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的梦境与表现主义的直觉

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宣告人类并非上帝的宠儿，而是大自然中上千年进化而成的物种之一。尽管我们在进化之路上遥遥领先，成为地球赢家，但对笃信基督教的西方人而言，“猴子变的”依然是巨大的冲击或者说打击。1900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出版了《梦的解析》，潜意识理论让我们意识到人类被自己所创造的文明压抑的原始本能依然强大。人类是进化而来的，在相当程度上还保有动物性的本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真的是一个颠覆意味浓厚的时代。更可怕的是，这些发生在人类认知、精神层面的冲击与随之而来的现实层面的破坏相比要缓和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数千万对现代化战争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体味了人间地狱。尼采（Nietzsche）1882年写道：“上帝已死”，仿佛预言了这场毁灭。心理学中有一个大家并不陌生的概念——创伤后应激障碍，它是一种发生于严重精神创伤之后的精神心理障碍。失眠、噩梦、抑郁等都是它的症状。可以说，一战后的欧洲整体进入了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基里柯（Chirico）描绘的空无人烟的城市、孤寂的巨大阴影（图1-1），恩斯特（Ernst）作品中的无头女性躯干（图1-2），达利（Dali）表现的怪诞巨人（图1-3），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这些绘画体现了欧洲人肉体与精神都备受摧残的情状。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布勒东（Breton）曾说：“不可思议的东西总是美的，一切不可思议的东西都是美的，只有不可思议的东西才是美的。”超现实主义艺术试图呈现潜意识和压抑的欲望，无论是非阅读性的“自动书写”，还是充满神秘梦境感的绘画，都呈现出强烈的个人内观色彩和发掘自我潜意识的企图。

与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一样，另一位同时代的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创造进化论》将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运用到了对世界的认知中。他强调直觉体系，认为直觉比抽象理性思维更为原初，更为真实可信。伯格森的哲学理论影响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艺术家，表现主义的艺术家是其中比较显著的代表。表现主义文学和绘画都体现出创作者对自己直观情感、情绪的表达，对个人敏感内心和痛苦的描绘。蒙克（Munch）、席勒（Schiele）、卡夫卡（Kafka）深深沉浸在自己的内心感性世界。（图1-4、图1-5）这一切都是战乱导致的信仰危机和精神危机的体现，是欧洲人对时代特性的一种艺术反应。现代主义艺术个人化、内在化的特点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神秘感、晦涩感，而这样一种内化精神性的特质在日后的艺术发展中也导致了作品与现实世界的隔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艺术中心由巴黎转移到纽约。从美国崛起到欧洲重建计划，再到席卷西方世界的学生运动和冷战格局的形成等，这些使西方再次进入转型期，在文化领域展开了普遍且深入的反思。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同时，后工业化时代的消费文化和科技飞速发展，这一切都使艺术必然发生转变。艺术家的目光再次投向现实世界，日常环境、社会现实、公众日常等成为艺术家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