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主要偏向

中国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有其经济、政治的背景。姑且不论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就文化本身来看，文化的各方面可以说体现了哲学的主导作用。在民族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文化的发展中也起统率的作用。在中国封建时代，儒学占统治地位，于是儒学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

当然，这里也存在着交互作用。

中国文化持续发展，已有数千年之久，延续不绝，虽有时衰微而却可以复盛，必然有其不断发展的精神支柱。这精神支柱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里所谓的精神，指文化发展的内在源泉。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来自儒家哲学，来自儒家所提倡的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思想态度。孔子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重视“刚毅”，表现了积极有为的态度。这种思想在《易传》中有进一步的发展。《易传》提出“刚健”观念，又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著名命题。“健”，即运行不止，亦即刚强不屈之意。“自强不息”即主动地努力向上、绝不懈怠。这包含勉力向前、坚忍不拔的意义。我们现在经过考证，确定《易传》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但在汉、魏至明、清，多数学者都认为《易传》是孔子的著作。《易传》在过去是以孔子手笔的名义发生影响的。这种“刚健”“自强”的思想在两千多年的长时期中激励着正直人士奋发向上，努力前进，不屈服于恶势力，坚持与外来的压迫斗争。历史上，坚持反对不法权贵的忠直之士，尽力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孜孜不倦探索真理的思想家、科学家，致力于移风易俗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

过去有一种说法，以为中国文化是主静的，西方文化是主动的，以主静与主动作为中西文化的主要区别。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能反映全面的实际情况。主静是道家的思想，虽然有广泛的影响，但还没有占主导地位。《易传》云“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易传·艮彖》），这是儒家的态度。宋儒周敦颐吸取道家观点，宣扬主静，但后来程、朱、陆、王都讲“动静合一”，反对专门主静。

后来王夫之、颜元更强调动的重要。如果认为中国文化是静的文化，那是缺乏充分理由的。

儒家宣扬“自强不息”，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儒家思想也表现了一定的偏向，最显著的一点是儒家把德与力对立起来，看不到德与力的密切联系。孔子曾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事实上，千里马之所以为千里马，不但在于其性情温良，也在于其日行千里的力量。孟子以“以德服人”与“以力服人”为王与霸的区别，事实上他所推崇的商汤、周文不但有德，而且有力。与儒家相反，法家韩非又菲薄道德，专门强调“气力”。王充提出兼重德力之说，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道德的提高是重要的，力量的培养也是重要的。人是生物，在提高道德修养的同时，也必须充实生命力，增进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如果没有充足的物质力量作为基础，仅仅高谈道德境界的提高，将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儒学所表现的偏向的影响下，忽视生命力的培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欠缺。

中国文化本来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但是到了15世纪至16世纪，西方文化突飞猛进，西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中国落后了。我们的民族没有产生出自己的哥白尼、培根、伽利略那样的近代实证科学奠基人。这既有物质的原因，也有思想的根源。这和儒家哲学既不重视实际的观测，又不鼓励精密的分析，是有一定联系的。我们不但要学习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更要学习近代西方实证科学的观测方法和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