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都市阶层结构变迁的社会政治影响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经历了较为剧烈的变迁，社会不平等程度逐渐加深（林宗弘、吴晓刚，2010）。与改革前“总体性社会”（邹谠，1994；孙立平等，1994）的“去阶层化”不同，改革后的中国社会开始重新阶层化（刘精明、李路路，2005），社会结构正在经历一个阶层化的分化过程（李路路，2012）。传统中产阶层迅速衰落（李强，2001），新兴中产阶层快速崛起（李成，2010），中产阶层规模不断扩大（李春玲，2011；李培林、张翼，2008）。高收入群体逐渐形成（李强，2008a），社会上层形成了精英联盟（孙立平，1998；2006），出现了“新富群体”（Goodman，2008）或者“大资产者”（New Grand Bourgeoisie）阶层（Szelenyi，2010）。由于大规模快速的城市化，社会下层中出现了往返于城乡之间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李强，2011a），工人阶级构成出现转型（李静君，2006）或者再形成（沈原，2006；佟新，2006；任焰、潘毅，2006）。从结构性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结构正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陆学艺，2010）或向“纺锤型”过渡。总体上看，中产阶层规模仍然偏小（张翼、侯慧丽，2004）或比重较小（李培林、张翼，2008），社会下层规模较大，“倒丁字型”社会结构（李强，2005）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然而，当前研究对阶层化后果的分析仍显不足（刘精明、李路路，2005）。对中国社会基尼系数的研究表明，从1990年的0.356上升到2006年的0.449（林宗弘、吴晓刚，2010），再到2012年的0.61[2]，社会不平等程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关于这样一种分层结构状态的后果，有学者认为其将导致社会“结构紧张”（李强，2005），或者“断裂”（孙立平，1998；2009b），或者引发社会冲突（张静，2016）。例如，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实际上是一种“底层抗争”（于建嵘，2010），或者是一种“新工人”集体维权行动（汪建华，2011）。尽管以往文献讨论了分层机制、阶层形成、结构类型或状态，但是对阶层结构变迁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仍然缺乏结构性的量化分析。那么，阶层结构变迁究竟带来了怎样的社会政治影响？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一般会对不同社会阶层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进行分析（李春玲，2011），但是，现有研究往往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或局限：首先，很多研究侧重于对某一社会阶层的静态分析，缺乏一种结构性的分析视角，这往往造成了理解的片面化（张翼，2008）；其次，很多研究侧重于阶层意识、冲突意识或者政治态度的分析，相对地忽视了对政治行为或行为倾向的分析。鉴于此，本章尝试以一种结构性视角来探讨阶层结构变量对人们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对于阶层结构变量——阶层地位，社会学家们一般通过对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变量的综合评价来测量。对政治态度，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其是对现有社会政治建构的系统性认知，这种认知包括对于行动者主体自身政治效能的认知（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制度或体制的认知（政治价值观），以及对国家或政府的认知（公民或权利意识）。但是，对政治态度的考察不能代替对行为倾向的考察，因为行动者的政治态度转化为政治行为仍然处于多重条件的约束之中。例如，持有民主和民主化态度的群体会对参加政府认可的选举行为产生积极效果（Shi，1999）。但也有学者认为，对民主态度的支持要么会对常规政治行为产生消极影响要么没有影响（陈捷，2010）。因此，对于以上政治行为倾向的研究结论，仍需进一步加以考察和验证。

本章着重考察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影响或后果。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城市更新，改变了城市社会结构，也催生了多种社区治理体制的形成（郭于华、沈原，2012）。城市基层街道、社区成为政府与民众互动最为直接的场域。对大城市阶层结构变迁的社会政治分析，不仅可以进一步理解阶层结构变量对个体行动者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的影响，也能够进一步分析城市转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