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徽州府，大概包括后世的黄山市全境，以及再加上属于宣城市的绩溪县与属于江西上饶的婺源县两县全境。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六县，其中州府治所正是在歙县。
这六县之地，两晋时期被划为新安郡，所以徽商也被称为新安商人。而大部分徽商，也正是出于这六县之地，其中更以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特别出名与活跃。
徽州府的下辖六县，基本都是沿黄山分布。
在江河那个时代，这都属于紧邻风景名胜区，能够吃足风景区的红利，单是旅游这项产业，每年就不知要贡献多少GDP。
但在古代以种地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大环境下，这几个地方就是妥妥的山区。
黄山南北长约四十公里，东西宽约三十公里，总面积达上万平方公里。更号称有三十六大峰，三十六小峰，而且黄山周围海拔达千米以上的高山还多达七十七座。
所以古代的徽州府六县，基本就属于是全被山包围着，典型的山多地少，完全不适合种地。
因为被群山包围，甚至不通车马，只有水道与外界相连，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甚至当地还有句流传的俗语，叫“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
意思是说，生在这种地方就是受苦的。养到十二、三岁，在古代勉强算成年后，家里人就往外一丢，靠自己去求活了。
江河穿越过来后，甚至在歙县街头上听到有些小孩儿把这句话当作童谣来传唱。现在他也穿越重生在了徽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前世没修过德，积过善，所以老天爷才把他丢到这儿了。
想到此处，江河又不禁无奈地抬头望天。除了肚里暗骂了句贼老天外，也暗自咒骂送他穿越过来的那个人，一个他完全不认识，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名字的女人。
黄山很早就已经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称，在古代也十分出名，诗仙李白一生中便曾数游黄山，写下了五首与黄山有关的诗。
但在古代这种环境下，这座天下第一奇山却并不能为徽州的百姓创造财富，反而是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
靠种地无法生活，为了生存，徽州人便踏上了外出行商的道路。
徽州虽然可供耕种的地少，但在汉以前，这里人口也少，原本也是够种的。但在两晋时期，以及唐末、宋末，都因战乱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有大量北方人口迁徙到了徽州地区。
在战乱的年代，这里山多，不利于大军行进，无疑便成了躲避战乱的桃花源。
但战乱过后，人口一多，原本的地不够种，无奈之下，就得开始操持贱业。
古代“士农工商”中，商人排最末，所以在古代许多商贩是被看不起的，被认为是贱业。
可不像江河那个时代，商人的地位很高。甚至在国外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商人与财阀更是能操纵选举，把持国政，还能当选总统。
早在东晋时期，徽州人就已经开始外出行商做生意。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桐油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所以徽商在唐宋时期便已经开始活跃，全盛时期则在明末清初这段儿时间。
之所以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则是跟徽商把持了盐政分割不开。
古代很早就已确立了盐铁专营，甚至盐这种在后世非常普通的东西，在古时是战略物资，所以古代各时期一直都存在私盐贩子。
而贩卖私盐，在古代也一直是暴利行业，甚至贩私盐的还容易出反贼。比如被称为唐朝掘墓人、世家大族终结者的黄巢，“天街踏尽公卿骨，辕门遍挂权贵头”。攻破长安日，杀尽了满城公卿世家。
还有元末与朱元璋争天下的张士诚，也是私盐贩子出身，还有隋末的瓦岗寨大头领程咬金。其余还有如朱宣、王仙芝、方国珍等，皆是贩私盐起家。
不过徽商以盐业成长到全盛时期，却不是靠贩私盐，而是官盐。之所以徽商能够贩卖官盐，甚至到后来长期把持盐政，却是跟明朝开国后施行的一道政策有关。明朝所施行的这条政令，名为“开中法”。
而与徽商并称，同列三大商帮之一的晋商之所以能够发家，也是跟这条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虽然把蒙古人赶出了中原，但蒙古的实力与兵力并未大损。所以在明初以及中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面临北元残部，以及后来分裂的瓦剌与鞑靼的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在长城沿线由东往西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军事重镇，谓之“九边”。
在这九边重镇中，兵力最多时，共部署了八十多万军队。就算少的时候，也是至少几十万。
几十万的庞大军队，哪怕朱元璋设立了卫所制度，可以靠边军自己屯田种地解决一部分，但每年的人吃马嚼，仍然需要中央朝廷供养很大一部分。
朱元璋曾自豪于自己创立的卫所制度，曰：“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但这话也就老朱能自己吹吹牛，实际上却又怎么可能。尤其到中后期，卫所制度败坏，就更加不可能了。
限于古代的交通环境，陆路的粮草运输消耗极大，很大一部分会消耗在运输道路上，因为运粮的民夫与押粮的官兵每日也需要吃饭。所以运输的路途越长，消耗也相应越大。
据载，明初九边每年的军粮缺口需要二百七十多万石，保障这两百多万石粮草供给，对朝廷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
洪武三年，山西行省上书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运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人米一石、太原仓人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
这就是开中法，朝廷将九边卫所需要的粮食缺口列出，然后民间的商人按要求成功运送完军粮后就可以兑换相应的“盐引”，进而通过销售食盐来获利，从此私人可以光明正大的贩卖官盐。
中盐之法，军守边，民供饷，以盐居其中，为之枢纽，故曰开中。
朱元璋在深思熟虑后，下旨准许，于洪武四年率先在大同开始试行开中法。老朱自己也知道，他的卫所制度并不完美。
盐是生活必需品，在古代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开中法一出，商人们得知通过纳粮就能获取特卖权，立即纷纷参与其中。
因为开中法是率先在大同施行，所以山西的商人们占据天然地理优势，可以就近运粮。
甚至为了节省运输消耗，许多山西商人们干脆直接在边境招募流民，开垦土地，就地种粮输粮，发展出了商屯。
这么做一能就地屯垦，免去转运的麻烦；二能收纳流民，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三则商屯为了防御北元的劫掠，也会自发修筑防御工事，这也间接增强了朝廷在北疆的防御力量。
如此一来，朝廷省了运费、商人们赚了钱。而北疆粮食的增产，也导致粮价下降、人丁滋生，更利于北疆的稳定和开发。可以说开中法在当时，无疑是切合实际的一项好制度。
也是难得的让朝廷、边军和商民都同时获利的善政，“有明盐法，莫善於开中”。由此，开中法也成为了明朝长期施行的一条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