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文艺观

日译本序¹

兴膳宏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繁荣时期，但人似乎并不认为文艺或文学在这一时期有显著发展。这是因为以通常标准界定的文学，其形成的过程只能追溯到前汉时期。当然，从广义上说，本书所涉及的“诸子百家”的著作也可称为“文学”。海内外出版的各类中国文学史中，几乎都是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作为“文学”类书籍列举的。尽管如此，毋庸置疑的是，这些著作从第一意义上来看，还是应该属于哲学思想类的书籍。

在那个时代，哲学、文学、历史甚至政治都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些概念的分化状态。在本书中，作者指出，直至战国中期以后的荀子时代，各类意识形态才从未分化状态逐步走向独立分化。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是值得关注的论点。而这个时代的作品中，与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最接近的就是《诗经》了。《诗经》收录的三百零五篇诗歌如果排除与音乐并存的关系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诗”即是“乐”。

此外，与诸子各派的思想发展密不可分的辩论术、绘画、工艺等各类技艺， 其各种要素仍然处于混沌状态，应该包含在本书提及的“文艺”一词的范畴之内。因此，如果读者期待诸子百家也会像亚里士多德以叙事诗、悲剧这些有明确已知分类的内容为对象来阐述《诗学》那样，那么阅读本书时或许会有一种被搪塞的感觉。

尽管本书提及的“文艺”的意义存在多样性且混沌不清，但很明显作者将视点放在了今天我们定义的“文学”问题上。诸子百家的作品以不成熟的形态提出的一些问题是如何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形成起到有效作用的，又或者是如何得以建立其理论基础的，在这些问题的探究上，作者的态度是一贯的，且在研究上颇有成效。如果读者能跨越诸子百家的范畴，带着通时性的关心来阅读本书，必定能领会作者的意图，有所收获。

本书作者张少康先生是我二十多年的知己。 1965年秋天，我就读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应中国科学院之邀，参加了由京都派遣的中国研究者访中团，以北京为中心，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学习。与现在不同，由于日中两国之间还未恢复邦交，那个年代去中国留学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在中国期间，最后的四十天我接受北京大学的诚挚款待，住在校内的留学生宿舍里，尽管条件有限，但得以专心从事我自己的专业领域六朝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张先生的知遇正是这个时期。在此引用一段回顾当年的旧文：

负责辅导我的是年轻讲师张少康先生。在留学生宿舍安静的室内，我们二人围绕我的研究课题六朝文学批评常常讨论至深夜。那时的北京已是隆冬，由于不适应干燥的气候，我的喉咙发干，不停地从大暖壶中倒出热水润润喉咙，再继续讨论。深夜送张先生走出房门时，干燥的空气像针刺般迎面而来。²

暂且不论词句的巧拙，读到这一段，我的脑海里至今仍然会浮现当时的情景。我在中国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切身体会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空气。回国后不久，文革开始，我与张先生的联系也彻底中断了。后来，直至文革结束的十几年中，我完全没有他的消息。文革接近尾声时，我曾托人给他带去我的旧作，得到的也只是“好像收到了”的不确切回答。但也由此可知他尚安好。

我们交往的重启新篇还是三年半以前的事。当时在中国留学的釜谷武志君走访了张先生的宿舍，帮我联系到了他。据釜谷君回忆，张先生把我之前送他的旧作视若珍宝，仔细收藏着，拿出来时小心翼翼。我十分汗颜。此后，张先生又寄信给我，我们终于有了书信往来的联系渠道。同时他还将第一本著作赠予我。关于本书的内容，我在前面已经阐述了观点。经历文革风雨，还能这么快地拿出这样的研究成果，我十分钦佩他的努力。

附言，去年9月初，张少康先生结束了在开罗为期一年的讲学，在返程途中绕道京都，我们时隔二十年得以再度聚首。紧接着，当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文心雕龙会议上我们又一次见面，我经由北京回国途中，在北京受到了热情款待。望着张先生温和的笑容，我丝毫感觉不到岁月的流逝。

此次本书的日语翻译版得以出版，当然是与译者釜谷君的全力付出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他促成了我和张先生的重逢，我不由感到本书所具有的深远意义。本书对我们包括釜谷君在内的友谊也具有纪念意义。我们三人衷心希望读者能借助本书了解诸子百家一直以来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1985年5月6日

1 《先秦诸子文艺观》在1985年由当时京都大学的釜谷武志翻译成日文，京都大学教授兴膳宏作序，在日本汲古书院出版，日译本书名为《诸子百家的文艺观》。釜谷武志后为日本神户大学教授，曾任文学部长。兴膳宏教授曾任京都大学文学部长，日本东方学会理事长，现已退休，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序文原为日文，由张璐译成中文。

2 此段引文见于筑摩书房1968年出版的兴膳宏日译本《文心雕龙》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