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西诗学背景下的叙事性诗学传统》：中国古典叙事性诗学传统及近代新变

叙事在人类文明史上由来已久，罗兰·巴特指出：“对于人类来说，似乎任何材料都适宜叙事……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92]因而，叙事不仅与人类文明同步发生，而且成为人类一种重要的表意方式。在中西文化源头中都可以探寻到叙事最初的踪迹。现代抒情诗叙事性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有着更为纵深的诗学背景。因而深入中西诗学背景来探寻其理论渊源，不仅在于考察它的逻辑起点，而且揭示了现代抒情诗中所隐伏的别样诗学传统——叙事性诗学传统。在这一比较视域与影响研究中，突出其历史的合理性和诗学面目的独立性与复杂性，进而丰富和深化对这一叙事性诗学实践的理解、认知与判断，使成为一个重要目标。

一 中国古典叙事性诗学传统

在中国古代文论对文学等级的划分中，最早出现的诗被尊奉为文学的正宗，而小说等作为后出现的且有着通俗化特征的文类，往往被视为“小道”[93]或末流。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的浩荡抒情篇什中，都以雅言标志着诗的正统、主流地位。其中，叙事性因素的诗歌文本，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诗》《悲愤诗》“三吏”“三别”《琵琶行》《长恨歌》等虽成为文学史上的耀眼明星，但其中叙事的特征往往湮没在抒情诗学传统之下，并未得到诗学层面的推崇与专门的理论探究。在古代诗论中，从陆机的“诗缘情”到严羽的“诗者，吟咏性情也”，再到袁枚的“性灵说”，都尊奉诗的情感为本体，而对诗歌中叙事理论的探讨相对薄弱。

但薄弱并不意味着缺失，诗歌中的叙事性因素早就存在于《尚书·尧典》“诗言志”的古老命题中。闻一多将“志”训为：“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94]不言而喻，“记忆”“记录”就包含叙事的因子。由此可见，在古老的诗学理论里有关叙事的探讨早就存在，只是在后来诗歌的发展中，因民族气质、个人情致和理论想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诗缘情”为代表的诗论及其创作成为主流，从而使抒情类诗歌得到凸显，最终使叙事式诗体和叙事诗成了被遮蔽的创作路径。其中，散见于不同时期的文本与各种诗论正说明了叙事性诗学传统的潜在状态。早在民间歌谣《弹歌》《击壤歌》中就蕴含叙事成分，《诗经》中的《氓》《静女》《七月》《公刘》《采薇》等篇目中叙事手法愈加彰显，甚至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叙事性的诗学现象在古代诗歌的创作与理论探讨中可分别寻得一个粗略的脉络。

正如钱锺书指出的：“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95]唐诗、宋诗是诗学范式之别，而非朝代之分。中国古代诗歌体式到唐代已经基本完备与成熟，随后的宋诗与之构成不同的审美范式，这两种稳定的审美范式基本上也在元、明、清的诗歌延续。唐诗感物兴情的抒情特征与兴象玲珑的美学范式往往被后世论者推崇，成为中国古典抒情美学的正典；而宋诗的以文为诗、说理叙事，则成为另辟蹊径的美学追求。宋诗中叙事性凸显，学界颇为关注[96]。从诗歌史层面而言，宋诗叙事性增强是在唐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应该说肇始于杜甫[97]，进而在元稹、白居易及其新乐府运动中加速了叙事演变的态势，只是在宋诗中成为一种时代风气。杜甫的用典、诗题自注、联章组诗等叙事性手法，直陈时事、事态叙写与感事写意等叙事特征，在宋诗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除了诗歌史与语言发展的内在机制外，还可从社会学层面考察这一叙事性崛起的外在诱因。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在唐代就开始了向近世的转向[98]。如果说这转向有着政治经济的原因——科举制度下文人阶层的兴起改变了世家豪门的贵族政治，科技进步中印刷术的出现促进经济的发展，日常生活的崛起与被关注，使唐宋诗歌中的日常化倾向增强。尤其是宋诗对日常生活的叙事性增强，“宋诗的叙述性”[99]成为其标志性特征。而上述叙事征候，很多学者都从杜甫诗歌中找到源头性的诗学创作。近世以来，经济的发展与科举制度对士人的选拔，使下层文人有了上升的通道，下层文人有所增多，诗歌中除了王道教化，还有大量的唱和干谒诗，正如学者指出的：“诗歌不仅在题材和语言，而且在功能上也趋于日常化或世俗化。”[100]而这种“日常化或世俗化”的倾向，从思想界也可见端倪，有学者认为，从明后期，士大夫对“理”的兴趣减弱，“而对私的、情的、欲的、下的、部分的、个性的具有较大的兴趣”[101]，可说明中叶后世俗生活全面崛起，而明末“市民诗的顶点”[102]则是一个印证。

除诗歌创作中的叙事性特征让人不容忽视外，在古代诗歌理论中，叙事性的探讨也在唐以来的各时代中一一出现并生发开来。

在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层面，历代诗歌中的叙事往往与“用事”“纪事”“感事”等关联。《颜氏家训》中有“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103]。“用事”即用典，在《沧浪诗话》中也有此说：“用事不必拘来历”。[104]“纪事”如果指一种诗歌的编纂方式，则是记录诗人创作的事迹，与诗歌文本中的叙事性无多大关系，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厉鹗的《宋诗纪事》、陈田的《明诗纪事》、陈衍的《元诗纪事》、钱仲联的《清诗纪事》等大多属于此列；如果是用于诗歌创作层面的“纪事”，则与诗歌叙事性密切关联。而“感事”则始于《汉书·艺文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05]。因此如果从诗歌创作手法层面讲，“用事”“纪事”“感事”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古典诗歌中的叙事性诗法。

从《毛诗序》中“赋”的“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106]，到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再到唐代新乐府诗的“歌诗合为事而作”[107]、韩愈的“以文为诗”等诗论，都在不同层面表明了叙事在诗中的作用。其中，最早的叙事性是作为赋的表现手法被指认。清代学者刘熙载就记载了宋人李仲蒙的诗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108]不过，叙事作为相对独立的文类概念进入文学史，始于唐代刘知几《史通·叙事》，他指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109]讨论的是史书的编写，叙事在此凸显的是与中国诗学中的“史传”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在明代，真德秀选的《文章正宗》的卷首《文章正宗纲目》中：“其目四凡：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110]作为独立的文类，它开始与“诗赋”区别性地出现。而在诗论中，叙事被首次提出始于唐代王昌龄，在其《诗格》“起首入兴体十四”中，不仅在“感时入兴一”中举古诗一首与江文通诗，并分析为“此皆三句感时一句叙事”，而且指出有三种体式与叙事直接相关，“四曰先衣带后叙事入兴；五曰先叙事后衣带入兴；六曰叙事入兴”[111]，文后有详尽的举例分析。至此，叙事手法作为创作手法被纳入自觉的诗歌理论探讨之列，明确意义上的叙事性诗论已经出现。

宋以来，诗论中开始有以叙事作为切入点展开诗歌批评与分析的现象，其中魏晋南北朝乐府诗歌、唐代元白等人的乐府诗以及杜甫的诗歌是被评说的具有叙事性特征的重要文本。北宋魏泰对前二者进行研究得出了“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112]的特征。杜甫《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一诗，被竟陵诗派的钟惺激赏为“志传叙事体入诗”的别有眼手之作；杜甫《瞑》中“半扉开烛影，欲掩见清砧”二句，则被方弘静举隅，称赞其叙事的质实精微；清人更赞誉“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强调“故事必有据”，而且“诗至此方可称工，方可信其必传于后”[113]，依然承袭的是历史叙事的“征实”传统，在给予杜甫诗歌“诗史”之称时，也使叙事手法得到肯定。到清代，叙事作为具体的诗歌创作方法被归纳总结，并在理论层面达成一定的共识。清人方东树论诗法就有“大约不过叙耳、议耳、写耳”[114]，将“叙事”与描写、议论作为具体手法并举；清人毛先舒将叙事与写景俱提，作为诗法要格，“诗言情、写景、叙事，收拢拓开……俱是要格”[115]。无独有偶，清人黄生也将叙事与写景、述意并提，不仅总结为诗歌创作经验以指导后学，而且指出三者与赋、比、兴的关系：“诗有写景，有叙事，有述意，三者即三百篇之所谓赋、比、兴也。事与意，只赋之一字尽之，景则兼兴、比、赋而有之。”[116]叙事手法已经作为一种常识出现在清代的诗法举隅中。上述诗论对叙事特征的阐析、具体运用、归纳等都使这一形式要素的诗学价值得到彰显，成为现代叙事诗论可资借鉴的重要“武库”。

当然，叙事在诗歌中的理论化过程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北宋魏泰对诗中叙事重在“述事以寄情”，但对具体诗人诗中的叙事评价不高，“石延年长韵律诗善叙事，其他无大好处”，“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诗，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亦厌矣”。[117]明人陆时雍：“叙事议论，绝非诗家所需；以叙事则伤体，议论则费词也，然总贵不烦而至，如《棠棣》不废议论，《公刘》不无叙事。如后人以文体行之，则非。”[118]虽没有完全否定叙事的存在，但对叙事议论在文体中的弊端十分警惕，不无非议；后七子之一王廷相则有“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而难动物”[119]之说，对于征实的叙述缺乏艺术余味有不满；清人刘熙载所记的诗学问答中，就“诗偏于叙则掩意，偏于议则病格”[120]的现象进行界说、批评。因此，叙事的诗歌理论与批评虽然出现，并有自觉性的探析，但总体还是显得零星、单薄、断续、隐伏甚至有时湮没在抒情传统的宏大理论之下，对其的关注、探讨、重视远远不够。

由此，在抒情言志凸显的中国古典诗歌中，不仅有“贵情思而轻事实”[121]的诗学倾向，而且诗中的叙事多具有“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122]的特征，作为“抒情诗的变体和表现手法”[123]而存在，诗中的叙事主要是从“用事”“纪事”“感事”等维度展开，即“强调‘事’在诗的叙事作用中的独立作用”[124]和“突出‘情’在诗性叙事及‘叙事’的诗中的艺术地位”[125]，从而形成了以“情节—人物”为模式、以叙事对抒情的依附性实现的古典叙事性诗学观。

二 近代诗歌的叙事性征候与新变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文化的转折点。内忧外患下诗歌创作表现出叙事性增强的特征。这一叙事性倾向在晚清诗坛有着不一而足的体现。龚自珍的“心史纵横自一家”[126]与“诗成侍史佐评论”[127]的诗作中就包含了叙事性的诗史观念；王闿运有“兴者，因事发端，托物寓意，随时成咏”[128]的阐释；桐城派中的朱琦对杜甫、白居易的推崇，尤其对前者“写实”的效仿，使其诗被称为“若夫缘事而作，燃于民生之疾苦，慨然于时事之安危，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诗有意而贵”[129]，“言志纪事等篇，卓然为一代杰作”[130]；宋诗派何绍基的“立诚不欺”“真我自立”；郑珍对杜甫、韩愈的追慕，使其诗有“常情至理，琐事俗态……读之使人嗔喜交作，富生活气息”[131]的叙事特征；同光体诗人陈衍提倡“诗史”，其诗多是言情感事之作[132]；陈三立的忧惧之作，也和陈衍的言情感事一脉相通……

虽然众多晚清诗歌都有不同程度的叙事性特征，但比起晚清诗界革命中的众诗歌而言，还不算突出。晚清诗界革命中诗歌叙事性的增强则更加显著。诗界革命的先导黄遵宪提出“吾手写吾口”，在对口语化的追求中，力图缩小书面语与口语的差距，口语化的叙述暗含其中。同时他的154首《日本杂事诗》，叙事特征更为明显。此诗集除了兼具清初的海外记行诗[133]都有的一定的叙事性因素外，还每首自带题注，而且充满对海外世界新事物、新知识的咏叹描写。一方面，正如王韬所序“叙述风土，纪载方言，错综事迹，感慨古今。或一诗但纪一事，或数事合为一诗。皆足以资考证。大抵意主纪事，不在修词”[134]；另一方面，融入了新观念和新思想，无异成为开启民智、“维新变法的生动教材”[135]。同时这一书写也开启“新学诗”“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136]的征候，“新学诗”用新诗料、新语汇来宣传讲述的新思想，可说是叙事性的隐性征候。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137]，其中“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的倡导，带来了新的叙事因子，如“新语句”中逐渐渗入叙事语法，这比宣传讲述新思想的隐性叙述相对显性。而后来在“诗界潮音集”与杂歌谣、新粤讴中，不仅采用俗语入诗，而且叙事性在谣曲化中进一步弥漫。而此期流行歌行体，在维新派的黄遵宪、梁启超和南社的高旭、秋瑾等人笔下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弘扬，其中的叙事、议论也成为其鲜明的特色[138]。另外，南社诗歌中咏史诗大量出现，对家国情怀与个人心事的书写显得激越抒情[139]，忧郁、沉痛、感伤的基调将个人身世遭际与政治风云变幻、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将激进的革命意义进行述说抒叙，1902年柳亚子的《岁暮抒怀》则是此种缠绕纠结叙述的代表性抒情文本。同时南社诗歌中的叙事最大限度地包容并扩大历史现实的加入，其中共和、革命、暴力、牺牲诸多现实事件涌入诗中，诗歌中的叙事为激越的情感表达提供了可以依傍的情感结构。在诗学的场域，叙事、抒情、议论各要素因爱国反清之情而激烈地跌宕更迭、变化复生，由此也使相应的历史、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一剧烈情势变迁虽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叙事与抒情的形式更迭与变迁，但南社诗歌中的叙事不可小觑，在形式上与后来现代抒情诗的感伤叙事遥相呼应，激烈的革命叙事与后来革命文学中的叙事性一脉相承。从诗界革命中口语化叙事的出现、新语句的宣叙语法的渗入，到或感伤或激烈的家国情怀叙事，在现代、革命等话语的裹挟下，诗歌中叙事性特征的现代性因素都呈现了一些新变的端倪，抒情主体的复杂痛苦甚至矛盾的特质开始展露，现代性个体命运与国恨家仇纠缠在一起，是即将迈入现代社会的前现代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与抒情形态。

而另一个新变表现在进入现代社会中的梁启超的文论中，他在1922年对诗歌理论中写实与抒情的关系展开富有学理性的探讨。在《情圣杜甫》一文中，他把杜甫称为“半写实派”，对其情感的内容“极丰富”“极真实”“极深刻”[140]与“客观事实的直写”[141]倍加推崇，对叙事与抒情在杜诗中相得益彰的关系，分析得鞭辟入里；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进一步阐释了杜甫的“半写实派”诗学特征，认为“他所写的事实，是用来做烘出自己情感的手段，所以不算纯写实；他所写的事实，全用客观的态度观察出来，专从断片的表出全相”[142]。其中对叙事、对情感的烘托作用紧承古典诗论，而“客观的态度观察出来”与“专从断片的表出全相”则为颇有新意的现代叙事观点，可谓新变的又一个表征。梁启超对写实与抒情关系的探讨、对写实的倡导，以及不无新意的现代叙事手法的提出，虽只是浅尝辄止之论说，但也不妨被视为叙事性诗法向现代的一个延伸。

从这一创作和理论的轨迹中不难发现，中国的叙事式诗体和叙事诗是一个被压抑的传统。作为被压抑的诗学传统，这一叙事因子一直隐秘地暗藏在诗歌创作与诗论探讨中，成为潜在的形式基因，在后来新诗的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中有着不同层面的接续，并在不同的文学阶段绽放其内在的艺术活力。同时，近代以来，诗歌中的叙事出现一些新颖现代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