进步。[49]

基于照明的大发展，店铺有了彻夜开张的底气，宋代都市也就成了真正的不夜城。《西湖老人繁胜录》对宋宁宗庆元年间“街市点灯”的盛况描述十分生动：

庆元间，油钱每斤不过一百会，巷陌爪札，欢门挂灯，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前街后巷，僻巷亦然。挂灯或用玉栅，或用罗帛，或纸灯，或装故事，你我相赛。[50]

百万居民能赛起灯来，是基于“油钱每斤不过一百会”（会子是南宋纸币），想必油价不是太大负担。

宋人还发明了以石油为原料的石烛。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这样描述这种产自延安的石烛：

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能熏污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贵之。[51]

鉴于宋真宗亲自指路说“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现在，致力于阶级跃升的市民可以挑灯夜读了。因为，平民不仅承受得起油价，书价也可以接受了——宋代雕版印刷术发达，纸价降了，城市里有许多书店，可以买到平价书：北宋时期，20文到50文可买1卷书，约合人民币9.4元至23.5元；南宋初期，印书纸每张才0.18文，约合人民币不到1分钱。[52]

商家可以通宵点灯开张，喜欢“逛吃”的夜猫子可以愉快地夜间出去“浪”了。为了给他们照亮回家的路，路上、桥头等处还设置了公益照明，这便是路灯的雏形。[53]

宋人是历史上最早的“社会人”

“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盖都人公私营干，夜深方归也。”[54]宋代夜市提供吃喝玩乐购一条龙服务，市民可以玩通宵。譬如，东京便有五更（凌晨3时到5时）点灯、至晓即散的“鬼市子”[55]；至于临安，正如上文所说，买卖昼夜不绝，四更（凌晨1时至3时）街上行人才见稀少，一交五更早市便又开张。

东京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好东西。以南方水果为例，经商人长途贩运，荔枝、橄榄、龙眼、甘蔗、柑橘等源源不断进入东京。为了解决长途运输和存放时的腐烂变质问题，人们想了不少办法。[56]譬如，蔡襄在《荔枝谱》中说：“民间以盐梅卤浸佛桑花为红浆，投荔枝渍之，曝干，色红而甘酸，可三四年不虫。”[57]

在宋代夜间经济中，集商业餐饮与文艺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中心“瓦子”是一大亮点。“瓦”就是“来者瓦合，去时瓦解”的意思[58]，其中专门用于演出的场所就是勾栏，上文提到的进驻金明池的“艺人勾肆”就是勾栏。勾栏出现，意味着剧场诞生，戏剧走上商品化之路，中国戏剧的职业化艺人队伍成型了。[59]

一座城市中往往有许多瓦子，每座瓦子里有一到多座勾栏，特大型瓦子还有酒楼、茶馆、妓院、商铺等配套设施。[60]譬如，东京有桑家瓦子、中瓦、里瓦，其中大小勾栏50余座，大的可容数千人。[61]临安城内外合计有17处瓦子[62]，其中北瓦有勾栏13座。[63]勾栏多是临时搭建的，内设戏台、戏房（后台）、腰棚（两侧观众席）、神楼（正对戏台的观众席），其收费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在门口收费，一种是观众在看表演时打赏艺人。[64]由于官员一般不能进瓦子勾栏，这里是三教九流的乐园，人们在这里吃喝玩乐，欣赏音乐、舞蹈、杂技、戏剧、相扑、傀儡戏、说唱、皮影戏等“百戏”，就像现代人一边吃大餐一边看春晚。

受惠于艺人表演带来的惊人人气，在瓦子勾栏做生意的店铺赚得盆满钵满，像是临安的北瓦，“内有起店数家，大店每日使猪十口”[65]，仅一家店，每天就要准备10头猪的食材，可见生意多么火爆。

在瓦子勾栏，宋人玩出了许多创举。譬如：

一、在将火药运用于战争之前，宋人先把它拿来作为杂技、木偶戏的焰火，并用来变魔术。[66]

二、诸宫调、叫果子、手影戏、乔影戏、杂剧等新的艺术形式诞生于宋代。[67]

三、宋代正式出现说书的艺术形式，并发明了用来说的“小说”。据明代郎瑛《七修类稿》记载：

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作者注：说书人开讲前先说一段小故事为引子，导出正文，称“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闾阎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若夫近时苏刻几十家小说者，乃文章家之一体，诗话、传记之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说。[68]

当然，百戏皆有明星，小唱界的小唱家李师师和著名填词人柳永，你一定不陌生。[69]

为了更好地切磋技艺，宋人成立了社团——社会，包括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鞠）、角抵社（相扑）、清音社（清乐）、锦标社（射弩）、锦体社（花绣）、英略社（使棒）、雄辩社（小说）、绘革社（影戏）、净发社（梳剃）等。[70]此外，宋代还有穷富赌钱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重囚枷锁社等稀奇古怪的社会。[71]

如此看来，宋人大约就是最早的“社会人”。

市民有钱消费，夜经济才繁荣

经常逛夜市并在娱乐场合消费，市民消费得起吗？《东京梦华录》说，夜宵中的干脯、野狐肉、鳝鱼、包子、鸡皮等，一份不过15文，约合人民币7元；冬天从黄河等处被运进京的车鱼，每斤不到100文，约合人民币47元。[72]《西湖老人繁胜录》说，北瓦里的饭店价格低廉，“壮汉只吃得三十八钱”[73]，不到18元人民币就能喂饱一个壮汉。《庄家不识勾栏》中，村民进勾栏看戏花了200文钱[74]，约合人民币94元。而当时城乡底层百姓和普通军人一般日入约100文，约合人民币47元（详见后文）。可见，就算是贫民，偶尔也可改善一下伙食，体验一下文化生活。

有钱人的消费能力更强。《东京梦华录》说：“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75]以1两银子为1000文计算，两个人吃一顿饭所动用餐具价值竟高达4.7万元人民币。[76]可以想象，这餐饭本身也不会便宜。

宋代城市消费的发达程度，可用猪肉消费量来说明。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小巷南去即南薰门。其门寻常士庶殡葬车舆，皆不得经由此门而出，谓正与大内相对。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晩，每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77]

东京拥有约150万人口，每天有至少上万头猪被宰杀，因上流社会基本不吃猪肉，所以这个惊人的数字，大致上就是东京普通市民的猪肉消费量。

是不是只有东京、临安市民拥有发达的街市？事实上，经济发展不会只惠及一两座城市的市民，各地都有不同的商业中心。譬如，福州城内的店铺随处开设，而且出现了夜市。[78]不少州、府、县都有瓦子，就连湖州小镇上也有不少于两座瓦子。[79]

这样繁荣的经济娱乐文化生活，女性参与了吗？如上文所述，宋代有女相扑手并且粉丝众多，女子在其他运动项目中亦未缺席（详见后文）。更不用说，大量的演奏、舞蹈等表演离不开女艺人。

女性是否上街参与了消费？举个例子，北宋末年，苏州朱勔（miǎn）家的养植园对外开放，门票20文（约合人民币9.4元），妇女儿童免费。[80]可见，女子上街消费是很自然的事。而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旧曹门附近有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81]可见，夜游是宋代仕女们消磨长夜的不错选择。

宋初陶穀（gǔ）说：“天下有九福：京师钱福、眼福、病福、屏帷福，吴越口福，洛阳花福，蜀川药福，秦陇鞍马福，燕赵衣裳福。”[82]东京在九福之中独占四个，可见市民的幸福指数很高。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若见外方之人，为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措动使，献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83]若本地人欺负外地人，东京人就会帮外地人。若外地人做生意，必有本地同行主动上门指导如何做买卖，甚至借给钱或材料。可见，东京人既不搞“地域歧视”，也不信“同行是冤家”。

《东京梦华录》还说：“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84]东京的商户之间、商户和消费者之间信任度很高，对于不太熟悉的脚店，正店也敢借给贵重的银器。就算是穷人叫外卖，酒店也用银餐具送菜，第二天才去取餐具。

《梦粱录》对于临安也有类似描写：“但杭城人皆笃高谊，若见外方人为人所欺，众必为之救解。或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作者注：即动使，日常用具），遗献汤茶，指引买卖之类，则见睦邻之义，又率钱物，安排酒食，以为之贺，谓之‘暖房’。朔望茶水往来，至于吉凶等事，不特庆吊之礼不废，甚者出力与之扶持，亦睦邻之道，不可不知。”[85]看来，只要市民活出自信，自然就会善良有礼。

综上所述，若跟现代人比熬夜，宋人不仅不输，还是古代唯一选手——其他时代的古人，一般只拥有“元宵（唯元宵节不宵禁）嘉年华”，而宋人天天都是嘉年华，很不符合古人的“人设”。这说明，我们读历史，固然要从整体上考虑社会的发展程度，但也要注意到，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旦调动起来，能量会是何等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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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广铭著：《邓广铭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

[2] 张艳著：《万籁收声天地静——宋代古琴之美》，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91—92页。

[3] 田银生著：《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3页。

[4] 程民生：《市民圣地与宋代开封人的精神风貌》，陈平原、王德威、关爱和编：《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5]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2《御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

[6] 程民生：《市民圣地与宋代开封人的精神风貌》，陈平原、王德威、关爱和编：《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7]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7《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8] 河南博物院编：《东京梦华：宋金元时期》，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4页。

[9] 〔宋〕王栐撰，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2，〔宋〕王铚、王栐撰，朱杰人、诚刚点校：《默记 燕翼诒谋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10]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4《肉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

[11] 〔宋〕蔡絛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页。

[12] 〔宋〕周密撰，李小龙、赵锐评注：《武林旧事》卷6《瓦子勾栏（城内隶修内司，城外隶殿前司）》，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8页。

[13] 〔宋〕周密撰，李小龙、赵锐评注：《武林旧事》卷6《作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4页。

[14] 〔宋〕吴自牧著：《梦粱录》卷13《夜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120页。

[15] 程民生：《市民圣地与宋代开封人的精神风貌》，陈平原、王德威、关爱和编：《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16] 程民生：《市民圣地与宋代开封人的精神风貌》，陈平原、王德威、关爱和编：《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17]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

[18] 〔清〕徐松撰，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20《酒曲杂录（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423页。

[19]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

[20] 左浚霆编著：《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民间百态》，北京：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21]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3《马行街铺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

[22] 余辉著：《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导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23] 〔宋〕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8《紫宸廊食》，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7—88页。

[24] 〔宋〕蔡絛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7页。

[25]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3《天晓诸人入市》，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26]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3《雇觅人力》《诸色杂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140页。

[27] 〔宋〕耐得翁撰，周百鸣标点：《都城纪胜》，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28] 〔宋〕西湖老人撰，周百鸣标点：《西湖老人繁胜录》，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

[29] 〔宋〕苏象先著：《丞相魏公谭训》卷10《杂事》，〔宋〕苏颂著，王同策、管成学、颜中其等点校：《苏魏公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76页。

[30] 梁志宾著：《风雅宋：宋朝生活图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64页。

[31] 河南博物院编：《东京梦华：宋金元时期》，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2页。

[32]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33] 〔宋〕吴自牧著：《梦粱录》卷18《民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

[34] 徐鲤、郑亚胜、卢冉著：《宋宴》，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155页。

[35] 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3—474页。

[36] 全汉昇口述，叶龙整理：《中国社会经济通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09页。

[37] 田银生著：《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2页。

[38] 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02页。

[39] 田银生著：《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9—30页。

[40] 〔宋〕西湖老人撰，周百鸣标点：《西湖老人繁胜录》，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41] 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42] 〔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页。

[43]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88《地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85页。

[44] 〔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页。

[45] 程民生著：《宋代物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46] 王学泰著：《中国饮食文化史》，“自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47] 〔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

[48] 程民生著：《宋代物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2页。

[49] 张彦晓：《宋代照明研究》，河南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53、135页。

[50] 〔宋〕西湖老人撰，周百鸣标点：《西湖老人繁胜录》，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51] 〔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页。

[52] 程民生著：《宋代物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373、404、405页。

[53] 张彦晓：《宋代照明研究》，河南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2页。

[54]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3《马行街铺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

[55]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2《潘楼东街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

[56] 田银生著：《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10—111页。

[57] 〔宋〕蔡襄撰：《荔枝谱》，彭世奖校注、黄淑美参校：《历代荔枝谱校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58] 〔宋〕吴自牧著：《梦粱录》卷19《瓦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180页。

[59] 河南博物院编：《东京梦华：宋金元时期》，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60] 宋旸著：《宋代勾栏形制复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61]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2《东角楼街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

[62] 〔宋〕吴自牧著：《梦粱录》卷19《瓦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页。

[63] 〔宋〕西湖老人撰，周百鸣标点：《西湖老人繁胜录》，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64] 宋旸著：《宋代勾栏形制复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2页。

[65] 〔宋〕西湖老人撰，周百鸣标点：《西湖老人繁胜录》，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66] 邵庆国主编：《宋代科技成就》，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页。

[67] 秦开凤著：《宋代文化消费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1页。

[68] 〔明〕郎瑛著，安越点校：《七修类稿》卷22《辩证类·小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69] 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页。

[70] 〔宋〕周密撰，李小龙、赵锐评注：《武林旧事》卷3《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5页。

[71] 〔宋〕吴自牧著：《梦粱录》卷19《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页。

[72]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2《州桥夜市》、卷4《鱼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146页。

[73] 〔宋〕西湖老人撰，周百鸣标点：《西湖老人繁胜录》，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74] 宋旸著：《宋代勾栏形制复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75]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4《会仙酒楼》，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页。

[76] 程民生著：《宋代物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

[77]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2《朱雀门外街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78] 陈贞寿著：《丝绸之路促文明——宋代与元代的海上贸易与海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79] 宋旸著：《宋代勾栏形制复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80] 程民生著：《宋代物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1—492页。

[81]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2《潘楼东街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

[82] 〔宋〕陶穀撰，孔一校点：《清异录》卷上《九福》，〔宋〕陶穀、吴淑撰，孔一校点：《清异录 江淮异人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83]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84]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整理：《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85] 〔宋〕吴自牧著：《梦粱录》卷18《民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