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圣》篇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1），陶铸性情，功在上哲（2）。夫子文章，可得而闻（3），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4）。先王圣化，布在方册（5），夫子风采，溢于格言（6）。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7）；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8）。此政化贵文之征也（9）。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10），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11）。此事迹贵文之征也（12）。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13）。”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14）。”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15），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16）。

夫鉴周日月，妙极几神（17）；文成规矩，思合符契（18）。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19），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20），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断决以象夬，文章昭晰以效离（21），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22），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23），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24）。《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25）”，《书》云：“辞尚体要，不惟好异（26）。”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则无好异之尤，辨立则有断辞之美（27）。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28）。”虽欲訾圣，弗可得已（29）。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30）。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31）？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32）。

赞曰：妙极生知，睿哲惟宰（33）。精理为文，秀气成采（34）。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35）。

简析：

本篇说明圣人六经是人文典范，后人写作文章必须以圣人为师。学习圣人文章，要点有三：一是要懂得文章的基本功用。《征圣》指出圣人文章从内容方面说，包括了“政化”“事迹”“修身”三部分，也就是说文章有政治教化、礼仪事功、修身养性，三个方面的功用。二是要掌握文章写作的基本方法。圣人文章从表达形式来看，有四个基本特点，这就是：“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概括来说，即是繁、略、隐、显四种基本的技巧和方法。他还具体地举了经书中的例子对这四种表达方式加以说明。三是归总而说，圣人文章的特点可以用“雅丽”来概括，即内容雅正、文辞华丽，所以说是“衔华佩实”。这三个方面是后世文章写作的重要原则和途径，也是文学批评的基本依据和标准。可见，刘勰认为“征圣”的目的是了解文章的功用和基本写作方法，并不是专指儒家仁义道德的思想体系。刘勰虽然对圣人十分崇敬，但他的“征圣”不是指一切以儒家是非为是非，也不是以孔子言论作为评价文章的标准，而主要是学习圣人文章的写作方法和技巧，懂得文章的社会功用，诚如他在《序志》篇中所说要折衷于客观自然的“势”与“理”，而不是折衷于儒家和孔子。因此，《文心雕龙》全书对文章优劣的判别，主要是根据客观自然的真理作出分析，而绝不简单地以儒道作为唯一评价标准。他尊敬孔子，也是因为孔子整理六经有重大贡献，而六经正是人文的优秀典范。但是在具体评价作家作品时，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而并不以儒道作为唯一判断依据。研读本篇必须明白“征圣”的角度和实际所指，从刘勰所总结的三个作用、四个方法和“雅丽”原则出发，由此可以清晰知道他的“征圣”是从文章写作角度来说的，并不是从思想体系上来说的。

语译：

制礼作乐撰写经典的是伟大圣人，阐述礼乐义理深意的是贤明才士。陶冶教化百姓情性，是高尚圣哲的宏伟功业。孔子的文章，可以听到见到，圣人的情感意志，体现在文辞之中。古代帝王的声威教化，分布在圣典的版牍简册里，孔子的风貌文采，也洋溢于他的格言中。所以颂扬远古唐尧时代，称其光彩明亮丰硕茂盛；赞美和他相近的周代（兼备夏、商二代风采），称其郁郁葱葱而可以依从，这是政治教化需要以文章来体现的表征。郑简公率军攻入陈国（子产奉命向当时盟主晋国告捷帮助晋惠公复国），全是郑国大夫子产外交辞令获得的功勋；宋国大夫向戎以很高的礼节宴飨赵文子，因宾主言辞恰当丰富多彩而符合礼仪被记录下来，这是外交、军事功业事迹需要言辞文章来实现的证明。赞扬子产辞令，则称“言语要充分表达情志，文采要充分修饰语言”；泛论君子言行，则称“情感要真实，文辞要巧妙”。这是说士人君子修身养性需要用文章来陶冶的范例。所以意志深厚充沛语言富有文采，情感诚挚真实文辞生动巧妙，这才是饱含文采的玉牒，撰写文章的金科啊！

圣人的观察如日月鉴照宇宙万物，圣人的思维微妙深刻善能领悟到宇宙万物深奥内涵；圣人文章为后来确立了基本规格，而其思维内容也和神明启示的真理（神理）符合一致。或者以简洁的语言充分表达丰富的意旨，或者以富博的文辞完美展示内心的感情，或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行文体制，或以深隐的语义来蕴藏文章功用。《春秋》经传皆讲究“一字褒贬”（从一个字的用法去体现褒贬的态度），《礼记·曾子问》论穿轻丧服不参加祭祀包含了穿重丧服更不能参加祭祀的观点，这就是“简言以达旨”。《诗经·豳风》用很多章连在一起、很多句子互相堆积，《礼记·儒行》以繁缛文辞反复论说君子行为礼节，这就是“博文以该情”。文字明确决断像《周易》夬卦，文章清晰晓畅如《周易》离卦，这就是“明理以立体”。《周易》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种易象（皆由阴阳两个符号组成，由此而产生八卦。由四象发展到八卦，来象征宇宙万物）含义十分精深隐蔽，《春秋》“五例”以婉转曲折的语辞来说明其蕴藏深意，这就是“隐义以藏用”。由上述四种写作方法（“简言以达旨”“博文以该情”“明理以立体”“隐义以藏用”）可以知道繁略形态不同，隐显方法各异，抑止或引申随顺当时情况来决定，善于通达变化以适合实际需要，如果能以周公、孔子文章来验征，就有师法的依据了。

所以论述文章写作，必须以圣人为典范；而以圣人为榜样，则必须以六经为标准。《周易·系辞》说：“辨别事物要用正确恰当的言词，文辞明晰果断辨别事物才能真正完备。”《尚书·毕命》说：“文辞要充分体现关键要领，不应该只追求奇异华美。”所以正确恰当的言词才能对事物作出符合实际的分辨，能体现所要说明的基本思想才能形成合适文辞；形成合适文辞才没有追求奇诡的弊病，明确辨析事物才能有明白决断的美义。圣人文章含义精深曲隐，但是不会伤害其正确恰当；圣人言辞微妙隐晦，也不会损害它表达要领。体现基本要领和委婉微妙言辞和谐一致，正确的言论和精深的含义同时并用。古代圣哲的文章，亦可见一般了。春秋时期鲁国隐士颜阖回答鲁哀公问时说：“孔子的为人犹如在漂亮羽毛上再施加文采，只是偏重华艳辞藻。”他虽然想诋毁圣人，却并不能得逞。故而圣人的文章既有雅正充实的内容又有华美艳丽的辞采，真正是华实并茂的杰作。天道深隐奥妙很难真正理解，自古以来还是有很多人去钻研探讨，但是圣人的文章则是清晰可见的，为什么不去做认真的思索呢！如果能够依据圣人文章而立言，那么自然就能接近圣人传统写出最好的作品了。

总论：悟性微妙生而知之，聪明智慧实为主宰。义理精深发为文章，清秀气魄铸成瑰采。识见深邃日月高悬，丰赡辞采无尽山海。人生苦短百岁易逝，文章载心千载永在。

注订：

（1）此处的“作”和“述”，都是指六经而言的。故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但后来有很多人认为并非只有圣人才能作，如汉代的王充等，不赞成“述而不作”之说，特别强调“作”的意义和价值，提倡“作”而贬低“述”。《礼记·乐记》：“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郑玄注：“述，谓训其义也。”孔颖达《正义》：“述，谓训说义理。既知文章升降，辨定是非，故能训说礼乐义理，不能制作礼乐也。圣者通达物理，故作者之谓圣，则尧、舜、禹、汤是也。”“明者辨说是非，故修述者之谓明，则子游、子夏之属是也。”

（2）“陶铸”，陶冶，教化。《庄子·逍遥游》：“陶铸尧舜。”“上哲”，上古哲人，即上文“作者曰圣”的圣人，也就是指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等。可参看《原道》篇：“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雕琢情性，组织辞令。”

（3）“夫子”，孔子。“文章”，指孔子整理删定的六经，本书《原道》篇所谓“镕钧六经”。孔子是“独秀前哲”的圣人，其著作不是“述”而是“作”。《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周易·系辞下》：“圣人之情见乎辞。”孔颖达《正义》：“辞则言其圣人所用之情，故观其辞而知其情也。”

（4）“文辞”，唐写本无“文”字，此句为“则圣人之情，见乎辞矣”。元、明各本均为“文辞”，今依此。

（5）“圣化”，圣哲的教化，唐写本作“声教”，则谓“威声文教”。本书《练字》篇有“先王声教”之语。“方策”，指木简、竹简等书籍。《礼记·中庸》：“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郑玄注：“方，版也；策，简也。”孔颖达《正义》：“言文王武王为政之道，皆布列于方牍简策。”

（6）“风采”，风貌文采。本书《书记》篇：“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格言”，可以作为后世效法之言。范注：“《论语比考谶》：‘格言成法，亦可以次序也。’（《文选》潘岳《闲居赋》注，又沈约《奏弹王源》注引）《（孔子）家语·五仪》篇云：‘口不吐训格之言。’注：‘格，法也。’”“于”，唐写本作“乎”。

（7）“唐世”，指尧为皇帝时代。“焕”，光明。《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何晏注：“孔曰：则，法也。美尧能法天而行化。”“包曰：荡荡，广远之称。言其布德广远，民无能识其名焉。”“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焕，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邢昺疏：“此章叹美尧也。‘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唯尧则之’者，则，法也。言大矣哉，尧之为君也。聪明文思，其德高大，巍巍然有形之中，唯天为大，万物资始，四时行焉，唯尧能法此天道而行其化焉。‘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者，荡荡，广远之称。言其布德广远，民无能识其名者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然。‘焕乎其有文章’者，焕，明也。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

（8）“褒”，赞美。“郁”，茂盛貌。《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何晏注：“孔曰：‘监，视也。言周文章备于二代，当从之。’”邢昺疏：“此章言周之礼文。犹，备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者，监，视也。二代，谓夏、商。郁郁，文章貌。言以今周代之礼法文章，回视夏、商二代，则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吾从周者，言周之文章备于二代，故从而行之也。”

（9）“政化”，指政治教化。“征”，验证，表征。

（10）“文辞”，元、明各本作“立辞”，冯舒、何焯校本均作“文辞”，与《左传》一致，今依此。《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经》云：“六月，壬子，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孔颖达《正义》：“《释例》曰：陈、蔡、楚之与国，郑欲求亲于晋，故伐而入之。晋士庄伯诘其侵小，且问陈之罪，子产答以东门之役，故免于讥。……陈之见伐，本以助晋，晋不逆劳，而以法诘之，得盟主道理。故仲尼曰：‘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善之也。’”《传》云：“郑子产献捷于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凭陵我敝邑。不可亿逞（亿，度也。逞，尽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谓郑伯稽首告晋，请伐陈），未获成命（未得伐陈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前年陈从楚伐郑东门）。……’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晋）士庄伯不能诘。……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谢晋受其功）。子西复伐陈，陈及郑平（前虽入陈，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结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书），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犹成也）。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虽得行，犹不能及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郑简公率军攻入陈国，晋人责问陈国之罪，子产指陈背恩，联楚伐郑，而晋国却不管，所以郑要去讨伐。孔子赞扬子产的对答适当。

（11）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五月，甲辰，晋赵武至于宋。丙午，郑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折俎，体解节折，升之于俎，合卿享宴之礼，故曰礼也。《周礼》司马掌会同之事）。仲尼使举（记录之也）是礼也，以为多文辞（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赵武。赵武、叔向因享宴之会，展宾主之辞，故仲尼以为多文辞）。”孔颖达《正义》：“盖于此享也，宾主多有言辞，时人迹而记之。仲尼见其事，善其言，使弟子举是宋享赵孟之礼，以为后人之法。丘明述其意。仲尼所以特举此礼者，以为此享多文辞，以文辞为可法，故特举而施用之。”“俎”，盛牲礼器。宋国平公宴请晋国来的贵宾赵文子，按照礼节，非常隆重，备有蒸肉招待。宴会上双方讲话都很文雅，彬彬有礼，善于辞令。孔子特别让学生记下这次宴会的礼节和辞令。“多文”，元本、弘治本作“多方”，今依王惟俭本作“多文”，梅庆生本谓孙汝澄改，唐写本亦同。

（12）“迹”，元明各本皆同，唐写本作“绩”。

（13）“言以足志”，见注（10）。

（14）“情欲信，辞欲巧”，情感要真实，文辞要巧妙。语见《礼记·表记》：“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子曰：‘情欲信，辞欲巧。’”郑玄注：“巧谓顺而说也。”孔颖达《正义》：“既称情疏而貌亲，故更明情貌信实，所以重言之也。辞欲巧者，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巧不违逆于理，与巧言令色者异也。”指君子的人品道德修养而言。

（15）“志足”，弘治本作“忠足”，非。谢兆申改为“志足”。当依元本作“志足”。

（16）“含章”，蕴涵文采。“秉文”，把握文章。含章、秉文，互对而义同，均指美好文章之写作。“玉牒”，珠玉一般的牒札。“金科”，金银一般的条例。此均比喻珍贵美文之创作要领。

（17）“鉴周”，普遍周到的观察。“日月”，比喻观照整个宇宙。“几”，元、明各本作“机”，冯舒谓“当作几”，何焯、黄叔琳同。以“几”为妥，本书《论说》篇：“锐思于几神之区。”可证。范注引《周易·系辞》“阴阳之义配日月”谓：“鉴周日月，犹言穷极阴阳之道。”《周易·系辞》：“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韩康伯注：“适动微之会曰几。”《周易·系辞》又曰：“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18）“规矩”，法度、规格。“符契”，即符节。发兵符和使者所持之节，两者应该是密合的。此指“神理”。“思合符契”，指圣人的思考和神明思理完全吻合。以下总结出圣人文章四种基本表现形式：简、繁、显、隐。下文分别举例说明之。

（19）范宁《春秋穀梁传序》：“一字之褒，宠踰华衮（衮冕，上公之服）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杨士勋疏：“言仲尼之修《春秋》，文致褒贬。若蒙仲尼一字之褒，得名传竹帛，则宠踰华衮之赠，若定十四年石尚欲著名于《春秋》是也。若被片言之贬，则辱过市朝之挞，若宣八年仲遂为弑君不称公子是也。言华衮则上比王公，称市朝则下方士庶。衮则王公之服，而有文华。或以对市朝言之，华衮当为二，非也。”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孔颖达《正义》：“褒则书字，贬则称名，褒贬在于一字。褒贬虽在一字，不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故答或人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皆须数句以成言语，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变，则成为一卦；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义则待传而后晓，不可错综经文以求义理，故当依传以为断。”此以《春秋》和《礼记》的例子来说明“简言以达旨”。如《春秋》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郑伯，指郑庄公，段，即共叔段，郑庄公亲弟弟。其父郑武公娶武姜，生庄公时难产，所以不喜欢庄公，而喜欢小儿子共叔段。郑庄公即位后，武姜要求他给共叔段封地，庄公封段于大邑京。共叔段在京，称京城大叔，并将邻近的两邑使归自己，又修缮城防，训练士兵，准备攻打郑庄公，而其母则将为内应。为此郑庄公命其子带兵攻京邑，京城人都背叛共叔段，共叔段逃到郑国的鄢邑。郑庄公进攻鄢，打败共叔段。共叔段遂出奔到共国。《春秋》这里用“段”，而不称他是郑庄公弟，是谴责他违背了做弟弟的身份；用“克”字，是把他看作敌人。又说不称“庄公”，而称“郑伯”，是因为他对弟弟有失教诲。本书《宗经》篇：“《春秋》辨理，一字见义。”《史传》篇：“褒见一字，贵踰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丧服举轻以包重”，《礼记·曾子问》：“缌不祭。”缌，细麻布，多用以制丧服，这是轻的丧服，穿这种丧服的不参加祭祀。“缌不祭”，包含了穿更重丧服的更不参加祭祀的意思。“包”，唐写本作“苞”。

（20）《豳风·七月》是《国风》中最长的一篇诗，有八章，每章十一句。《儒行》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儒行》篇：“哀公问曰：‘敢问儒行？’孔子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郑玄注：“遽，犹卒也。物，犹事也。留，久也。仆，大仆也。君燕，朝则正位，掌摈相。‘更’之者，为久将倦，使之相代。”孔颖达《正义》：“‘鲁哀公问于孔子’者，言夫子自卫反鲁，哀公馆于孔子，问以‘儒行’之事。记者录之，以为《儒行》之篇。孔子说儒凡十七条，其从上以来至下十五条，皆明贤人之儒。其第十六条，明圣人之儒，包上十五条贤人之儒也。其十七条之儒，是夫子自谓也。”范注：“据《礼记·儒行》篇郑注，则孔子所举十有五儒，加以圣人之儒为十六儒也。”这都是讲有道德的儒者行为，孔子指出有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刚毅、仕、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特立独行、规为、交友、尊让十五种（《儒行》所说贤人之儒，实际是十六种，有两种都称“自立”，故郑玄谓十五种），加上圣人之儒“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一共十六种。“繁辞”，唐写本作“繁词”。

（21）“书契”，即文字。“断决”，元、明各本均同，唐写本为“决断”。《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是《周易》卦名，表示决断。《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韩康伯注：“夬，决也；书契所以决断万事也。”“昭晣”，原为“昭哲”，唐写本作“昭晣”，晣，或作晢。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徐（）校作‘晣’。”引孙怡让说，谓：“案徐校孙说是也。”昭晣，明白、清晰。“离”，是《周易》卦名。根据《周易·离卦》彖辞：“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丽，是依附、附着的意思。清人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引项世安曰：“日月丽乎天而成明，百谷草木丽乎土而成文，故离为文又为明。”《周易·说卦》：“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又曰：“离为火，为日，为电。”离卦有明晰的含义。“效离”，元本、弘治本作“象离”，此据唐写本。

（22）按：“四象”之说本见于《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处“四象”指春、夏、秋、冬。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说：“四象，四时也。两仪，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离、震、兑。震春，兑秋，坎冬，离夏，故两仪生四象。”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里引庄氏说，谓四象是指卦象运用中的实象、假像、义象、用象。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四象：彦和之义盖与庄氏同，故曰：四象精义以曲隐。《正义》引庄氏曰：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像，有义象，有用象。”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同黄说，并谓：“按如《乾》卦，以乾象天，当为实象。乾象天，引申为父，当为假像。乾，健也，当为义象。乾有四德：元亨利贞，即始通和正，开始亨通，得到和谐贞正，当为用象。这四象的含义是曲折隐晦的。”此亦可备一说，然孔颖达引庄说，刘勰可能并未见到。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孔颖达《正义》：“传体有三，即上文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是也。为例之情有五，则下文五曰是也。”“称族”，见成公十四年传。“梁亡”，见僖公十九年。“城缘陵”，见僖公十四年。“参会”，见桓宣公七年，“与谋”，见桓公二年。“讳辟”，见僖公十六至十七年。“璧假”，见桓公元年。“丹楹”，见庄公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天王”，见桓公十五年。“齐侯”，见庄公三十一年。“齐豹”，见昭公二十年。“三叛”，见襄公二十一年、昭公三十一年。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曰：“一，微而显，像《春秋》僖公二十年（按：当为僖公十九年）：‘梁亡。’不写秦灭梁，含有梁君暴虐自取灭亡意，是微；但责备梁君较显。二，志而晦，《春秋》宣公十七年（按：当为宣公七年）：‘公会齐侯伐蔡（当为伐莱）。’用‘会’表示鲁公事前不知道，倘事前知道得用‘及’。这样记（志），含义隐晦。三，婉而成章，《春秋》桓公元年：‘郑伯以璧假（借）许田。’郑国拿田来和鲁国交换许田，因价值不相当，再加上块璧。照规矩，诸侯的田不能互相交换，所以写成用璧来借许田，这是婉转隐讳的说法。四，尽而不污，《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照礼节，天子不能在诸侯贡品外向诸侯要东西，这里老实写出，不加隐讳。五，惩恶而劝善，《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以漆、闾丘来奔。’邾庶其没有名望，他的名字没资格写进《春秋》，因他带了土地来投奔，孔子憎恶他出卖祖国土地，所以记入《春秋》来显示他的罪状。”“以婉晦”之“以”，唐写本作“而”。

（23）“形”，唐写本作“制”。“适会”，原为“会适”，此据唐写本改。《章句》篇：“随变适会，莫见定准。”

（24）“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元本、弘治本、王惟俭本等皆作“是以政论文，必征于圣，必宗于经”。明代杨慎补为：“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可能是因为看到本书《乐府》篇有“昔子政论文，诗与歌别”之语。稚圭，匡衡之字，汉成帝时曾“上疏劝经学威仪之则”。梅庆生本等从杨补。然杨补无确凿根据，此依据唐写本。

（25）《周易·系辞下》：“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韩康伯注：“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易无往不彰，无来不察，而微以之显，幽以之阐。阐，明也。”“开释爻卦，使各当其名也。理类辨明，故曰‘断辞’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曰：“‘辨物正言’者，谓辨天下之物，各以类正定言之。若辨健物，正言其龙；若辨顺物，正言其马，是辨物正言也。‘断辞则备矣’者，言开而当名，及辨物正言，凡此二事，决断于爻卦之辞，则备具矣。”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说云：“辨物，辨物类也。正言，言正义也。断辞，断吉凶也。如此，则备于经矣。”“正言”或释为雅正之言，不妥。此指正确言辞，无雅正之意。

（26）“不”，原作（本书凡谓“原作某某”，其含义除元本、弘治本外，尚有重要明清版本与之相同。此与引其他著作所说中“原作”含义不同，如引王利器文中所说“原作”，则为王著底本黄叔琳辑注本）“弗”，此据唐写本改，与《尚书》合。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伪《古文尚书·毕命》篇：‘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孔氏传：‘辞以体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正义》：‘为政贵在有常，言辞尚其体实要约，当不唯好其奇异。’”《序志》篇：“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

（27）“辨”，元、明各本作“辩”，此据弘治本、唐写本。“辞成”下，唐写本有“则”。“美”，元、明各本作“义”，此据唐写本。此处“立辨”之“辨”与“辨立”之“辨”，原均作“辩”，今据唐写本改。“尤”，过失。“美”，原作“义”，此据唐写本改。这正是强调圣人文章特点不仅内容深奥体要，而且文辞也端正微妙。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案自‘《易》称辨物正言’，至‘正言共精义并用’，乃承‘四象’二语，以辨隐显之宜。恐人疑圣文明著，无宜有隐晦之言，故申辨之。盖正言者，求辨之正，而渊深之论，适使辨理坚强。体要者，制辞之成；而婉妙之文，益使辞致姱美。非独隐显不相妨碍，惟其能隐，所以为显也。然文章之事，固有宜隐而不宜显者，《易》理邃微，自不能如《诗》《书》之明菿；《春秋》简约，自不能如《传》《记》之周详。必令繁辞称说，乃与体制相乖。圣人为文，亦因其体而异，《易》非典要，故多陈几深之言，史本策书，故简立褒贬之法，必通此意，而后可与谈经。”

（28）《庄子·列御寇》：“鲁哀公问于颜阖曰：‘吾以仲尼为贞干，国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以支为旨。忍性以视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成玄英疏：“言仲尼有忠贞干济之德，欲命为卿相，鲁邦乱病庶瘳差矣。”郭象注：“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静为安，今一为贞干，则遗高迹于万世，令饰竞于仁义，而雕画其毛彩。百姓既危殆，人亦无以为安也。”成玄英疏：“殆，近也。圾，危也。以贞干迹率物，物既失性，仲尼何以安也！方将贞干辅相鲁廷，万代奔逐，修饰羽仪，丧其真性也。圣迹既彰，令从政任事，情伪辞华，析派分流为意旨也。后代人君，慕仲尼遐轨，安忍情性，用之临人，上下相习，矫伪黔黎，而不知已无信实也。以华伪之迹教云苍生，禀承心灵，宰割真性，用此居人之上，何足称哉！后代百姓，非直外形从之，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复自得之性，以此居民上，何足可安哉！”“贞干”，指国家的重臣。“瘳”，变好，转危为安。“饰羽而画”，羽毛本身已经有文采，再画上色彩，就过分了，显得华而不实。“以支为旨”，以支离碎乱的话当作正旨。“何足以上民”，怎么能居于民上呢。“徒事”，梅庆生从何焯校改为“从事”，不妥。今依唐写本及元、明各本。

（29）“訾”，元、明各本作“此言”，冯舒、何焯校谓“此言”是“訾”之讹。今依唐写本作“訾”。“弗可得已”，唐写本作“不可得也”。

（30）“雅丽”，雅正的内容和华丽的形式之和谐统一。这是刘勰对圣人文章写作特点和经验的概括，是对文章写作的基本要求。《诠赋》篇：“原夫登高之旨，盖覩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覩，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才略》篇：“吐纳经范，华实相扶。”

（31）《论语·公冶长》：“子夏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何晏注云：“章，明也。文彩形质著见，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但孔子的学生还是非常恭敬而认真地去瞻仰和钻研孔子的道。《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何晏注：“喟，叹声。言不可穷尽。”“言恍惚不可为形象。”“胡宁”，即何乃，也就是为什么的意思。《诗经·大雅·云汉》：“胡宁忍予。”《诗经·魏风·园有桃》：“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唐写本“犹”作“且”，“胡宁”作“胡曰”。

（32）“若”，唐写本无。“庶矣”，接近。《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何晏《论语集解》：“言回庶几圣道，虽数空匮，而乐在其中。”

（33）《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邢昺疏曰：“‘生而知之者上也’者，谓圣人也。”“睿哲”，圣哲。

（34）“精理”，精深的义理。“秀气”，秀丽清新气质。唐写本“睿”作“叡”。《诗经·商颂·长发》：“浚哲惟商。”郑玄笺：“深知乎！维商家之德也，久发见其祯祥矣。”

（35）“徂”，去，往。“影徂”，形影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