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亚洲共识的平台——近代化进程的知识共享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亚洲近代化的进程是通过这种语词的交流得以实现的。初期是中国领先，日本从中吸收了大量的西学知识和概念，而后期则是日本创新的多，发自日本的近代化在语词方面得以完善和扩充，然后再传到中国、朝鲜半岛及越南等地。由此，在东亚形成了一个近代化的知识共同体，在接受和理解西方的新概念、新思想时可以相互沟通，为推动各国的近代化进程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日本的报刊在谈到近代新名词时，一般是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的。一是说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具备汉文的素养，在充分把握了外来的概念后，创造出了最为贴切的译词；二是说这些词不仅是日常生活的日语中不可缺少的概念，而且影响到中国和朝鲜半岛，成为东亚各国的同形同义词。照这种说法推导下去，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近代新词都是从日本流向中国的。

中国方面也是不加批评地照搬此说，以至于像滚雪球一样，这种说法愈演愈烈，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但通过上述验证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里面有许多误解和臆说。其中最大的一点是完全忽视了由中文直接进入日语的大量新词。

所以，我们可以把近代新词分为三类来看。

（1）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如：

電気　電報　電信　鉄道　工業　銀行　保険　医学　化学　直径　風琴

（2）用中文的古典词来对译外来概念。如：

警察　演説　主義　経済　社会　文学　文化　文明　教育　芸術　思想

自由　精神　生産　交通　進歩　流行　革命　観察　実験

（3）日本人独创的汉语词。如：

電話　　郵便　　商業　　情報　　象徴　　科学　　美学　　美術

止揚　　哲学　　心理学　論理学　倫理学　物理学　地理学　天文学

主観　　客観　　現象

很明显，在日本，一般人完全忽视了第一种情况，而媒体又只是基于第三种事实，再将第二种加以扩大解释，便导致了一边倒的结果。这种误导不只是停留在一种文化现象上，而是混淆了一些语言问题。比如，第一类词可以按汉语构词法分析并得出相应的意义；而第二类词则容易受古代汉语的影响，以致新旧词义之间差别很大；第三类词中有些无法按构词法分析的词，只能是囫囵吞枣地将其词义与形态“约定俗成”而已。

总之，围绕近代新词展开的各种议论，实际上都着眼于近代化进程中如何接受西方概念的问题。中国在19世纪初期被西方打开门户后所界定的对译词，通过词典和书籍为日本所利用，而后日本独自吸收和创造的新词又在甲午战争以后通过留日学生的翻译传到中国来。这样一去一来，中日双方在近代新词上便形成了大量的同形同义词，而且这部分词同时也传到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地，构成了整个东亚近代概念的共识。从这一意义上说，中日近代的语词交流不光是丰富和发展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也成了亚洲共同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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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耳俊文「清末期西人著訳科学関係中国書および和刻本所在目録」『化学史研究』22巻4号、1995。

[2] 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179页；梁启超《释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89；王国维《哲学辨惑》，《教育世界》第55号，1903年7月，收入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