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曾经请人治一方闲章——半生压线为人添，化用编辑出版行业的熟语，描摹我半生的工作经历、一生的职业心得。

我大半生都在围着书转。读书之后，在大学中文系教书，讲授“普通逻辑学”，从概念、判断，推理出一片澄明的第二自然。于是，又开始了“美学”的讲授，和学生一起感受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中国美学热，沉迷于叙述美的规律，陶醉于美的形式，并试图将之运用于生活实践，极端而不精确的例子是替崇姓朋友的孩子起名为“崇高”。

20世纪90年代“繁花渐欲迷人眼”，祖国改革开放的东风吹得“孔雀东南飞”。燕雀也要有鸿鹄之志，在完成了接受美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后，我也随外子到了广州，进入暨南大学出版社。由大学讲师变为图书编辑，心里略有不甘，胸中丝缕波澜如平稳的珠江水，未及感受便流入了无边的南海。“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发财梦没做过，但当时的中国出版业正如旭日东升，官民齐发展，眼看着往言满天下、书满神州的状态狂奔而去，能置身其间说不准由为人做嫁衣的“贫女”变成职业空间广阔的“富婆”呢。

最初的编辑记忆多是遗憾和教训。第一次以编辑的身份加工的书稿是一本为迎接澳门回归而准备出版的有关澳门的大辞典，这是一本自然来稿，立意很高但完成质量较差，我利用国庆假期连编带改乃至完善，对文字表述加工润色。这本大辞典最后出于各种原因，未能在暨大出版社出版，但我实实在在地体味到了为人做嫁衣的滋味。不久，时任暨大出版社总编辑的徐位发老师交给我一本书稿，是新加坡作家邢致中先生的文集，这是我作为责任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2017年外子在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了我责编的这部书并拍照发给我，我当时还着实激动了一会儿，感受到了知识传播的幸福。邢致中先生是暨南大学在上海时期的校友，我是以晚辈和校友的心情来编辑其著作的，对所选文本内容精细加工，谁知用力过猛，而在书籍的目录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别字，华丽袍子上竟然有一饭米粒，“扫叶山房”旁又添一邻居。发现时书已印出且发行了，当时真是面热耳红地想找地缝。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一字之差，编辑之恨。这次经历也让我体会到为人做嫁衣还得有金针金线，这金针金线就是编辑出版的各种技能，也包括编辑出版的经验与理论。

提升技能、积累经验的途径当然是多吃“梨子”，积极参与图书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此外，向有经验的老编辑学习，老编辑的传帮带也是一条有效的路径。徐位发老师对刚转行做编辑的我多有帮助，比如如何结合出版社的特色开发图书品类，如何在编辑之外宣传推广图书，徐老师都对我有具体的指导。《花笺记》是广府木鱼歌的讲唱底本，被称为“第八才子书”，开平籍华侨学者梁培炽整理《花笺记》的会校会评本1998年在暨大出版社出版后，徐老师嘱我写一篇书评，我写好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让我体会到了编辑出版工作应该是一个全链条延展的综合性工作。徐老师还定期组织年轻编辑撰写出版方面的学术论文，借以提升编辑的自身素质。我便根据当时出版业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出版社案例，撰写了《出版业企业形象论略》，在《暨南大学学报》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载。

传帮带形式之于编辑职业传统且有效，我个人的经历或许不能充分证明传帮带能让新入行的编辑实现经验与理论齐飞、技术与策划并进，但只要将传帮带的核心目标定位于形成组织生产知识、传播文化的能力，也就是编辑力，新老编辑双向发力，传帮带这种有着手工业时代色彩的职业进阶方式，也就能适应现代出版业的需要。

当编辑生涯初期的青葱时光离我堂堂而去的时候，我已在现代出版制度的精密运转中，切实地理解了现代编辑在社会活动中的身份定位，即主要的不是写文章产出自己的知识，而是策划、组织出版对读者有用、对出版社有利的读物。为人做嫁衣的滋味，对于大学教师出身的我来说，还真是有些上头。现实和理性是最强的清醒剂，斯宾诺莎说：“凡事受理性指导的人，即以理性作指针而寻求自己的利益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也是他们为别人而追求的东西。”我把这个意思反过来运用：为别人而追求的东西，为他人做嫁衣，可能也是在为自己寻求利益。职业道德的理性不断地推动着具体的工作实践。

如果说职业理性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情感算法、心理建设来启动，那么出版业的现实洪流，则是外在于我的大江长河，浩浩荡荡。大学出版社最近便的知识场就是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我的出版策划也是从教材出版开始的，这是出版现实主义原则的体现，也是对暨南大学出版社传统的致敬。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暨大出版所就出版过孙？工、沈从文编著的《中国小说史》。

进入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了大众化转向，同时金融学、管理学、心理学、新闻学等专业迅速扩张，以适应高速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发展。我的图书策划也是从开发这几个专业的教材开始的。2004年泛珠三角区域发展战略开始实施，我借此契机策划了泛珠三角区域九所师范大学著名心理学专家联合编写的《现代心理学》教材。遴选作者，个别沟通，集体研讨，邮件联系，当面交流，明确立意，商定体例；把握行文风格，确定装帧印刷，保证图书质量，推动成果运用，组织发行宣传。策划的程序都是相似的，遇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却各有不同。个中艰辛，今天回想起来都是故事。满意的发行量出自被我折算成“嫁衣”的合身尺码，换算成心理学知识的准确传播率。

当代的中国出版是有中国特色的出版业，国家通过设立出版基金等措施支持体现主流价值观的出版物出版。申报国家出版基金是保证图书质量、力求做出精品图书的重要途径。在积累了一定的出版经验和作者资源之后，我从学习政策、选择作者开始，尝试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获批的《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研究》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申报及运作经验，让我对有中国特色的出版业的理解更加深入、具体。

不管编辑个人知识结构、风格喜好如何，为人类总结经验、为社会组织知识生产，都应该成为编辑的大情怀，这也是出版业的理想目标。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孔子、马克思等伟大的思想家，如何阐释这些思想家的原典思想，阐发其在当下的价值、意义，是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课题，也是编辑组织知识生产的责任所在。在这样一个宏大思想触动下，我找到了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深学者、专家胡世祯先生，从《资本论》原典研读开始，先后出版了胡世祯教授撰写的四本关于《资本论》的著作。通过这四本专著的出版，我和我的同事与胡先生成为忘年之交。编者和作者形成了知识共同体，《资本论》的生产资本转化成了情感资本。

以上所述，是这本书的缘起与主要内容，在完成了序这一文体所规定的讲述后，我还想卒章显志地说说我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的对编辑工作的理解。

作为图书出版的“把关人”，编辑活动也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体现着编辑的思想导向、审美导向、价值导向和文化导向，以及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引导功能。其角色定位，代表着社会对图书内容的取舍，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舆论都具有导向作用。编辑工作追求的目标是图书出版的至真、至善、至美，图书的品质就是由图书质量决定的，图书质量的关键首先是书稿的质量，高质量的书稿需要高水平的作者，高质量的图书出版需要高水平的编辑。

人们常说“只道当时是寻常”，编辑工作的特点其实“所道无不是寻常”。AI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大变局征兆业已出现，这征兆是以人们在寻常中交际、寻常的细节中伸展开来的，也让人们在交流寻常中赋予彼此价值与喜悦。

癸卯秋于暨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