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分工造成知识分子的主体分化

社会分工意味着由不同的社会成员承担不同的劳动过程，社会分工的出现与发展是人类劳动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生产能力的提高、科学艺术的发展都只有通过更为广泛的社会分工才能实现。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分工不仅塑造特定生产条件下的阶级关系，而且也塑造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分离，使得知识分子成为特殊的社会阶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使得知识分子从事思想文化的精神创造活动成为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下，精神生产活动又区分为一般的精神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两种不同的类型。相应地，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分工也必然造成主体分化，即（广义上的）知识分子分化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从事一般精神生产活动、作为雇佣劳动者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另外一种则是从事特定阶级意识形态思想生产的意识形态家。

首先，社会分工造成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分离，但大部分知识分子并未超脱其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资本主义生产使得一切都变成赤裸裸的交易，一切社会关系都简单化地分裂为两大直接对抗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医生、教师、学者等职业的神圣光环被资本抹去，这些从事具体精神生产和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并不占有资本和生产资料，而是通过出卖自己的脑力劳动与文化知识、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以谋求生活资料，因而在本质上仍然是被资本家出钱雇佣的劳动者，与资本家阶级构成对抗性的关系。尽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产生了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但是资本的殖民掠夺与分工和劳动的畸形发展却严重抑制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与人文精神，知识分子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被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僵化观念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生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10]。因此，在社会分工的驱动下，知识分子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颗机械性螺丝钉。从阶级属性和阶级地位上来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是被资本异化的雇佣劳动者，只是其承受剥削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劳动者阶级而已。

其次，社会分工造成知识分子内部的阶层分化，使得其中一部分成为专门从事意识形态生产的意识形态家。任何时代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都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概括、凝练意识形态学说也必然是一定时代的思想家们基于一定阶级立场的自觉自为，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内部，必然有“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并且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11]。所以，社会分工不仅分化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而且也分化出剥削者内部的不同阶层，其中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思想和文化的精神统治，并且被冠以思想家的名义。这里的思想家从属于广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拥有学识，属于“有教养的阶级”，他们的使命就在于从思想上确立并维护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地位，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

再次，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对那些事实上已经发生分化的知识分子进行理性研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客观上造成知识分子的阶级分化与阶层分化，因此，对待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研判，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在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对抗的时代，那些富于创造、无私无畏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进步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的革命进取精神相一致。但是，资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革命锋芒褪去，就会把一部分知识分子训练成为忠诚的意识形态阶层，原本致力于科学理性的知识分子发生蜕变、走向庸俗。马克思就曾讽刺那些被资本降服的庸俗经济学家为忠诚的仆从和伙计，“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12]。所以，在物质文明日趋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仍然无法摆脱漠视科学、歪曲事实、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迂腐现象，以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一些地质学家，例如巴克兰和曼特尔也歪曲他们的科学上的事实，唯恐过分有悖于创世记的神话。”[13]造成这种现象的唯一解释就在于这些所谓“有教养的人”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知识分子原本致力于追求真理的精神生产活动被降格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辩护的工具和手段，意识形态阶层阿谀逢迎、无耻献媚、对科学事实视而不见甚至刻意歪曲、制造谬误与混乱，最终达到维护虚假意识形态思想统治的政治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