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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留校

我的工作地点在北大的“四院”，这里是北大经济系最早的办公地点，也是后来的北大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的摇篮——的所在地。

1965年，我从北大毕业后留校工作。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北大经济系系总支书记石世奇、副书记朱云芬一起找我谈话，鉴于我的表现及群众的呼声，他们认为我能够胜任系里的行政工作岗位。我在北大经济系就读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不错，那时，我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够站在讲台上，育桃李无数。可系里的领导非常严肃认真地跟我谈话，希望我能主要做行政管理工作，也就是填补上办公室主任这个空缺的位置。这与我的理想不一致，但我还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领导的安排，不是因为官职如何，而是因为多年来养成的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习惯。我们那个年代，讲究的是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想法服从组织分配，从来没想过讨价还价。

多年以后，我高中同学聚会，一位做水利设计的同学，不无遗憾地跟我说：“你是我们班里学习最好的同学，我还以为你能成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没想到你做了管理工作。”可这个“没想到”也成全了我尘封心底的助人圆梦的侠义情怀，我很幸运。

我的工作地点在北大的四院，这是北大经济系最早的办公地点，也是后来的北大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的摇篮——的所在地。四院是个二层旧楼，原是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全楼大概250平方米，门前有个U形的小广场。整栋楼被经济系和法律系一分为二。作为北大倒数第二小的院系，经济系有百十来名教职员工，他们除了上课，是不来这里办公的，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更不用说跟学生交流了。老师上完课，学生们几乎很难在办公室再找到老师。许多人养成了各干各的、互不相干的工作习惯。当然那时，北大其他的院系虽然条件比我们好一些，但老师们也会有类似的工作习惯。

我的办公室在一楼的第二个房间，大概有10平方米，我与我的秘书郑晓云和人事干事李九兰三人共用此屋。我除了行政工作，还担负着讲课的任务，教农业经济专题。我同时身兼数职，成了系里唯一坐班的副系主任。经济系大大小小的事情，如后勤、住房、外事、招生、分配、出国进修等，都会找我。外系人到我系来办事情也会找我，我就像个电脑终端，每天接受各种指令、处理各种事务。当时很有趣的一个说法是：“董文俊解决不了的事情就不用找别人了。”

我每天第一个来系里，以系为家。虽然很累，但那种被需要的成就感令我感到愉快。看到别人高兴我也有同感，再累也值。

后来由于工作太多，系领导担心我忙不过来，身体也受不了，让我逐步退出了教学，全部转移到行政管理工作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