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知识分子在党性之争中的文化自觉性

恩格斯曾于19世纪40年代批判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宣扬“抽象的人性”时，最早提出了“党性”的概念。恩格斯认为“无党性”的理论由于“思想绝对平静”而只能发出抽象空洞的悲叹，因此而丧失改造现实的力量。坚持党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产生以来，凭其科学真理性和严密逻辑性战胜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发展成为工人运动中最具思想影响力和理论凝聚力的强大精神资源。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生俱来的党性原则，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党性之争中的文化自觉性。

（一）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党性之争的文化主体

文化与意识形态是两个既相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概念，文化偏重多元多样，意识形态追求一元指导。然而，在诸多文化形态背后，则始终有意识形态的核心指导。所以，文化总是一定阶级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意识形态也总是以文化形态呈现。无论任何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其话语表达与思想建构都需要披上特定民族国家的文化外衣才能真正进入普通民众的内心深处与生活世界。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文化主体地位尤其重要。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理论专家，历史性地承担着将特定阶级意志理论化、系统化的意识形态建构使命，同时也责无旁贷地承担着传播、教育甚至解构某种意识形态的使命。

在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主导潮流的时代，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专属，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的科学意识形态。对于那些饱经磨难、陷入苦闷彷徨的俄国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犹如“引导我们走出矛盾迷宫”的“引路线”。但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疯狂进攻。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所讲：“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同样卖力地攻击马克思。”[28]除了来自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进攻以外，自19世纪9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歪曲、篡改并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在哲学、文化等领域展开激烈角逐，那些活跃于文化战线上的专家、学者等知识分子则成为意识形态角逐的典型代表。为了澄清理论上的混乱，避免把无产阶级斗争引向歧途，列宁强调哲学派别和理论斗争的党性原则，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意识形态”[29]。包括哲学派别在内，任何研究人文社会现象的理论体系都是存在党性的。因此，不能忽视这些理论学说和文化现象背后所暗藏的利益表达和意识形态诉求，任何以“无党性”“非党性”自封的意识形态都是资本主义伪善的欺骗伎俩。

（二）革命知识分子是科学意识形态建设的自觉主体

在现代意识形态的党性之争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渊源更为久远，理论加工也更加精致圆润，传播工具也更加丰富多样。“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企图作斗争，也就应当愈坚决地告诉工人提防那些叫嚷不要‘夸大自觉因素’等等的蹩脚的谋士。”[30]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疯狂鼓吹自发性，企图磨钝无产阶级革命自觉性的斗争锋芒。列宁强调，在无产阶级革命性尚未成熟的历史条件下更应该发挥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事业的自觉性、进步性作用，反对任何形式对自发性的崇拜和对“自觉因素”的轻视。

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会在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这种意识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科学把握中发展起来的。恰如列宁在《革命青年的任务》中所讲：“知识分子之所以叫作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自觉地、最彻底地、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划分的发展。”[31]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唯有通过知识分子的创造、传播和宣传，掌握革命阶级千百万人的心灵，才能真正发挥理论改变现实的力量，“能够给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极广大阶层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知识、纲领、领导、组织。”[32]“知识、纲领、领导、组织”等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在从“自发”运动走向“自觉”运动的过程中，革命知识分子发挥着文化自觉与知识引领作用，充当着联结理论与现实的桥梁作用，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的“自觉”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