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
THEORETICAL FOREGROUND

容闳历史贡献及思想启迪的扩展性研究

杨毅 刘在平[1]

【摘要】容闳是珠海文化历史名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和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人物。容闳在海外留学、现代教育、对外开放、文化沟通、外交理念、科技引进等不同侧面留下的历史背影，均有耐人寻味的现实启迪。作为“留学生之父”，容闳在确立培养新式人才的战略性目标、倡导西学东渐的教育改革方向、坚持中学为体和东西合璧的教育主张、提出并实施知行并重的教育方针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对于容闳与太平天国的复杂关系，容闳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交往，容闳与康梁的关系及其参与政治、影响改良维新运动的历史评价，等等，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扩展视野、转换角度，发掘其历史作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容闳 东西合璧 知行并重

容闳是珠海文化历史名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和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人物。对容闳的研究，与对一般历史人物研究有所不同。一是他的作为和功绩是多元的，很难从政治、经济、军事或某一领域做出定位；二是他的作为具有超前性的思想含量，需要从历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意义上，从人物特殊经历、内心追求和他所处时代价值理念风云会际相结合的意义上进行探赜；三是容闳身上民族性、传统性与开放性、前瞻性兼备，而其社会实践的经历又发生在中外冲突、文化碰撞的时期，在复兴传统文化和视域融合视野同时构成文化需求的当今之时，“容闳现象”具有特殊意义；四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扩展视野、转换角度，发掘其历史作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容闳在海外留学、现代教育、对外开放、文化沟通、外交理念、科技引进等不同侧面留下的历史背影，均有耐人寻味的现实启迪。另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容闳研究也有一定的“瓶颈”，即容易引起歧见或争议的问题，例如容闳与太平天国的复杂关系，容闳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交往，容闳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关系及其参与政治、影响改良维新运动的历史评价，等等。

梁启超曾回忆他与容闳见面的场景说，78岁的容闳尽管垂垂老矣但仍精神矍铄，除爱国之外更无他事。容闳可谓是近代中国各种政权的参与者，是一位立意高远、以自己的理解和方式致力于振兴中国的爱国者。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带走了一批人，从此这一批人改变了几代人，他们让中国融入近代化、走近现代化，改变了老大帝国的面貌。今天我们对容闳的研究或发掘、宣传是不够的、有缺失的。“一般情况下，当一种研究达到一定高度，难以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学术疲劳’。这不仅会影响学者的研究兴趣，而且有碍学术的提升。出现‘学术疲劳’的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对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失去了信心。故而，要进一步推进容闳的研究，首先应更新观念，对容闳有一个科学的历史定位，弄清楚其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2]近年来，容闳的历史贡献、历史定位、现实意义等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引发了不少研究和评论，其中包括一些观点相左、针锋相对的争论。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观念、转换视角、扩展视野、结合时代需求而深化对容闳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 心路历程：民族性与开放性兼备

容闳，字纯甫，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早年没有珠海，而香山有建制是始于唐至德二年，北宋元丰九年有了香山镇，曾隶属东莞郡、番禺郡，到了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建立香山县。珠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容闳少年时代，当地人虽仍过着中国式的较为传统的生活，但这种生活跟北方的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农耕文化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区别。因为他们面对着大海，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通过海洋了解世界。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地理大发现，西方人纷至沓来。1553年，葡萄牙人正式以借地晒物为名租借了澳门。自此至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禁烟这几百年间，澳门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对接点，珠海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最早了解近代西方的地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统治者推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每逢节日，不允许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待在自己的国土，于是把澳门、珠海的淇澳岛等这些地方划为允许外国商船停留和聚居之地。商船的停留和聚居自然带动了文化的交往，这些交往首先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比如说懂英语也能成为当地人谋生的手段，因为能跟洋人进行商业往来，懂得洋人的文化也不失为一条谋生的道路。

在这种环境下，容闳的父亲把长子送入私塾接受传统的中式教育，而二儿子容闳则于1835年被送到澳门的马礼逊纪念学校读书，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的夫人负责教导。这里面有个小故事：有一次中秋节，容闳非常想家，于是就鼓动校内的孩子们一起逃跑，但是被抓住了，老师罚他们戴着高帽子站在墙角下，而其他没有逃跑的孩子则每人发一个苹果，以此作为惩罚，教导容闳他们学会遵守规则。后来到了1839年，中英因为“虎门销烟”交恶，马礼逊纪念学校停办。这期间，容闳父亲去世了，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在印刷厂打工挣钱。同年，美国教育家勃朗牧师抵达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容闳重新回到学校。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完成学业。1846年底，勃朗校长夫妇因病准备返美，临行前，他问这些孩子们：“愿意跟我一同赴美继续完成学业的请站起来。”短暂的寂静后容闳第一个站起来，接着黄宽、黄胜兄弟也相继站起来。于是，勃朗申请英国商人支付他们两年的学费。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初，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跟随勃朗牧师去了美国，抵达纽约后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就读。受勃朗学识和人格的影响，容闳也立志要考入耶鲁大学学习。当时美国教会表示愿意资助他，但前提是必须学神学。容闳则认为：神学不是不好，只是这并不是我的国家所需要的，它能改变个人的命运但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必须选择最有益于国家的事而为之。“他日竞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竞吾志。”[3]道光三十年（1850年），容闳考入耶鲁大学，成为首名就读于耶鲁大学的中国人，并且靠着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

在耶鲁大学就学期间，有一次老师带他们到海边玩，眼看就要涨潮了，老师让他们每人都来抄写海边一块石碑上的字，看谁能在潮水把石碑淹没之前把碑文抄完。结果只有容闳一人抄完了。同学们惊讶地问他原因，容闳笑着解释到，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深知潮水是从下往上淹的，所以他是倒着抄这碑文的，当然抄完了。这个故事说明容闳会变通、不拘泥，生活中很多细节能让他在学习中有所借鉴。为了不忘本，他常买一些国学类的书，可以说在美期间，他对家国的关心和了解始终是存于心中的。日后他回忆说：“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4]知识越多越痛苦，文化越多越苦闷。人的知识多了，阅历增加了，个人的能力和责任感就增强了。看到美国如此先进，而自己的祖国却天天受洋人欺负，受坚船利炮打压，这使容闳每天都在痛苦中活着。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的第一位亚洲人。毕业时有同学想聘请他留在美国工作，但他毅然回国。他给同学的毕业留言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同学们也给他留言说：“希望你回去后能看到一个富强民主的中国，也希望中国能因为你的能量而变得繁荣强大。”

从容闳少年时代及其求学经历来看，确实具备了视野开阔、思想开放的成长环境，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纳入了其人格结构。向海外求学的意识，学成之后报效祖国的意识，两者是同样明确、相互融合的。“第念吾人竞存于斯世，既非为哺啜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以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5]这是他一生追求的重要的思想基础。

而近代中国，的确既需要开眼看世界、顺应时代的弄潮儿，又需要不懈追求民族独立与振兴、具备民族性的爱国者。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都需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考题。而容闳，无疑是在这一问题上交出历史答卷的佼佼者。无论是考察太平天国、参与洋务运动，支持推翻帝制，还是组织留学、引进设备与技术、创办现代工厂、筹建银行与铁路，等等，容闳始终以站在时代前列的姿态和超前意识而产生影响；同时救亡图存、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为祖国前途命运忧心如焚的思想情怀始终如一。面对国外留学时一再展现的个人前景和优越条件，他义无反顾地坚持回国；对于曲折繁杂的救国救民的各种运动或斗争，他总是热心参与并不懈思考；在耶鲁大学时为坚持学中文及古汉语，托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购买词典。甲午战争期间，他往返奔波于中国与欧洲积极筹款。垂暮之年依然热烈祝贺孙中山创立共和，并说服两个儿子容觐槐、容觐彤回国就职。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是近代史上艰苦探索的延续与深化。既需要坚定不移地在对外开放中借鉴、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理念、技术并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中，又需要在视域融合、东西交流中珍惜、传承、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容闳一生中留下的精神财富，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二 “中国留学生之父”及其教育理念

对于容闳来说，“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美誉是当之无愧的。晚清时期，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清政府决定挑选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掀开了崭新的、重要的一页。正如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说，“幼童留洋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此话不虚。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和积极促成者，正是容闳。

容闳于1868年，就通过丁日昌给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上书《条陈四则》，其中力陈“政府宜选派聪颖幼童，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同治九年（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慈禧太后命曾国藩会同李鸿章、丁日昌前往处理。丁日昌带上了容闳。容闳跟普鲁士人的成功谈判，使得大清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处理外事中得到体面的结果。曾国藩、李鸿章对容闳大为赞赏。容闳趁此机会向曾国藩提议派学生官费赴美留学。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后联名上奏，计划从海关关税拨款，用15年时间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治皇帝依意准奏，至此开启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图强之路。为减少顽固派的阻力，李鸿章让顽固派老臣陈兰彬担任此次大清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总督、容闳任副总督。1872～1875年，容闳先后分4批招了共120名孩子赴美留学，历史上称之为“留美幼童”。其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9岁，平均年龄12岁。他们当中来自广东的有84个，江苏的22个，浙江的8个，福建的3个，安徽的2个，山东的1个，而这当中来自香山的就有39个（属于今天珠海的有24个，其中唐家湾14个，南屏5个）。清政府在康州首府建立大清出洋肄业局大楼，并给孩子们派了生活老师、英文老师和中文教习。为了让留美幼童更好地适应西方生活，美国政府决定把孩子们分到当地的医生、牧师、律师和教师这四类家庭中去住，清政府规定这些孩子：不准剪辫；不准信奉基督教；不准和美国女孩谈恋爱；不准打美式橄榄球。事实上，到了后来，孩子们把四个“不准”都犯了！当第三任总督吴子登到任后发现了这些问题，这使他很恼火，在报纸上登广告把孩子分批喊回来训话，他发现居然没有一个人给他下跪，行的都是鞠躬礼，而且眼睛很平视地看着他。这让吴子登觉得很不可思议，认为这批孩子都学坏了，必须尽快送回国去，于是多次上书朝廷，尽述留学之弊，请求朝廷尽快召他们回国。1881年秋，这些留美学子分3批送回国，他们当中时间最长的留学9年，最短的留学2年，真正读了大学且拿到毕业证的只有2人，一个是詹天佑，一个是欧阳赓。有52个孩子上了大学，其中22个在耶鲁大学，21个在麻省理工学院，4个在哥伦比亚大学，2个在哈佛大学，有30多个还在上中学。回国后，这些留学生中真正被朝廷分了工的有94人，当中出现了日后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民国总理唐绍仪、外务总长梁敦彦、矿业总长吴仰曾、电报总长周万鹏、海军总长蔡廷干、铁路之父詹天佑、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等。其中还有42名孩子被分到了南北洋海军，他们没有一个学过军事，在中法马尾海战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有7个为国捐躯。

在中国教育史上，容闳的所作所为是一个重要标志，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不仅为中国教育的转轨做出了重要的实际贡献，而且留下了至今具有启迪意义的珍贵的思想理念。

（一）确立了培养新式人才的战略性目标

所谓战略目标，在容闳的《教育计划》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确立培养国家急需的、直接发挥作用的、掌握先进技术的新型人才，他主张所选派的留学生将在美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二是从少年儿童开始培养，注重培养具有良好基础的储备型人才，这说明容闳从自己切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教育自幼童开始，对其专业技能、知识结构和人格基础的形成极为重要。即使是应迫切之需，也要扎扎实实从基础开始培养。120名“童子军留学生”成长及归国后的业绩充分证明，这是极富战略远见的眼光。三是确立了连续性、长远性的培养方略。“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一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卓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6]可见，容闳决不将留学看作权宜之计，胸中一开始就铺开宏图大略。四是坚持主张近代中国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和谐人才。容闳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格，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他引用美国教育家阿那博士（Dr.Arnold）的话：“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予学生，自谓尽其能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哉！”[7]表达了品学兼优的教育主张。同时，学子应当“好为种种健身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8]。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改革的任何举措，都应当重全面、重基础、重长远，容闳在其所处时代能够有这样的远见卓识，的确难能可贵。

（二）倡导西学东渐的教育改革方向

西学东渐的思想主张，在近代史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容闳是这一思想的笃信者和践行者，而且是将这一思想主张引入教育领域的先行者。中国的积弱不振，在教育上必有深刻原因；中国的变革图强，在教育上必须有所作为。选派学子出国留学，在其教育计划中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他意识到“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成少年新中国”。因此，他尖锐地批判封闭教育使人“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9]，他深刻批判以全权公使资格到美国干扰、抑制留学活动的陈兰彬“亦及顽固之旧学派，其心中殆早不以遣派留学为然矣。……不啻表示其自居反对党代表地位，揎拳掳袖，准备破坏新政，以阻中国之进步”[10]。为了大力介绍传播西学中先进的学校教育、实业教育、教育思想等，容闳于1874年发起创办了《汇报》，他自己也翻译了许多西方的科技、法律、政治等书籍文献。“借西方文明之学术”这一思想的鲜明提出，冲破的是长期闭关锁国的种种制度、习俗、观念藩篱，选派留学生之举，说明容闳是将这种先进思想可行化并将这一主张在教育领域切实实施的第一人。

（三）坚持中学为体、东西合璧的教育主张

容闳虽然是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但正如他人格中坚守民族为本一样，在教育上也始终没有放弃培养人才是为了振兴中华的初衷，将自己的教育计划看作“为国家储备人才”“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在教育内容上，他一直坚持中学为本，“如果中国要富强，必须教育她的子女，由母亲的‘胎教’开始，好好教育他（她）们”“俾长大后能与外国竞争”。他一面严厉批评国内教育弊端“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批评“对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也”的保守僵化观念，一面在教育计划中明确提出留学生“派出时必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可兼习汉文”。这里有必要介绍三个小故事。其一，在某洋行即将倒闭的拍卖会上，一个英国人在容闳背后烧他的辫子，他用流利的英文两次警告英国人说：不要做此不雅之事。但那个英国人全然不理，于是容闳转身一拳把那英国人打翻在地上。这对于当时备受欺凌的国人来说，是件很令人吃惊的事。其二，一次，容闳和他的仆人走在路上，一个喝醉酒的美国水兵戏弄仆人，将其灯笼踩在地上，容闳于是悄悄跟着这个美国水兵到其所受雇佣船，用流利的英文让船家必须开除这个美国水兵，结果船家真的把水兵开除了。其三，黄河水灾，容闳写英文倡议登在报上，竟让英国洋行捐了几万两银子。从这些小故事中，看出容闳决不媚外，但他也绝非逞一时之勇，因为他有着更为深层的思考。他说：“盖自外人辟租界于上海以来，侵夺我治外法权，凡寄居租界之中国人，处外人势力范围之内，受彼族凌侮，时有所闻。然从未有一人敢与抵抗，能以赤手空拳，自卫其权利者。……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11]容闳曾赴秘鲁调查华工受虐的证据，以此劝阻李鸿章与秘鲁签订输出华工条约。他还就美国发生的排华事件与美国交涉，提出抗议。这些举动源于一种深刻的认知：中国民众缺乏维权意识，政府缺乏维护主权与尊严的国际法知识与理念，而这也是他所力倡的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

（四）提出并实施经世致用、知行并重的教育方针

容闳从早年赴西方求学之时，就自觉地放弃了宗教学习，而选择了更能够学以致用的学科。在耶鲁大学，他刻苦攻读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和相关的社会科学。可以说，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深深地植根于他的求学志向之中。美国的迅速发展和繁荣富强，使他进一步意识到中国传统教育所严重欠缺的知识体系。实业救国必学实业，科技强国必学科技，改变落后屈辱的面貌必学先进的政治法律。他强烈主张“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建立兵工学校“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开办铁路学堂，“凡测量、绘画、使车、制料等事均宜选聪颖子弟，以为造就人才地步”。在他策划、推动和具体操作的选派留学生工作中，主要面向军政、船政、铁路、电报、制造等专业。可见，中国传统社会“经世致用”的教育主张，在容闳这里得到一定的改造，成为更加具体明确的学以致用、知行并重的教育方针，不仅在容闳教育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而且克服诸多障碍而得以实施。从留学生的成长和发挥的作用来看，这样的教育方针是必要的、可行的，而且在当时和以后的社会变革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统计，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已达45.98万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向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要求，是否可以派5000名留学生赴美学习。弗兰克转达了卡特的回答说：‘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自此以后，赴美留学热持续高涨。《2014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仅在2013～2014学年内，中国大陆赴美留学人数就达274439人。”[12]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留学规模、范围迅速扩大，留学活动为中国发展变革注入了绵绵不断的强大动力。而且，双向留学方兴未艾。“据教育部统计，2014年共有来自203个国家和地区的377054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75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教育部官员曾表示，国际学生在华留学规模将不断扩大，到2016年有望达到50万人，届时，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13]面对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其教育理念与实践构成鲜明的特点，至今绽放出熠熠之光。一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具有鲜明的挑战性和突破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为中国现代教育“破冰”的作用，容闳应当被看作中国教育变革的先驱。二是其教育理念的内容很丰富、全面。除上述介绍的之外，他还注重妇女解放的教育、现代文明的教育、维权意识的教育，等等，在中国思想启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三是其教育理念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现实性，既是应时代之需、社会之需，又是切身体会和实践总结；同时培养人才没有急功近利，而是着眼于基础和全面成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继续证明，其教育理念是一份值得发掘、运用的精神财富。

三 贯穿于复杂参政经历中的救国、兴国之道

回国后，容闳到广州补习中文，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一心报国的容闳曾把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运动上，冒险前往天京，向洪仁玕提出多项建议，并表示如被采纳，愿为太平天国效力。洪仁玕热情款待容闳，也赞成其建议，但碍于形势，无法实行。洪秀全授予容闳四等爵位的官印，容闳感到失望，坚辞不受，离开太平天国。此后，容闳在同学徐润的洋行做小买办。

曾国藩听说后连写三封信给容闳邀请他见面。1863年，容闳到安庆谒见曾国藩。容闳向曾国藩说道：我们要想像西方一样先进，须有制器之器的母厂。以中国土地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制之机器必较欧美之省廉。为此，容闳向曾国藩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组建中国汽船公司；二是组建中国采矿公司，防止洋人跟中国争夺矿产；三是防止西方人通过教会干涉我们的诉讼；四是选拔聪明的孩子到西方学习。当时的曾国藩急需打败太平军，所以最需要的是制器之器的母厂，别的几条暂时无暇顾及。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容闳赴美采购机器，次年回国。所购100多种机器，成为第一个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设备。曾国藩遂保举容闳以五品候补同知衔，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译员。容闳先后翻译了《地文学》《契约论》等书。同治五年（1866），曾国藩采纳容闳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兵工学校，培养机械工程技术人员。

在幼童赴美的第二年，中美有了外交关系，容闳任驻美副公使，处理清政府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及维护北美华工的利益，这样便渐渐脱离了幼童，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由于对洋务派的失望，光绪七年至光绪二十年（1882～1894），容闳再次侨居美国。光绪二十年（1894）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身在美国的容闳一直坐卧不安，焦灼地关心战事，为祖国命运担忧。他通过关系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信表示愿回国效力。张之洞马上复电，要容闳回国商议。1896～1898年，容闳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但最后却因种种原因被搁置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中旬，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诏，维新变法正式开始。容闳一直支持变法，把梁启超邀请到家中。戊戌变法失败后，容闳冒险安排好维新派人士逃离，自己也出京避居上海租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容闳开始支持革命党人。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才下令通缉容闳。容闳一直在美国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持孙中山。

宣统三年（1911）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同年12月19日至29日，容闳连续写三封信给革命党人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革命发展的观点。

民国元年（1912）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孙中山便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但此时的容闳已卧病不起，于当年4月21日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终年84岁。

以上说明，容闳积极参政，并且与洪秀全、洪仁玕、曾国藩、张之洞、孙中山等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多有接触。然而，容闳所有忧国忧民、救国兴国的举动，都是有自己的思考和理念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其思想理念付诸实施受到局限，但毕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不乏富有超前性、开放性的深刻价值。

容闳给洪仁玕的“七条建议”，是他救国兴国思想的一次集中体现。七条建议的内容主要是：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建设海军学校；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创立银行制度；颁布各级学校教育制度；设立各种实业学校。这一份建议，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可谓中国近代化变革的姊妹篇。其中一些内容与《资政新篇》形成互补，相得益彰，同样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而在当时国内总体的思想格局中，针对性本身就体现了深刻性。虽然，容闳离开太平军，洪仁玕则勉力支撑太平天国，两人看起来南辕北辙，但显然有着思想追求的内在一致性。容闳离开太平天国的原因，绝非“缺乏革命意识或远见”，恰恰是其相当有先见之明的表现。因为他看到起义军严重的局限性、落后性，无论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还是他的“七条建议”，都不可能指望太平天国去实施、落实。至于他离开太平天国以后与曾国藩接触，其美国购买机器和组织留学生的主张受到曾国藩的支持，并且付诸实施，更不能理解为“洋奴买办”“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大开方便之门，并为帝国主义培养一批殖民地的奴才，因此他的教育计划的实行，只是有利于买办化的官僚地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这样的评论，显然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不仅是对容闳初衷和思想理念的严重误读，而且涉及对中国近代以来变革图强历史的错误理解。从容闳后来与孙中山的交往沟通中，可以进一步看出这一点。纵观容闳的经历、作为及历史影响，可以将其思想理念概括为实业兴国、科技兴国、教育救国、开放兴国、变革兴国五个方面。如果将这样的概括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以至于百年变迁的历史中来考察，应该看到这五个方面构成了其思想理念的主流，也应该承认其积极影响和现实意义。

四 文化使者的使命及古今中西融合的文化追求

古今的文化变迁、中西的文化差异，都会不断地提出一种挑战：创造需要传承，传承需要变革；中学有精华财富，西学有他山之石，中国需要培养造就跨文化的新人，需要不断地培养一代又一代传承开创、学贯中西的人才。从近代史以来，这样的挑战就不断出现，并且愈演愈烈。不管容闳的主观意识达到什么程度，他无疑是自觉意识到这一点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文化追求和行为，都是在融合中西、调适古今，在开启中西古今跨文化交融的先河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在他同时代的人当中，容闳的西学知识和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文化的了解是比较深入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容闳在晚清才名声大噪，为曾国藩所器重，被社会所尊崇。在1900年上海中国国会的选举中，在严复、章太炎等众多名流云集的情况下，容闳独拔头筹，当选会长，足以说明其有相当的影响力。至于容闳的中学根底，虽然无法和严复、章太炎等硕学鸿儒相比，但他的中国文化基础在同时期侨居美国乃至西方的中国人当中，也是非常好的。容闳在回忆录中说，一个人必须天生是个梦想家，因为梦想赋予你激情，带有激情才能实现梦想。实现了小梦想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了大梦想能改变国家的命运。我做买办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认识更多的人，实现原有的报国梦想。

容闳自己也翻译、介绍过不少西方书籍文献，并在与各种人物的交往中自觉不自觉地促进文化交流，涉及的层面相当广泛。在上海时，容闳通过同乡曾寄圃结识了海宁人李善兰、宁波人张斯桂等名流。李善兰曾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张斯桂虽由科举而入仕，但与李善兰一样热衷于学习、介绍西方科技文化。1861年，曾国藩为洋务运动网罗人才，将李善之、张斯桂招进幕府。后来，正是李善兰、张斯桂将容闳引荐给曾国藩的。[14]

容闳的这种跨文化的知识结构和人格特征，决定了他成为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和中国文化漫游西方的天然使者。事实上，越是拉开历史距离，越是看得清楚，容闳所履行和承担的这种使命，是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和评价中的一些偏见，是需要扩展视野而重新审视的。

首先，有的学者将容闳这种文化性格概括成“边缘人”，认为无论是中国的主流社会还是美国的主流社会，都不可能接纳他，因而是一种角色漂移、人格缺失的“文化失落者”。其实，是不是“边缘人”，并非其所扮演的角色的历史定位，而是后人从什么角度来看待的问题。对于容闳来说，无论从主观追求还是客观事实来看，民族文化和对西方文化的知识学问与价值理念，在他的精神世界中都并非浅尝辄止，也并非冲撞混乱，反而因比较好的融会贯通而达到游刃有余。这说明，他有自己筛选、整合的思维定力和价值准则。其实，这种“边缘”身份恰是跨文化人格最容易出现的一种常态，这恰恰展示出容闳中西兼通的人格魅力，也是他承担文化交流使命的重要的素质条件。这样的人物，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有人在评论其“边缘人的角色尴尬”时，强调其缺乏一种“群体归属性”，而这是一种脱离实际、囿于某种僵化框架的强求，近代史上确有一批不断寻求报国之途的人物，由于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很难确定其归属于哪一个“群体”，但历史一定会将其定位于仁人志士、华夏赤子的行列中。

其次，与“边缘人”异曲同工的“游离者”之说，认为容闳十分“特殊”，他的家庭背景和年少求学的经历，都是特殊而游离于任何群体之外的，因而不具备代表性、典型性。其言外之意，就是其所“偏得”的各种“特殊”条件，一般人是无法具备的，因而对于容闳这样的人物，没有什么值得发掘和研究的价值。这种说法，是不了解容闳真正的背景。表面看，容闳到澳门读书及自幼出国学习都很“特殊”，但实际上这是大背景使然。容闳自己的家庭并没有什么特殊，其家教及所处社会也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容闳的家乡，今天的珠海，早就在思想文化上具有一定开放性。珠海博物馆肖一亭研究员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珠海、澳门就逐渐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西方的科学文化通过澳门传入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儒学也通过澳门传入欧洲，形成汉学热。珠海早在1909～1912年就实行“香洲商埠”，堪称第一次“经济特区”的尝试，香洲商埠一度相当繁荣。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宣布香洲为自由港，开放香洲为无税区。早在明清时期，翠微的凤池书院、前山的凤山书院、下栅的金山书院、斗门的和风书院、三灶的三山书院等五大书院已经颇具规模，远近闻名。[15]这些不可能不构成容闳思想人格成长的背景，因而他绝非什么凭空产生的“奇花异草”，而是有着丰厚文化土壤的良株秀木。而且，他的思想追求与行为，虽然迥异于常人，但那不仅不是什么“游离”，而是紧贴着社会变迁的脉搏和时代的呼唤。

最后，关于对容闳“复合型”的认定。所谓“复合”，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容闳的立场是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变化的，二是说他的思想和实践可分为两次飞跃，即从洋务派到维新派的转变和由改良派向革命派的转变。有相当多学者持这种观点。这样的研究，表面上看是一种细化，但既无必要，又束缚了容闳研究的视野和深度。其实，洋务派也好，维新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很难框住容闳，一定要给他不同时期的思想行为贴上某一派的标签，看似“深刻”，其实蹩脚且僵化。这里顺便指出，贴标签式的研究方法，不仅不适合容闳，也不适合许多人物和思想研究，这种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60、70年代的做法，受到某种政治因素的影响，应该在视域融合、改革开放的大视野中予以纠正。关于第二点，即容闳思想飞跃的问题，其实所依据的也是一种过时的框架。容闳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变化，但并非什么由某一派向某一派的“飞跃”，比如，其中将容闳与孙中山交流沟通说成是完成了向“革命派”的飞跃，是一种明显的牵强附会。又比如，容闳对于曾国藩“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决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至清贫如故也。……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16]这样的评价，与对太平天国后期腐败的批评形成鲜明对照：将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招募军中，“既无军人纪律，复无宗教信仰，即使齐之以刑，不足禁其抢掠杀人之过恶。……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盖繁华富丽，固足以消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17]然而，他用埃及两面神比喻太平天国，并非对其全面否定。对于杀人如麻的叶名琛则愤怒谴责“此杀人之恶魔，天所不容”[18]。所有这些容闳以自己眼睛和切身经历进行的观察与思考，对近代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容闳就是容闳，容闳有着东西方文化兼备而独立选择的价值观，其人生历程和思想轨迹，以开眼看世界、古今东西融汇为特征，以实业兴国、教育兴国、科技兴国、开放兴国、变革兴国为主线，在总体上顺应时代变迁和历史趋势的前提下，既有其独特的价值，又有超越性的、至今给人以启发的现实意义。

Expansive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Rong Ho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Yang Yi Liu Zaiping

Abstract：Rong Hong was one of the cultural celebrities in the history of Zhuhai and was also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ho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with special significance. He left different aspects of historical profile in overseas study，modern education，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cultural communication，diplomatic philosophy and int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intriguing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As the “father of overseas students”，Rong Hong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trategic target for cultivating new talent，advocating the education reform of spreading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adhering to Chinese academic system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educational ideas，putting forward and implementing educational policy for both aspects.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i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Ronghong and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ong Hong and Zeng Guofan，Li Hongzhang，Zhang Zhidong，Rong Hong’s exchanges with Kang and Liang，hi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form movement etc.，need further study in changed point of view so as to explore their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Rong Hong；the Combination of the East and West；Equal Emphasis o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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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毅，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秘书长；刘在平，教授，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珠江论丛》常务副主编。

[2] 李喜所：《关于容闳研究的两点思考》，《天府新论》2009年第1期。

[3] 容闳：《西学东渐记》，恽铁樵、徐凤石译，珠海出版社，2006，第24页。

[4] 《西学东渐记》，第27页。

[5] 《西学东渐记》，第44页。

[6] 《西学东渐记》，第109页。

[7] 《西学东渐记》，第21页。

[8] 《西学东渐记》，第130页。

[9] 《西学东渐记》，第129页。

[10] 《西学东渐记》，第128页。

[11] 《西学东渐记》，第48页。

[12] 胡敏：《变化的留学面孔——中美教育交流的见证者》，《光明日报》2015年9月20日第6版。

[13] 陈晓晨：《从最早的留学生到今天的中国梦》，《光明日报》2015年9月20日第6版。

[14] 龚缨晏：《张斯桂：从宁波走向世界的先行者》，《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1卷第6期，2008年11月。

[15] 肖一亭：《珠海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珠江论丛》2015年第3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6] 《西学东渐记》，第89页。

[17] 《西学东渐记》，第77页。

[18] 《西学东渐记》，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