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文化地理学分析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这片广袤土地的若干鲜明特征，给予中华民族的文化创生以深远影响。

一 气候类型完备，地形、地貌繁复，为中国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准备了地理基础

把中国疆域置于世界地理的总背景下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的明显特征：领域广大，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这是埃及、巴比伦、希腊、印第安等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所难以比拟的。

古埃及、巴比伦文明的发生地——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的地形和地貌大体是山岭沙漠包围的冲积平原这一类格局，气候均属于干燥的亚热带；古印度文明的摇篮虽然地形地貌较复杂，而气候却基本囿于热带；古希腊、罗马的地形地貌大体是山海相间，缺乏阔大气象，气候则只有地中海气候一种类型；印第安诸古文明所依托的地区的地形和气候，也局限于某种单一类型。

相比之下，中国疆域则大不相同。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三分之二，盆地和平原约占三分之一。这就为多种产业、多种经济类型的发生，提供了完备的自然条件。

按地理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气温带分类，人类可以粗略区别为寒带民族、温带民族和热带民族。由于温带气候适中，提供远较寒、热带为优越的生产、生活条件，所以温带成为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和繁盛之区。黑格尔据此断言：“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¹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并做了进一步发挥：

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²

中国疆域大部属于温带，亚热带区域也不小，最南部和最北部的小片区域又分别伸入热带和亚寒带。明人冯应京曾论及“中华地分三”:“南方大热，北方大寒，中央兼寒热”;“东西高下亦三别”“东方大温，西方大凉，寒热不同，阴阳多少不一”³。占有如此完备的气温带，具备了农业经济多样发展的地理基础，如秦岭—淮河以北成为以小麦、粟米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区，秦岭—淮河以南成为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区。又由于降雨量的大势是东南部充沛而西北部稀少，这便形成东南部农耕区与西北部游牧区并立的格局。

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迟至春秋、战国时期，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即大体成形。东临沧海，山海兼备的齐鲁文化大相歧异于位处“四塞之地”的秦文化和地居中原的三晋文化；同在长江流域而分处上、中、下游的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又各具特色。至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方草原文化与“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⁴的岭南文化，更是大异其趣。

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当然是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影响的综合产物，但是自然地理条件的多元特征，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物质前提。

二 纵深广大、回旋天地辽阔，为文化中心的转移提供充足的空间条件

中国疆域幅员广大，腹地纵深，也是世界大多数古文化区所难以比拟的。埃及文明滋生于尼罗河第一瀑布（今阿斯旺附近）以下直至尼罗河三角洲的1 000多千米长、总面积不过3 万至 4 万平方千米的狭窄河谷平原。正因为如此，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发轫于两河流域上游的扇形山麓地带（今土耳其东南部与伊拉克交界处），后又进入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河谷。这一地区几万平方千米适宜农耕的土地，加上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黎巴嫩滨海地区组成的所谓“肥沃新月带”，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摇篮。其面积虽较尼罗河河谷及三角洲为大，但格局终究有限。希腊文化起源于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滨海地区。在被崇山峻岭所包围、面对海洋的土壤贫瘠的小平原上，形成若干个面积数百至数千平方千米不等的城邦。负山面海，腹地狭窄的地理环境，逼迫古希腊人向海外拓展生存空间。属于印第安系统的玛雅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囿于中美洲狭窄的山地和丛林；领域稍为开阔的印加文化，也很少越出安第斯高原，主要分布在今秘鲁西部山地。

与以上各古老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大厦有一个远为宽广的地基。

中国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黄河流域。在古代，这片七八十万平方千米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水土滋润，林茂草肥，华夏先民在这里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了文明的根基。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表明，不唯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以及西南地区，也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样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学术界一般把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建立和金属器皿（青铜器或铁器）的制造视作“原生型”文化形成的标志。这三种文明标志在中国南北东西各地都有考古发现。迟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疆域内部已经大体形成三晋、齐鲁、燕、秦、楚、吴越六大文化区。可能成书于战国的《尚书·禹贡》把当时的版图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约略反映了春秋末期以来中华先民栖息生养的地理范围。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更对九州的地域有确切划分：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⁵

“九州”包括燕山山脉以南、五岭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广大区间，面积在三百万平方千米左右。这是上古以来中华先民所着力开发的地区，在同期世界文明古国中，领域的辽阔罕见其匹。这就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多次转移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回旋条件。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中心大体沿着自东向西，继之又由西北向东南的方向转移。这从各朝代文明的中心——首都的迁徙中，可以看出清晰的轨迹。

与外国多数拥有较稳定、单一的首都不同，中国的京城多次转移。从古罗马到现代意大利，首都一直在罗马；巴黎自公元5世纪至今依然是法国首都；英国从中世纪七国战争以后始终立都伦敦。而中国古代先后涌现过数以百计的都城。上古时期，作为“政治与文化之标征”的都邑皆在东方 ⁶，且极不稳定，自商王盘庚迁殷（今安阳附近），方有较固定的都邑。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成为著称于世的中国七大古都。

七大古都分布于中华大地的中、西、南、北、东，似乎散漫无序，然而，它们绝不是凌乱的杂凑。古都位置的更替，隐含着深刻的历史机缘，是文化中心转移的绝好地理表征。

殷、商以来，黄河中下游，即中原一带，是全国最富饶的区域，又是兵家必争之地。把握中原，就意味着把握住天下。因此，从殷、周至隋、唐，国都始终在中原徘徊。今安阳、西安、洛阳一带多次被选为国都，原因盖出于此。

在黄河流域以政治、经济中心雄踞中华之时，长江流域的开发也取得长足进展。两晋时期，北方兵燹连绵，“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⁷。唐、宋时代，每当北方发生战乱，人民如潮水般南迁，几成通例。较之北方，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自晋、唐以至于两宋逐渐驾而上之。然而，经济重心的南移并不意味着政治—军事重心的随之南移，因为后者的确立除经济因素外，还有别种动力，如地理位置居中以驭四方、择都的习惯性标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基本战略考虑等，使得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的诸王朝，大多仍将首都设于北方，不同于以往的是，这些王朝越来越依重于东南财富的支撑，隋、唐先后从长安迁都于洛阳，北宋更东移京师至开封，以靠近运河干道，都表明文化中心向西、向东迁移的明显态势。

以宋代分界，此前中国都城主要在东西轴线上移动，此后主要在南北轴线上移动。南宋迁都临安，金朝立都燕京，元代以大都为京师，此后北京成为明、清两代国都。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中心大体沿着自东向西，继之又由西北向东南的方向转移。这从各朝代文明的中心——首都的迁徙中，可以看出清晰的轨迹。自商王盘庚迁殷，方有较固定的都邑。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成为著称于世的中国七大古都。图为清代冯宁《金陵图》（局部）。

进入近代，中国文化中心进一步向东南倾斜，东南沿海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能量发射中心。受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影响，东南沿海各省“得风气之先”，近代新学、近代政治运动连同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东南诸省兴起后，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内地延伸、推进，形成由南而北，自东向西的运动方向，这正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的迁徙方向相逆。

综观数千年中华文明史，呈现一种东方不亮西方亮，北方衰落有南方的此伏彼起状态。这与诸多地域狭小的古代文明在遭受异族入侵或者重大自然灾祸时，因无回避转圜之区而陷入毁灭的情况大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疆域幅员辽阔、腹地纵深的特征，不仅大有益于中国文化的多样化发展，而且大有益于中国文化的曲折延续而不至中绝。

三 与其他文明中心相距较远，导致中国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

中国疆域东濒茫茫无际的太平洋，北临漫漫戈壁和浩瀚的原始森林，西方则万里黄沙与高山雪峰相间，西南壁立着世界上最庞大而高峻的青藏高原。这样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对于中国文化特质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深刻而久远。

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普遍接受了“四大文明区”的观点。所谓“四大文明区”，指东地中海文明区（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希腊等）、南亚次大陆文明区（印度及其周边）、东亚文明区（中国、朝鲜、越南、日本等）、中南美印第安文明区（玛雅、阿兹特克、印加）。除印第安文明以外，东半球诸文明之间，几千年来程度不同地保持着各种联系，不过相对而言，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和主体的东亚文明区，因地理环境的阻隔而获得较大的独立性，它的文化发生期是在与其他文明区少有联系的情况下度过的。

东地中海文明区诸古文明彼此的交流关系比较密切。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相距不过一千千米，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障壁横亘其间。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历来声息相通，埃及的象形文字最初便受美索不达米亚图画文字的启发，二者的农业及手工业技术、数学、天文历法知识也多有交会。东地中海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也很频繁。它们之间虽然有伊朗高原相隔，但其间通道纵横、山口甚多，人员、物资和精神产品自古多有往还。在两河流域曾发现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印章，表明这两个古老文化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即已建立起实在的联系。

与此形成对照，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明与区外诸文明的联系，大体发生在公元纪年以后，这几乎比上述几个文明区之间的交往晚了整整三千年。

东亚文明区与东地中海文明区分处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相距万里之遥，其间不仅有崇山峻岭、沙漠盐原相隔，而且中亚一带历来栖息着强悍猛鸷的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阻碍着两大古老文明的交往。亚欧大陆东西两端文明第一次有史籍可考的直接接触，发生在东汉后期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其时大秦王安敦（今译马可·奥勒略）遣使抵汉，带来象牙、犀角等物产。此后，二者的交往也多通过匈奴人、突厥人、安息人、条支人间接进行，因而规模和力度都大受局限。东西方文明的大规模碰撞和交融，迟至近代才正式展开。

东亚文明和南亚文明在古代的联系，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与东地中海文明的交往。然而，中国接受南亚佛教文化始于公元初年，此时距离中华文明的发生期，已经相当遥远了。

文化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化的特性，首先在该文化的发生期决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希腊等古老文化，早在公元前两三千年，即其发生期，便彼此渗透，相互影响，从而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无严格的此疆彼界。然而，中国文化的发生期，大体是在与东亚文明区以外诸文化相隔离的情况下独自完成的，因而中华民族是一个颇具独创性的民族，其文化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与东地中海文化和南亚文化大相径庭。以文字为例，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历史地看，中国文化的各部类都曾广采博纳外来文化的英华，但那是在大体完成文化的发生过程，文字、思维方式、社会结构的基本风格和定势确立以后，才渐次与南亚及东地中海文化相交会。这种交会对诸文化彼此间的激荡也相当深刻，但毕竟是两个格局和定势已经大定的系统之间的交流，恰如性格定型后的成年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尽管也可能比较强劲有力，但终究不能与少年儿童性格形成时期受到的刻骨铭心的影响相提并论。

中国疆域相对封闭的格局为中国文化提供了独立发生、发展的地理前提。这种文化的独立性在历史上产生了双重影响。

影响之一，是使中国文化较完整地保留民族传统，获得前后递进，陈陈相因的延续性。

中国文化虽然与中亚、西亚的草原—绿洲文化进行过成效卓著的交流，并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采纳南亚次大陆佛教文化的精华，明、清之际又与欧洲近代文化有所沟通，但截至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文化并未经受过外来文化提出的根本性挑战，从而一直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如学术上的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文学上的先秦诸子散文、《诗经》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其中虽不乏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中国文化的特有情致和韵味却一脉相通。这种在数千年间文化统绪延绵不断，各主要文化门类代有高峰此伏彼起的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中国文化这种无与伦比的延续力当然是由综合原因造成的，但中国疆域特殊的相对隔绝状态，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缘由。

影响之二，是使中国人逐渐形成自我中心主义痼疾。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久以来其文化的总体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地区，这使得中国人把黄河、长江滋润的那片沃土视作唯一拥有高度文明的“化内之区”，而周边及远方则是荒僻野蛮、教化不及的“化外之地”。久而久之，这种观念便升华为一种“世界中心”意识。这种“世界中心”意识大约包含两层意蕴：

其一，自认占据世界主体地位，并处于地理上的中心。由于古代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多建都于中原地区，“外薄四海”⁸，处于“四夷”之中，故自称“中国”，以与“四方”对称。战国以降，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国观”“四海观”在渐次扩展，但直至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把自己的国度看作地居世界之“中”的“天朝上国”，外域不过环绕着若干“蕞尔小国”“蛮夷之邦”。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绘制的地图上体现得十分鲜明。

其二，中国人自认处于“世界中心”，并非单指地理位置上的中心，还尤其指文化上的中心地位。汉代扬雄在界定“中国”这一概念时，便兼顾文化与地域两层含义：

或曰：“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⁹

这里把“中国”视作文明的渊薮、世界的中心。中国历代帝王无不“居中夏而治四方”，而一般的民众心理也确认不知“礼义”“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¹⁰的“化外”蛮夷理应如众星拱月、百川归海般地聚向中华帝国，“万国来朝”正是自认居于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中华先民的政治理想；而“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¹¹，则表明他们乐于以文化布道者身份，将教化泽及四面八方。

如果说在十五六世纪以前，中国文化确乎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那时的中国人高视阔步，以文明人自居，还颇有真实根据，那么，自十六七世纪以降，当南欧、西欧率先迈入近代社会门槛，中国文化落伍于西方的态势逐渐形成，那种自以为处在世界文化中心的顽固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加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悲剧色彩。

中国一面向海、三面深入大陆腹里的地理环境，从古至今基本未变，但人文—社会因素却发生了重大改变。19世纪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中国人以艰难的步履逐渐走出闭塞状态。近几十年来西部公路、铁路和航空线的开辟，特别是陇海、兰新、北疆铁路接通的“欧亚大陆桥”，正改变着中国腹地的封闭状态。至于那曾经障碍中华民族通向外部世界的浩渺无际的太平洋，近代以来更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双向”进程，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不断加快它的速度并加大它的力度。

1 《历史哲学》，王造时、谢诒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124页。

2 《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61页。

3 《月令广义·方舆高下寒热界》引《内经释》。

4 《汉书·地理志》。

5 《吕氏春秋·有始览》。

6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第451页。

7 《晋书·王导传》。

8 《尚书·益稷》。

9 《法言》卷四《问道》。

10 《礼记·曲礼上》。

11 《礼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