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围绕政权性质的争论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权性质问题，曾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大致而言，可分为两种观点，即资产阶级政权与联合政权。

（一）资产阶级政权说

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中提出，南京临时政府“既有立宪党人，也有官僚军阀，但革命党人还是占着主要的地位。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4]。这一观点提出后，影响较大，也很长远，直至改革开放以后。赵矢元在《论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一文中，[5]认为一个政权的性质取决于由哪一集团掌握及其所实行的政策，在南京临时政府中，革命党人占主要地位，故政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各项法令、政策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服务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因此，作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临时政权。章开沅、林增平等人也认为，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容纳了不少立宪派和旧官僚，“但它并不是一个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混合体”，革命党人“无可争辩地处于控驭这个新政权的优势地位”[6]。

针对长期以来没有给予南京临时政府以足够的具体的评价，在论及它的时候，往往是一带而过，或者是“立足于批”，从批判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角度，全盘加以否定；同时，针对当时海外出现的全盘否定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均非革命派领导的倾向与观点。彭明在《论南京临时政府》一文中，[7]论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组成人员、各县政策、法令，认为同盟会基本上保持了对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因此，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但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且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应家淦在《论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一文中，[8]认为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期间，除了显示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面外，在内外政策上也有不少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该文认为，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是符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软弱和动摇的，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个政权确实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其政府颁行的政策法令和实践活动中，都得到了较充分的反映。刘桂五的《论南京临时政府》一文中，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其各项措施具有民主性质。[9]到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依然坚持这一看法，如王文素的《南京临时政府性质初探》一文中，认为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是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手中的，政权形式是资产阶级共和制，其所施行的一些政策法令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府”[10]。

（二）联合政权说

陈旭麓在《辛亥革命》一书中，较早提出，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以及军阀、官僚、立宪党人联合组织的民国政府”[11]。在20世纪50—70年代，这一观点被较多学者接受或承认，如郭沫若等人在《中国史稿》中，就认为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在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立宪派和旧官僚拥有相当大的实力”[12]。有学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虽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占主导地位，然而它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旧官僚的联合政府”[13]。魏宏运在《孙中山年谱》一书中，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阶级联合的带有旧民主主义色彩的专政”[14]。在20世纪80年代，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联合政权，在这个联合中，占优势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思想”，同时也承认，“在这个政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色彩并不多”[15]。显而易见，胡绳试图综合资产阶级政权与联合政权的两种观点。

进入21世纪之后，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问题，有时还被学者论及。张宪文在《南京临时政府评析》一文中，[16]认为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部部长、次长的人选中，既有同盟会革命党人，也有立宪派人士与旧官僚，因此，作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为各种势力的联合政府。史全生的《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问题》一文中，[17]认为此前关于南京临时政府性质问题，多是从南京临时政府领导成员的政治身份、主张和方针政策来考量的，而且是从辛亥革命以前的政治身份和主张来考量的。作者认为，仅从这些方面来考量还不够，还必须从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体制和行政职能来考量，而且即使从领导成员的政治身份和主张考量，也不能只考量其辛亥革命以前的政治身份和主张，必须考量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认识的提高而改变。因此，作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既是各革命派革命联合阵线的联合政府，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实行对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现代文明政府。与前述胡绳的观点颇为类似，试图在资产阶级政权说与联合政权说之间取得平衡。李秀原的《简析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权形态》，[18]也涉及南京政权性质问题。作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政权形态的生成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革命的逻辑与西方的因素。该临时政府在中国第一次建构了民主共和制度，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试行作了有益的探索，但其政权形态并不完备，总统权力过大，参议院没有弹劾权，司法权也尚须建立与独立；在实际运行上，政府与参议院未能互相协调，以收指臂之效，行政权抑压立法权，而参议员则“狃于三权分立之说，好持异议”，束缚着政府的运行。

毋庸置疑，受到时代原因的影响，关于南京临时政府性质的问题，曾经是该领域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虽然还偶有学者论及此，但显然已不复当年之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