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学术界对知识分子和社会主导思想（意识形态）的分别研究可谓色彩纷呈。

一方面，在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特征。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文化热”而出现了知识分子研究热潮，此后就从未间断。国内学者不仅译介了大量的国外知识分子研究著述，例如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知识分子译丛”，而且对本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从文化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展开广泛研究，内容涉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与思想困境、知识分子与现代化以及社会转型等方面。但是，国内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往往存在突出普遍关怀而淡化阶级意识、突出人文精神而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导思想研究中，国内学者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与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直接相关。学界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了研究，成果颇丰。整体来看，主要遵循意识形态的系统理论研究、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两条逻辑进路，内容集中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研究、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研究、文化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研究、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和宗教道德等相关研究。国内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热潮愈发凸显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学术建构的客观需要，愈发托举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

然而，国内学者对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相比分别研究而言，略显薄弱。造成这种学术冷清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更为推崇自身的文化身份，即“社会良知”，但却回避和淡化其阶级身份；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代中国“泛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实践一度造成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对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侧重历史研究，侧重应然状态的研究，但是对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的现状研究、实然研究则略显不足。具体而言，主要关涉以下内容：

1.从宏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研究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国内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有总论和分论两种方式。

总论就是把知识分子作为始终贯穿的研究主线进行研究。例如，朱文显（1999年）的《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一书运用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如实还原理论原貌，是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沿革的历史著作。刘晔（2004年）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考察了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从“士人政治”向“政党国家”转变中的主导地位，指出知识分子运用政治的力量完成了国家建设所需的信仰重塑与组织重建工作：他们接受并选择各种意识形态以形成革命与国家建设所需的共同信仰，他们组织并参加政党以形成革命与国家建设所需的领导力量。[9]王桂兰（2013年）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论》一书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与建设中的社会使命，强调知识分子“往往以政党政团为依托，以拯救危亡为己任，长期活跃在寻找救国理论、探索社会变革道路的前沿，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的中心和焦点，担当了一幕幕传播先进思想文化、促进政治革新和社会革命活话剧的主要角色”[10]。

分论就是把知识分子作为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所关涉的局部内容进行阐释。例如，童世骏（2006年）在《意识形态新论》一书中，专列章节研究大众传媒时代知识分子在维护执政党及其意识形态合法性建设中的责任，“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意识形态最本质的创建者、担当者、操纵者，同时，知识分子又可能是意识形态最致命的批判者甚至颠覆者。对现实意识形态进行阐发批判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一个社会责任”[11]。陈锡喜（2011年）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一书中，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主导权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群体中有不同的体现，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是要在“对话中启发其认同马克思主义话语”[12]。黄传新（2012年）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研究》一书中，从主体塑造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对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作用，“知识精英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往往决定和影响社会大众的态度，他们应该成为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和社会责任的坚守者，从而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决维护者”[13]。

无论是总论式研究，还是分论式研究，都可以研判：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对此问题，学界也基本达成理论共识——作为知识界文化主体的知识分子是联通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的桥梁与枢纽，也是马克思主义从政治意识形态走向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思想中枢与“转换器”。

2.从纵向历史分期角度，研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追随与传播

国内学者从纵向历史分期角度，研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追随与传播，较多着墨于五四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以及社会转型期等，研究内容涵盖知识分子追随、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因、条件、方法、路径等不同方面。例如，陆卫明、曹芳（2014年）认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真正打动、震撼先进知识分子心灵并支配其思想与行动，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真理性，但这确乎又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联。[14]王海军（2013年）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同类型的早期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各自阶级立场和利益诉求出发，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有选择性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本土化进程。[15]夏杏珍（2014年）则从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背景出发，分析和研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客观条件和全面改造进程等，得出总体性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必要的、成功的。[16]王桂兰（2012年）侧重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主流文化的认同路径研究，并概括为“教育认同、舆论认同、体验认同、职业认同、活动认同等方面”[17]。

3.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视角，研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由历史考察向哲学研究的转移，国内一些学者也涉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研究，但是对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则有两种不同的研究观点。

一种是“多元主体说”。一些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但无论怎样多元，知识分子都位列其中。例如，徐松林（2006年）认为“主体”指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所有个人、群体以及组织。但不同主体，作用各异。其中，思想理论家是骨干力量。[18]陈金龙（2010年）认为领袖群体、知识分子、人民群众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知识分子是推动者。[19]高正礼（2011年）认为“主体”“既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其他个人、政党、团体和国际组织等，共产国际、俄（联）共（布）及其部分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先进知识分子、人民团体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20]。

另外一种是“单一主体说”。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党内外知识分子。例如，俞吾金（2009年）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澄清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他给出的解答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从事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和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路线和政策的党外知识分子。正是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21]

在主体研究方面，还有一些学者从个别案例出发，研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追随与传播。例如，学界对李大钊、艾思奇、陈伯达、郭沫若、何干之等典型性、代表性知识分子思想认同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不同界说方式，为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参考依据。同时，告别悬置已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匿名主体”研究，有助于推动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汲取经验教训，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坚定。

4.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

国内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往往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思潮的载体，同时也把知识分子视为解读、研究社会历史变迁的一面“镜子”。

一些学者注重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分化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例如，李世涛（2002年）在三卷本的《知识分子立场》中，具体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立场分化，重点研究了知识分子在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及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等。宋震（2007年）认为，在改革转型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划分为体制内中间派、体制内异己派、体制外中间派、体制外异己派，这四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对中国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影响。[22]陶东风（2008年）研究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型以及社会思潮的变化促成了知识和知识分子场域的分化，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政治权力合法化基础的演变，以及中国新技术时代对人文知识分子的疏远，“很突出地显示出1990年代社会转型的技术主义、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取向”[23]。

一些学者从社会思潮的整合出发，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变迁。例如，蒋昭阳（2015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职能、内涵与角色变迁，得出结论：“知识分子的变迁与社会思潮的整合存在着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二者都深刻植根于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历史过程中。”[24]

一些学者从政治介入和社会关怀的角度，研究社会思潮对于知识分子价值实现的意义。例如，高瑞泉（2014年）通过对20世纪巨变时代社会思潮的考察，得出结论：社会思潮是知识分子介入中国政治、实现自我角色定位的思想武器，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结是其介入社会政治的精神驱动力量，具体体现就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思潮的助推，“凡称之为社会思潮者，皆由知识分子所推动，或者说知识分子是参与其中的主体”[25]。邵小文、罗嗣亮（2012年）则具体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左派”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新左派”知识分子坚持公平公正价值取向，具有强烈的学术本土化意识，明确地把社会不公的根源与改革中的市场化导向联系起来，为当代中国解决民生问题扩展了思考空间。[26]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关于知识分子与社会主导思想（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研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文化使命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把握。但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知识分子阶层结构分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知识分子思想认同所发生的变化，学界泼墨较少。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尤其需要结合时代境遇、国家文化安全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等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剖析。

（二）国外研究概况

细数国外学界对知识分子思想认同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思路：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思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合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另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思路，强调价值中立、超越党派立场。具体内容涉及以下方面：

1.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立场出发，研究知识分子的文化领导权

国外一些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知识分子与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其中的典型就是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他在区分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基础上，主张有机知识分子要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霸权。他认为，随着工业社会的进步和知识分工的细密，知识分子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某个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就是“有机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的参与不仅仅体现在思想的创造性和引导性，而且还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选择和现实的政治实践活动。“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暂时的动力，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27]

2.从阶级中立的立场出发，研究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

国外一些学者从抽象的阶级中立立场出发，研究知识分子和社会统治思想之间的关系，主要有知识社会学传统和公共知识分子理论两种学术倾向。

知识社会学传统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曼海姆为典型代表。曼海姆继承了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立场，试图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实现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超越，但其建构客观社会知识的努力最终因为理论的不彻底而走向了“曼海姆悖论”。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提出“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归属于任何一个社会阶级，并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吸收成员的社会阶层”。[28]知识分子具有广泛的阶级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他们既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缔造者、传播者，同时又是超越者，因为知识分子可以超越阶级利益局限，表达某些特定阶级的冲突、有限的利益和相互间的谅解，以及调和各种利益冲突并逐渐形成一种总体性的世界观。

西方学界坚持公共知识分子论的学者，例如拉塞尔·雅各比、理查德·A.波斯纳、弗兰克·富里迪等，他们理想化地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摆脱党性思维方式的群体，具有专业知识、批判精神和正义道德诉求。由于西方社会矛盾的突出和现代化危机的凸显，西方学者较多地强调公共文化空间的衰落和工具主义倾向等因素造成了知识分子对理想信念的偏离。例如，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深刻反思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自身价值与命运，认为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已经销声匿迹，现存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向工具主义妥协，或者肯定现实、认可制度化的现存，或者媚俗、愚弄民众。富里迪指出，知识分子的异化来自内外两个维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形象的自我贬损，丧失批判立场，主动退出历史舞台，成为特定人群利益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则是被社会抛弃，在社会生活中失去固有的中心地位，日益被边缘化。正是知识分子的庸人悲观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造成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窘境。

3.从西方的阶级偏见出发，研究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选择性认同

国外一些学者以“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思想前提，从西方的阶级偏见和资本主义立场出发，论证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唯一正确选择只能是资本主义。例如，“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代表人物雷蒙·阿隆、爱德华·希尔斯、西摩·马丁·李普赛特和丹尼尔·贝尔等，极力突出的“终结”并非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终结。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批判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虚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眷顾是政治神话，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于向权力说真话以及承认知识的局限，污蔑知识分子以进步和革命的名义对意识形态的直接参与是一种精神鸦片。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直接表明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是打击左翼知识分子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利器”,“在《被囚的心灵》（The Captive Mind）（1953年）一书中，米沃什用穆斯林术语‘畸特曼’（ketman）来说明知识分子通过把教条（辩证唯物主义）供奉为新神学来进行自我欺骗的方式”[29];“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1955年）则是对证明恐怖之‘历史必然性’各种论点的一次毁灭性打击”[30]。因此，通过“意识形态终结论”来批驳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西方右翼学者研究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重要路径。

国外一些学者从捍卫抽象价值的资产阶级偏见出发，研究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选择问题。例如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强调知识分子要忠实于正义、真实和理性的知性价值，而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赞成就是追求实际的价值，背叛了知识分子追求抽象价值的职责，具有反民主的意义。在知识分子应该选择何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忠实于自己的话，能够选择的唯一的政治制度是民主主义。那正是因为由个人自由、正义、至高无上的价值导出的民主主义不是实际的”[31]。

4.从新阶级理论出发，研究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关系

新阶级理论是20世纪20年代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理论，主要以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为典型代表。在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的出现，使科学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因而掌握知识和信息的知识分子便可能成长为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新阶级。古德纳将新知识阶级的概念推向前进，形成了完备的新阶级理论。古德纳认为，文化资本赋予知识分子“批判性话语文化”，因而，知识分子具有内在辩证性和内在革命潜力，拥有文化资本而迥异于传统的财富资本拥有者，是一个强有力的文化资产阶级。

5.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与传播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思想文化问题，必然绕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融合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例如李约瑟在《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一书中提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是非常接近的。”[32]

一些学者以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作为切入点，研究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中的贡献，其中不乏对李大钊、瞿秋白、陈伯达等知识分子的介绍。例如，迈斯纳认为，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普遍遭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李大钊最先承担起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使它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33]。

一些学者注重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自身对知识分子提出的时代使命。例如美国学者格里德尔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34]一书中，通过历史叙述的方式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变革中所经历的思想转向，研究了知识分子在1911年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政治推动和政治参与作用，在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论战中，知识分子又促进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建立。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将时间节点定位在1919—1937年间，从革命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一方面，唯物史观在这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之所以富于感召力，并不是因为它在史学方法上的优点，而是因为它与革命性变革这个在20年代逐渐被认知的问题的关联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总体上或者是以某种弱化的形式，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自发普及，又表明其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其在政治上的涵义。”[35]

通过对国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外学界对知识分子思想认同的研究具有注重普遍、视野多元、凸显学术、重在批判的特征。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理论立场和学术背景的差异，国外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学者除外）的研究虽然标榜客观中立，事实上却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和阶级立场，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严重的误解与误读。同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认同的研究也侧重于从文化思想史的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较少涉及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