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火热的年代》：代号601

苏联卫星上天的消息传到国内，传到中国科学家的耳朵里后，很多人都坐不住了。特别是周总理在参观上海科技展览时讲的那番话，更是句句直敲耳鼓，直抵人心。作为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所长的王应睐，在全院大会上操着一口闽南普通话连声道：“同志们，总理的话句句千斤重啊！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王应睐无地自容！在科研路上，我们要加倍努力，加倍努力啊！”说这话的时候，这位刚过知天命之年的科学家眉头紧蹙，他用炯炯有神的双目看着大家说：“人工合成胰岛素说什么也要搞出来，而且还要快。可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王应睐，自从走上科研这条路那天起，我们对科学的追求从来就没有放松过！为了祖国的科技明天，我们都努力吧！”王应睐这番话，在今天看来好像是口号式的、表白式的，可能还会引起一些人的窃笑，可是，在那个年代，在座的所有科技工作者都觉得王应睐的这番话振聋发聩，是鞭策，也很鼓劲！他们都觉得，只有马上付诸行动，才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这个时代。多少年后，上海生化所还健在的科学家们回忆起这一幕，还胸怀激荡。

1958年5月14日，也就是那场激动人心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刚召开不久，中国科学院借着八届二中全会的东风，决定开一个向科学大进军、擂响战鼓的大会。中科院地学部、生物学部率先联合召开了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动员会，参加大会的有众多科研机构。其间，各路人马纷纷亮出了自己的宏伟设想，在热烈的气氛中，会场一角一位科研人员刚报出了自己“根治小麦锈病”的计划，话音还未落，那里就报出了“人造小太阳”的设想。后排几个人小声嘀咕了几句，接着就有人亮出了大嗓门：“我们两年内消灭稻虫，让稻虫一个个都断子绝孙。”会场上一阵大笑后，接着又有人大声喊道：“咱们要与火箭争速度，敢和日月比高低。你们这个项目时间太长了！”话音刚落，那边就憋红了脸：“好，好！我们加快速度，半年，就半年！”

中国科学院的动员会成了擂台会，打气会成了征战会，消息传到上海，中科院的驻沪科研单位也闻风而起。在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后，他们也各自亮出了科研项目：中科院上海有机所要尽快研究出活性染料，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植物生物所是“稻草转油”，变废为宝。药物所也不甘示弱，提出了“让高血压低头”。生理所的人道：“这算啥？我们不仅要搞针灸，还要搞经络！”药物所的人说：“我们要让肿瘤让路，全面消灭血吸虫，让它们从此绝迹。”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刚推出宏伟计划不久，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挥毫写下了鼓舞人心的《七律二首·送瘟神》：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上海药物所的科学家们见自己还未出征，血吸虫就已经“断子绝孙”了，赶忙改弦易辙。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见兄弟单位都相继登台亮相，也紧锣密鼓地绘制了自己的宏伟蓝图。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提出的“合成一个蛋白质”，不啻一枚原子弹爆炸，很多人说这是吹牛，是心血来潮，是痴人说梦，是天方夜谭，搞不好这将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个千古笑话。

1958年6月10日上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所长王应睐召集了一个会议，名为高研组讨论会。所谓“高研组”，就是由高级专家组成的科研组。据后来回忆，高研组几乎是清一色的留学人员，个个不同凡响。与会人员有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沈昭文、王德宝、周光宇、张友端、徐京华。房内讨论热烈，窗外蝉声一片。就是这个“神仙会”，后来被很多人说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讨论会。

这些人当中，有的早已是著名的生化学家，比如王应睐，有的后来也成为史上留名的科学家。王应睐时年51岁，其他人皆三四十岁，正处在人生的盛年，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

王德宝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转身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镜，连声说道：“咱们还能坐得住吗？还能坐得住吗？”

王应睐举止温文尔雅，说话总是慢悠悠的，一丝微笑时常挂在嘴角，一腔标准的闽南普通话，让每个人听起来都很入耳、很享受。他习惯性地用手指扶了一下鼻梁上的茶色眼镜，看了王德宝一眼，轻咳一声道：“德宝，来，来来来，先坐下，心急喝不得热粥嘛。”王德宝笑笑，坐了下来。王应睐也笑笑，最后说道：“同行们都在你追我赶，家家都有了大胆的科研计划，咱们怎么办？是不是也应该动起来了？！”邹承鲁摇摇头道：“科学研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否则就是心血来潮，拔苗助长。”说着，他轻轻抬起手，优雅地摇了摇手中那只精致的烟斗。

邹承鲁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骄子，刚刚归国不久。这一年，邹承鲁刚好35岁，恰是“鹰击长空万里阔”的年华。在一些人看来，这位归国俊才颇有个性。他的岳父、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深知爱婿性格，但也无可奈何。有一次邹承鲁出席一个活动，身旁友人介绍他道：“这位是李四光副院长的乘龙快婿邹承鲁。”邹承鲁闻言立刻冷下脸来，看了友人一眼道：“我就是我，邹承鲁就是邹承鲁，为什么前面还要加上李四光副院长？难道贴上这个标签，我的地位就一下子提高了吗？难道没有我岳父的光芒照耀着，我邹承鲁就籍籍无名了吗？”说罢，扭头走开了，留下一群人面面相觑，空气里都弥漫着尴尬。

也许，正是邹承鲁这种不甘居人之下的个性，让他在接下来的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听了王应睐的话，曹天钦微微一笑，用睿智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说：“同行们毕竟都动起来了，我们也不能落后。科学需要大胆的设想，当然也不能空想！即使没有这场各行各业的‘大跃进’，我们也不能观望坐等吧？”

周光宇、张友端两位女将也一致响应。

特殊的年代氛围感染了那时的人们，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不知谁突然喊道：“我们何不来合成一个蛋白质？！”犹如当空响起了焦雷，嘈杂声遽然消失了。片刻平静过后，王应睐不紧不慢地说：“这个好！”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听到“合成一个蛋白质”，邹承鲁开始一愣，继而变得兴奋起来，他放下烟斗，高声道：“这是个大计划、大课题，真要成功，也得数年的时间。时间长不怕，如果成功，在世界科学史上就将具有划时代意义，那我们真是放了个大大的卫星！”邹承鲁说着，用力挥了一下手。钮经义看了一眼邹承鲁道：“数年是多少年？一年，十年，还是二十年？”邹承鲁抽了口烟道：“我看得二十年。”钮经义摇摇头：“二十年太久！在这样一个火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时间缩短，再缩短！”钮经义说这话的时候，急得脸都涨红了。他展开两个手掌，用力做了个缩短时间的手势，那气势就好像成功在眼前了一样。

这一年，钮经义38岁，也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龄。在座的谁能想到，二十一年后，也就是1979年，59岁的钮经义作为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申报诺贝尔奖唯一人选角逐诺贝尔奖。真是人生百味，皆在豪杰心中。

曹天钦看到大家这样，笑了笑：“我提个建议吧。”此言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了他那张俊朗的脸上。曹天钦接着道：“把我们这个宏伟计划向大家公布出来，让整个生化所的人都讨论一下。”

大家都鼓掌说好。

谁也不想把这个“宏伟的计划”捂到明天或者以后的某个时间，年轻的科学家们早就按捺不住了，他们要喊出来，让所里所有人都尽快知道这个“宏伟的计划”。有人道：“咱们趁热打铁，马上就召开全所大会，尽快把计划传达给大家，不要等到明天了，时不我待呀！”

王应睐抿抿嘴，微笑又挂在了嘴角，慢条斯理地道：“诸位，人工合成蛋白质可不是咱们睡一觉起来就能成功的，不能放空炮，说大话，还得从长计议，精心谋划呀！”

可是，这个时候谁又能挡住这群年轻科学家的理想和激情呢？！见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王应睐还是松口了，尽管他遇事沉稳冷静，不轻易下结论、做决断，但内心深处也觉得人工合成蛋白质意义非凡。如果有朝一日合成告捷，那将是人类生命史上一次伟大的飞跃，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王应睐面对着一双双充满希冀的眼睛，也有些坐不住了，但表面上还是平静如水，他点点头说：“好，马上召开全所人员大会。”

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得出，那肯定是一场富有煽动性的大会，当王应睐用缓慢的语调宣布生化所将进行人工合成蛋白质研究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亮了，表情也一下子丰富起来，很多年轻人都激动地相互拥抱着。王应睐挥挥手，示意大家静下来，他说：“这个蛋白质的合成时间可能有些漫长，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科学需要热情，更需要毅力，甚至更需要时间和耐心。”王应睐话音刚落，一些年轻人坐不住了，有的说：“王所长，咱们得大体定个完成目标的时间吧？”有人说：“王所长，几十年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得缩短时间！苏联的卫星都上天了，咱们的胆子为什么就不能大一些？！现在各行各业都在你追我赶，咱们搞科研的也得学习这种精神。”

钮经义听了此话也激动了，他高声说：“合成时间能短则短，这又不是拉面，抻得越长越好。我们遵循科研规律，但也要与时间赛跑！”

他的话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这时有人喊道：“钮老师说得太好了！二十年太久，十年吧！”还有人嫌十年太长，应该更短。有一个小伙子提高了嗓门，挥舞着双手大声道：“我们老家有这样一个顺口溜：‘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小伙话音刚落，就引来一阵大笑。很快有人大声应和道：“织女都动起来了，咱们也得加快速度，不然嫦娥都会笑话咱们呢！”

王应睐也被逗笑了，他挥着手道：“那我们在时间上就短些，再短些！”

最后，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经过集体讨论，把合成一个蛋白质的时间压缩到了五年。

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学家们对人工合成蛋白质跃跃欲试的时候，上海市也正在加紧筹备“上海市科学技术展览会”。有关部门也向全市科技工作者发出了动员令，希望并鼓励大家踊跃参加，把各自的科技宏伟蓝图展示出来。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也接到了通知，他们商量后决定把人工合成蛋白质这个课题报告给社会，报告给人民。

在一个清凉的早晨，王应睐把李载平叫到了办公室，如此这般向他布置了参展的任务。对合成一个蛋白质，大家心目中还只有一个概念，谁的脑子里都没有一个“谱”。上海市科学技术展览会会务组要求各参展单位、参展个人，把科研项目以海报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么“人工合成一个蛋白质”该怎么表现？王应睐说的时候有点含糊，李载平听的时候也是云里雾里。他一边看着王应睐的表情，一边直摸自己的后脑勺。王应睐说：“你别摸了，再摸你的后脑勺，也摸不出一张海报来。”李载平笑笑，晃着双手道：“照着葫芦画瓢，可咱们手里没有葫芦呀！所长，那你说这张海报怎么画？”王应睐道：“确实不容易表达，你回去好好想想，先找个大概方向。”李载平点点头，最后还想再说点什么，可拍了几下脑门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多年后，科学界是这样评价李载平的，说他是中国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可1958年某月某日那个早晨正在为海报绞尽脑汁的李载平，还是一位科技新人呢。李载平，1925年8月出生，那时候的他刚刚33岁，还没有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分子生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等诸多头衔。如今（2016年）91岁高龄的李载平是国家生物工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ICGEB）评审组成员、中国遗传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国家863生物技术和国家973人口与健康专家组成员。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这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就开始对DNA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进行研究，在对这座高峰的艰难攀登中，发现了DNA分子受X射线的隐藏破坏。到了70年代后期，李载平又转入重组DNA研究，不仅克隆了乙肝病毒adr亚型基因组，还做出了全顺序分析，提出了可能有致病性不同的乙肝病毒存在，向世人揭示了adr亚型内还有基因组的多态性。在后来的科研路上，他拥有了更多不菲的成绩，其成果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国际奖1项。

当年，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展览会上看到的那张富有联想的人工合成蛋白质海报，就是出自李载平和同事方宇忠之手。几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当年的亲历者大都作古，已经鲜有人知道那张曾经引起大国总理关注的海报的作者是谁了，自然也就更没有人知道这其中的很多故事了。多少年之后，已经90多岁高龄的李载平回忆起那段印在他心底深处的往事，还是激动不已：“那张海报是我们搞的。人老了，就常常想起过去的事，越老越想，有些事是一辈子都会记在心里的，现今仍在脑子里一幕幕地来回转个不停。”老人说着，双目有些潮湿了，“记得1956年中国科学院第一次在全国招研究生，当时，生理生化所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另外一个是佘微明。我读研究生时是跟着曹天钦先生的，后来就跟着曹先生做神经蛋白研究，进展很不错。1958年，全国上上下下都是大干加快干，非常鼓舞人心，你说不受这种氛围影响是不现实的。那时候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刚刚独立不久，也是充满雄心壮志的，不久就提出了要搞人工合成蛋白质。我记得那个时候，上海市科委要组织一场科技展览会，是全市性的，大型的，他们通知各个单位展示具体目标。我们也有呀！就是那个人工合成蛋白质的计划。王应睐所长就让我和方宇忠去做这件事情。方宇忠很年轻，跟着王应睐所长做科研，那时候他是青年团员，我是团支部书记，都是所里响当当的积极分子，谁也不甘心落后。我们到了科技展览会筹备现场一看，人很多，都在忙碌着。进了会务组，一个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里面人很多，都围着一张大长桌子画着各自的海报。那位工作人员在桌子一边用手给我们比画出了一块地方，说：‘你们就在这里画，需要什么画板、笔、颜料呀，就到会务组去领，今晚12点前就得把你们的科技蓝图用海报形式画出来。’我和方宇忠先领来画具，接着就商量怎么画。商量来商量去，我们还是大眼瞪小眼没办法。我对方宇忠道：‘王所长可交给了咱们一个难题，画个实物没问题，可这个太抽象了。’方宇忠也急了，一个劲地挠头。我说：‘咱们画个蛋白质结构也显示不出是怎么合成的呀？’这时我的脑子突然灵光一闪，马上说，‘生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只要合成了蛋白质，将来就能合成生命了。人工合成蛋白质就得符合这样一个概念，咱们先画一只大烧瓶，里面再画一个娃娃，就是说中国科学家用化学方法，合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个体，这样就能体现出蛋白质人工合成的意义和它的科学价值了。’”

李载平说完，方宇忠连声叫好：“这样太形象了，通俗易懂！”李载平很兴奋，他连声道：“我们马上动手吧！”二人布下纸笔，开始忙碌起来。正是夏天，房间里酷热难当，没有空调、风扇，一会儿工夫，身上的衣服就全部湿透了。

李载平回忆说：“蹲在那里一会儿，地上就湿了一大片，我们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口也干得直冒火。方宇忠很幽默，说脚上就差哪吒的两个风火轮了。我们在那忙了一天，到了深更半夜才把海报完成，本来想坐在长椅子上喘口气，可一下子就睡过去了，一直睡到天亮。那工作人员说：‘你们可真够可以的，怎么叫都叫不醒，要是把你们扔到黄浦江里喂鱼你们都不知道。’后来听说周总理看了很高兴，我们都很振奋，可惜当时我们没在现场。本来，这个项目我们是准备用五年时间的，可周总理在展览会上用了个‘激将法’，消息传到我们生化所，大家既兴奋又有压力，王应睐所长马上召开了全所大会，把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时间又缩短了一年，紧接着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工作就开展了起来。完全可以这样说，人工合成蛋白质是中国科学家的一次伟大壮举，尽管后来说什么的都有，但这也抹杀不掉我们这项伟大的科技成果和当年那种精神。我敢说这句话，什么时候都敢说！”

李载平说这话的时候，很有底气，也很有力量，一点也不像一个90多岁的老人。这位老人常把自己比喻成窗外的那棵粗壮的香樟树，尽管这棵香樟树树龄已逾200年，可还是生机勃勃，枝干遒劲有力，没有一点老态。李载平说：“去年我还登上了华山！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把人工合成胰岛素精神发扬光大。”

1958年12月21日，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把人工合成胰岛素计划正式上报中科院。时隔不久，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成为国家1959年的头号重点研究项目，被列入机密级，代号为601。

这以后，周恩来一直关注并支持着601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