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途

在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途问题上，中国经济史专家彭泽益同志的论点，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意见。他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新一版第一卷附录“1840—1880年40年间中国矿厂统计资料”按语中说道：这一资料“表明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中国采矿和冶金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所具有的连续性的特点”，并据此进一步论说：“不难看出，把在清代鸦片战争前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工矿业，看作是‘中断’的现象，并认为彼此前后‘脱节’、没有内在联系的论点，显然是缺乏科学根据的。”[1]

毫无疑问，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以后继续存在，并没有中断。所谓“中断论”，如果指的是这一种中断，当然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人们不会提出这样的“中断论”。

然而，彭泽益同志的立论重心，似乎不在这里，他的重心放在工场手工业上面。他批评“中断论”，重点不在手工业本身的中断，而是指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发展的中断，他拿所编的1840—1880年的矿厂统计证明“中断论”的错误，就是由于他把这些矿厂作为手工工场看待的。[2]他说，大量的工场手工业同工厂工业“长期共存”，根据就是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大量发展。

因此，彭泽益同志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手工业本身的发展问题。如果手工业大量发展为工场手工业，那么，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中，就要充分重视手工业发展的地位。因为工场手工业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谁也不能否认。

看来，很有必要先从宏观方面对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首先是对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情况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估量，然后才能论及其他。

毫无疑问，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变化，中国近代手工业中的小作坊和家庭小手工业，有一些发展成为工场手工业，这是完全可能的。把手工工场的科学含义暂时撇开不论，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我们也的确看到这样的迹象。[3]但是，从宏观方面看，总的趋势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我们不妨就从《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去试求答案，而上面提到的1840—1880年中国矿厂统计本身不失为寻求答案的向导。

现在，先根据原材料列成一个统计（见表1），然后再加以说明。

表1突出地表明两点：一是新开矿厂105家，而停闭矿厂为334家，停闭矿厂远远超过新开矿厂。和鸦片战争前比较，在1644—1838年间，新开矿厂为1109家，停闭者829家。[4]战前的194年中，新开矿厂为停闭的1.3倍，战后的40年则倒过来，停闭矿厂为新开矿厂的3.2倍。二是每年在采矿厂由期初的279家下降为期末的50家，40年的下降率为82%。而在鸦片战争前的194年中，在采矿厂期初为3家，期末为279家[5]，增加了92倍。拿战后和战前相比，衰退的趋势非常明显。无论这些矿厂是否都可以列为手工工场，它们并没有维持一个持续发展的趋向，这是无可怀疑的。

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编者还引用北洋政府农商部的材料，编制了1912—1913年全国工厂中使用原动力与不使用原动力的厂数统计[6]。后来编者又进一步将这个统计延伸到1919年，并且与1947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发表的工厂统计进行比较。[7]这也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宏观统计。为了便于分析，不妨将原表加以引录（见表2）。[8]

表1 中国矿厂统计（1838—1880年）

续表

表2 全国工厂中使用原动力和不使用原动力家数比较（1913—1947年）

根据编者的意见，表2中“用原动力”一栏代表工厂的数字，而“不用原动力”一栏就代表手工工场的数字，如果按照这样的分类，那么，在这一段将近40年的时间里，工厂数目上升了8倍以上，而手工工场却下降了50%。前后两个40年，手工工场的变动趋势，大体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从近百年中一头一尾的40年来看，手工工场的变动是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的。

大机器工业的上升，手工工场的下降，是否意味着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转变了呢？或者说手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呢？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里，不妨先引用一个根据实地调查的、在时序数列上比较完整的统计，它是天津织布、地毯和针织三项工业从它开始有统计之日起到1929年这个时期的全面变动状况。统计的项目，包括历年新设的工厂和手工作坊的平均织机数或平均雇工人数。详细数字见表3。[9]

这个统计，既包括手工作坊，又包括工厂，如果手工业是“迅速地成长为大机器工业”，那么，这些数字应该是上升的，而且应该上升很快。然而，统计表中的数字，除1915—1917年这个短暂的时期织布机有比较明显的上升势头以外，其他时间都没有持续上升的变动，后期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原调查者说：许多手工作坊实际上等于“散处工人”家庭，当市场需要增加之时，主匠仅需稍加资本，招雇短工，即可扩张营业；在商业一入衰落时期，主匠又可辞退短期工人，仅留学徒，缩小其营业范围，并可向大作坊领取原料代为制造，同时主匠家属又可分出一部或全部时间代为其他作坊从事工作。“换言之，昔之主匠，现已降为散处工人。”[10]散处工人而非工厂老板，才真正是手工业主匠的出路所在。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手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问题，我过去曾经整理过一点有关材料，其中有一个20世纪30年代手工业总生产及12种主要手工业产品在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的估计，可以引证这一点。根据这个估计，1933年，手工业的总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72%，12种主要手工业产品在该项产品总生产中的比重，占75%以上的，有10种，占90%以上的，也有5种[11]（见表4）。从19世纪40年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手工业相对于大机器工业，仍然处于优势地位。

表3 天津逐年开设的地毯厂、织布工厂、作坊的平均织机数与针织工厂、作坊的平均工人数

表4 12种主要手工业产品在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1933年）

续表

毫无疑问，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也有破坏手工业的一面。它也破坏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但是，在破坏的同时，农业与手工业更加结合的一面，又经常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反映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在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中，仍然占有很大的分量。[12]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它也直接打击原有的手工业。拿棉纺织工业来说，机纱的出现，曾使广泛的家庭手工纺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与此同时，它又成为手工织布业的新原料，使手工织布不但没有在机织棉布的面前立即败退，反而得到了一度的兴盛和繁荣。不仅手工业依赖大机器工业而得以幸存，大机器工业有时也依赖手工业而维持暂时的发展。在中国传统手工织布业的重镇江苏南通建立起来的大生纱厂，就是主要依靠供应土布业所需用的棉纱而存在和发展的。土布业繁荣，它也繁荣；土布业停滞，它也停滞。两者的关系，是真正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13]

由此可见，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工业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及独具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