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西学东渐再东渐

第一章 近代中日新词研究的方法和问题点

引言

我们都知道日语中存在着大量“汉语词”，这里所说的“汉语词”，既有源自中文的（自古以来吸收中华文明的产物），也有日本为表达新生事物而独自创造的。随着近代以来两国文化交流的加深，这类“汉语词”往来于两国之间，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日同形词。于是有人会问：这些同形词中哪些是出自中文的，哪些又是来源于日语的呢？同样，站在日语研究的角度来看，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搞清楚哪些“汉语词”是中文本身固有的，或在日语语境中变化产生的，哪些是日本独自发明创造的，而且后来还传到中国，成为中文的一个组成部分。

近代日语有一个“汉语词”剧增的时期，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以往多以昙花一现来形容之，但实际的杂志用语调查却告诉我们，明治时期（1868～1912）的1874～1909年间“汉语词”均占到70%以上，只有进入大正时期（1912～1926）后，其势头才开始减弱。对这一现象，过去也多认为是由近代日本吸收西学而产生的“新汉语”所导致的，但实际上对其内涵没有做过具体的分析。本章旨在阐明由这一概念的误导所引起的混乱，并对这类“新汉语”的归属及词源验证法提出质疑。至今为止，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各种议论本质上都是基于一种“文化创造的优越感”。[1]特别是“新汉语”的词源问题，动辄就会被国粹主义思想所利用。事实上，对日语中“新汉语”的词源调查的意义不单在于文化创造的优先权，更多的是在与西方文化接轨过程中率先实现近代化进程的一种民族自尊心的表现。我们知道，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概念绞尽脑汁，创造出诸如“哲学”“人格”“科学”“美学”等“新汉语”，而且这些词也的确作为新概念传入中国和朝鲜半岛。基于这种事实，中日双方的媒体都喜欢议论这种题材，日本方面愿意夸大其范围，而中国人则喜好在古典汉籍里寻根问祖，只要是能在语词形态上谋得一致，都可以说“我们祖上早就有过了”，而绝不去管该词是否成为一个固定组合，也不看该词在近代以后发生的词义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多发生在日本）。这一倾向自20世纪初以来至今不变，且愈演愈烈。[2]也就是说，无视词义变化和词汇结构，单从字面上就做出判断，认定该词是中文已有的，主张所谓“原创权”的现象，也不乏某种“大中华思想”在作怪。

我们在这里主要想从语言史上探讨一下这一问题的起因及演变的脉络，并通过具体的例子来看看如何正确处理词源验证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以便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