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乌托邦的研究概况与演进脉络

乌托邦概念蕴含丰富，意义深远，关涉诸多层面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包括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有限与无限等。在传统乌托邦概念的理解上，就内容而言，几乎传统的乌托邦主义者，都将其视作与现存世界相比来说质量更高、更为和谐美好的社会形式或生活样态；就形式而言，乌托邦是包含了对未来社会图景或美满生活的全盘勾勒或细致描画；就功能而言，乌托邦则是提供一种基于人自身生存方式的理想价值目标，形成对美好生活或社会的执着追求与热切向往。“然而，此种目标究竟如何，学者们的见解都不尽相同。”[2]

实际上，乌托邦一词的使用，往往具有多重含义。乌托邦概念的内涵，是从多个侧面凸显社会历史进程与人自身发展的要求，蕴含于其自身在社会历史中的演变。无论基于哪个侧面的认识与解读，都不可避免带有某种认知局限。如果要形成相对具体性的理解，就应当把乌托邦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表达现实超越性批判的概念形式。“首先，它常常被当作 ‘理想’的同义语，代表着一种超越现存的未来社会图景；其次，这种理想更多地涉及一种与现存对立的理想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一种人们所追求和渴望的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或生活环境；最后，由于上两层相互关联的含义，乌托邦又包含着可望而不可即的含义，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常常成为 ‘空想’的同义语。”[3]但不管如何对传统乌托邦的概念加以使用，其都内在包含有对未来社会架构与道德理想的设计，是一种带有形而上学意味的思想标识，体现了未来社会总体建构的历史终极意义。

一 乌托邦的研究概况

乌托邦的研究资源内容非常丰富，形式也十分多样化，既包含优秀的中西方传统思想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阐释，也包含20世纪以来的理论前沿研究，还不能忽视诸多反乌托邦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左翼思想家对乌托邦的研究，包括对其概念的内涵意蕴与性质特征、乌托邦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历史演进，以及当代乌托邦研究的理论思维转向、乌托邦精神的重建意义、乌托邦的悖论性品格、乌托邦遭遇的外围理论困境、与反乌托邦主义的抗争、左翼乌托邦激进话语、乌托邦新型历史设计等，不仅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研究思路，而且展示了更为多元的研究样貌。

乌托邦这一丰富的文化资源，对其研究现状进行全景式描绘的难度颇大。按研究的历史演进顺序，大体上划分为传统、现代与当代三个序列。传统乌托邦在近代以来，受到社会变革的显著影响，产生了较为复杂的范式转变。乌托邦内在的理想表达与动力生成，不仅是对未来的美好想象，而且颇为强烈地展示着人们的理性主义情怀与现实理智态度。传统乌托邦被赋予了近代以来的新内容与新形式，由此更为广泛地得到了理论传播与实际运用。“各种乌托邦都把社会当做一个有生气的统一体，即盛行的‘局部性、地方性、专门性’之对立面。乌托邦探讨的是各种潜在可能性的宝库，这是任何社会都没有唤醒的。”[4]

20世纪之后，关于乌托邦思想的专题研究的主要范式大体分为四类：

第一，政治学实证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将乌托邦视作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或规划设计，试图对乌托邦主义及其推行的乌托邦主义运动进行剥夺，并对所涉及的相关政治实践加以清算。一旦盲目凭照此种设计思路进行社会理想的谋划与构建，会陷入乌托邦运动的激进与狂热之中，甚至导致独裁与专制而带来社会政治灾难。该范式对乌托邦政治设计的反思与批判比较深入，但缺乏对乌托邦的整体把握，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界划理解不清，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渊源的关系考察不明，没有深入相关概念的历史流变，尤其是不能把握当代意识形态视野下乌托邦研究的问题定位与转型策略，对乌托邦精神重建的乌托邦问题转换还缺乏深入研究。

第二，编年史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一般是采取所谓的价值中立原则，依照西方思想史的时间顺序，全景式对传统乌托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路向。通过对相关文本进行纯学理考察，直接展示乌托邦思想的发展进程。该范式对乌托邦理论发展的总体概括较为全面，也能从中提炼出乌托邦的一般特征，但对实体论思维方式破除之后的当代乌托邦缺乏宏观把握，尤其是对当代左翼思想家的乌托邦理论没有足够的把握，对现代性视野下的乌托邦精神重建，以及全球化时代下乌托邦发展走向的认识不足。

第三，从社会学兼及多个知识门类的跨学科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对乌托邦问题寻求社会历史语境与文本的意义关联，无论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还是蒂里希的宗教社会学研究，都试图在多学科领域中对乌托邦理论的问题域进行融汇式处理，对社会学、哲学、语言学、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方法加以贯通，并力图把社会现实转换为文本的话语叙事，进行纯文本的解读，或纳入文本语境进行跨学科的综合分析与文化批评。但从其研究视角上，仍容易制造乌托邦与政治现实二元对立，导致一定程度上研究思路的前后逻辑差异性，对当代乌托邦精神重建与乌托邦运动的比较研究也不足。

第四，左翼学术话语的系统研究范式。该研究范式沿袭马克思的辩证逻辑视角，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历史演进逻辑出发，遵循既有的学术话语系统开展学科研究。从社会建构与审美等不同维度展开，能够深入当下的历史社会现象对乌托邦理论加以较细致的探讨，既主张乌托邦当代超越与重建的积极历史意义，又充分扩充乌托邦研究的总体性视野，从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人的价值实现、人类生产方式重塑、历史设计方式、与知识分子、现代性、偶像化、反乌托邦诸种关联性概念的复杂关系探讨等方面开展研究。但在某些局部仍缺乏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立场、观点与方法，对反乌托邦者一系列责难面临的理论困境的全面审视不够，缺乏对具体历史境遇的深刻反思。

研究者们展开了关于乌托邦历史、文化、哲学蕴含和功能价值等不同方面的研究，涉及国别性、分期性、类型学、个案研究等多角度探讨。就不同的研究层面，乌托邦研究大体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从研究现状来看，乌托邦研究的涉猎领域广泛，思路多样化。从专业领域上，文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研究，已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实际需要，现已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未来学、建筑学、文化研究、生态环境学等不同角度，甚至采取跨学科或多学科合作研究。特别是当代西方，乌托邦研究的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向诸多领域延伸，这既是由于乌托邦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也同乌托邦在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有关，还同乌托邦思想的当代转向有着极大的关联性。

其次，从研究思路来看，从政治学到社会学再到心理学，从社会与政治理论到文艺理论再到人学理论，从外部研究到内在性研究再到内外并置研究，从一般性研究到特殊性研究再到辩证矛盾性研究，从局部性片段零散研究到整体性、系统研究。可以说，更加强调对乌托邦精神的理论建构，从特殊的国家组织规划转向普遍的精神、心理倾向，不再封闭于传统乌托邦的形态设计论证，学术视野更为开阔。

再次，从文体形式来看，乌托邦往往通过怪异新奇的乌托邦文学或乌托邦美学等文艺形象外显出来，这为当代乌托邦研究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文学艺术表达功能，并提供了满足超现实想象力的思想素材。“从定义上讲所有的乌托邦都是小说……它们同想象的文学的所有形式相似。”[5]虽然外化的文本表现形式是在不停地变化与调整之中，但其变异文本包含的核心价值理念，仍然与其带有的社会政治功能归于一致。乌托邦文本设计的出发点与归宿，已经跃出了文本形式的界限，侧重于对当代社会深层关系的批判性审视，切中人自身生存状态下的种种问题病症。

另外，从研究方法上看，注重研究的叠加效应，力求多侧面反映对象与方法的相互制约与适应关系。研究或采取以价值论方法为中心的研究策略，或使用社会调查分析法，或融合语义分析方法、形态学方法，或采取比较研究方法，或运用现代系统科学方法，或进行个案分析等。尤其是逐步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坚持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不仅达到方法上的一元与多样性结合的辩证效果，而且实现研究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对乌托邦问题的把握更为准确、客观与全面。

最后，从本体论上看，逐步转向乌托邦的本体意义研究，尤其是乌托邦精神及其重建问题的研究。乌托邦问题所持的多重矛盾，乌托邦语义存在的悖论，都在对其本体意义研究的深化中得到进一步揭示。乌托邦的超越本性、历史地位与精神价值决定了其中所展现的本体意义，其贯穿于乌托邦及其精神所体现的统一和超越中。研究乌托邦及其精神，旨在更多地挖掘植根于人的本质且属人的特性。

当代乌托邦不同于传统实体论思维方式的转向研究，已成为拓展与深化乌托邦研究的重要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乌托邦领域的理论瓶颈与薄弱环节。这种对于当代乌托邦的本体意义研究，不仅带有基本理论探讨的属性，也是带有社会诊断效果且具备前沿性质的实践价值命题。

国内学术界关于乌托邦的研究，相对于西方而言，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格局，相关领域的问题探讨较为分散。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和美学领域，关注点集中在哲学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传统乌托邦的批判、文艺美学的乌托邦情结、文学文本中的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问题、政治学的反乌托邦研究等，相关论述对乌托邦思想或乌托邦情结作出了相应的阐释与论证。此外，还有针对相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左翼学者包括马尔库塞、布洛赫、曼海姆等乌托邦理论的解读。国内关于乌托邦思想的研究，一般在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最初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前，这一时期国内学者翻译了一批涉及乌托邦的论著，基本是一些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作品，包括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傅立叶《新世界》、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等。这一时期还写作了较多专门研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的作品。[6]不过，由于受到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乌托邦的论断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将乌托邦视作空想和不科学的同义语，乌托邦作为空想/实干这两个对立概念序列的一方，被限制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运用与表达中。乌托邦研究的范围也被局限在空想社会主义的行列，这使得乌托邦思想成为主流理论话语批判的对象，从理论预设上就将其框定为空想性质的理论，从而需招致抨击与贬低。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学界逐步摆脱长期束缚的二元对立理论思维，开始对乌托邦思想展开多层面的客观研究。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乌托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对乌托邦的积极面作出了新的思考，乌托邦研究的论著数量显著增多，对乌托邦的性质、内涵、外延、种类也展开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解读。柏拉图、莫尔、布洛赫、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学者关于乌托邦问题的论述，都相继被译介过来后进行研究。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乌托邦专题研究的论著陆续被引进翻译出版。[7]国内也有学者开始推出乌托邦问题的专门作品，如衣俊卿的《历史与乌托邦——历史哲学：走出传统历史设计之误区》，尝试构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历史哲学，立足人类自身与传统乌托邦的冲突与矛盾，把传统乌托邦视作传统历史设计的一种建构模型，从中发现传统乌托邦理论的局限性，将其视作一个不完美的存在方式，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乌托邦理想的期望值过高，不仅不会在乌托邦运动中化为现实，反而导致未来希望的破碎。但由于对激进的乌托邦革命的深度反思，尤其是涉及“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悲剧、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深入思考，这就使得这一时期对乌托邦研究的基本面，多以反乌托邦为主要研究取向，研究态度基本上是对乌托邦的彻底否定与猛烈抨击。从主流倾向看，仍然是将乌托邦当作理论上的反面靶子使用。

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以来，国内的乌托邦研究逐步独立化，研究者逐渐从多领域对乌托邦问题进行阐述，对乌托邦及其精神的时代价值进行了再认识。不仅涉及对西方乌托邦思想新老代表人物的初步研究，也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相关文本中所体现出的乌托邦思想，有意识地对中国从古至今乌托邦思想的演进进行系统把握，并对中西方文化之中的乌托邦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包括对其中涉及的典型个案进行深入比较，进一步摆脱掉了原先乌托邦研究的社会主义考察模式。这一时期继续翻译评价相关专门研究乌托邦思想的国外文本[8]，国内相关学者也有一些涉及乌托邦问题的论著问世。如陈周旺在《正义之善：论乌托邦的政治意义》从政治学视角解读乌托邦的政治生活问题，坚持正义在乌托邦政治设计中的首要性，吁求一种善的政治，从而揭示了政治生活最为本源的存在。而这也就注定了乌托邦与政治现实的对抗性，二者间存在的沟壑难以填平，前者意味着对后者的彻底批判与否定，后者则是前者的界限与终止。乌托邦走向现实之路径，乃其悲剧发生的根源所在，也就是乌托邦精神不断发生退变的过程。然而当现时代极力要将“乌托邦”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时，乌托邦借助某种思想机制得以延续，便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乌托邦之所以成为乌托邦，并不是乌托邦本身的空幻性，而恰恰是现代政治危机的体现形式，也就是说，现代政治缺乏终极的合法性。贺来的《现实生活的根基》则从哲学角度出发对乌托邦精神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路径的解读，认为乌托邦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本真精神，也是哲学立足于世的根基性所在，体现了人类文明对本真价值理想的长期求索。其所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其所内含的批判性，契合人类自身向前发展的希望动力；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在提供未来希望可能性的同时，由于不依循现实条件的过度现实化，引发某种生存困境。而现实生活世界是唯物史观的真实根基，内蕴在马克思哲学演进过程之中，只有遵循现实生活世界运动的逻辑，乌托邦精神就不会堕入迷惘与虚幻。谢江平的《反乌托邦思想的哲学研究》，则对乌托邦主义实践所造成的奇特颠倒做出哲学分析，通过反乌托邦思想的视角切入，进而探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关系问题，认为现代乌托邦是希腊古典乌托邦和犹太——基督天国观念相结合的产物，而乌托邦运动就是要把天国移到人间，乌托邦所固有的实体论思维方式使乌托邦实践以自由始而以奴役终，在此基础上针对西方学界乌托邦研究的新变化，总结了反乌托邦思想的基本特征，并对当代乌托邦运动的具体特点进行描述，此外，他还认为囿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古代中国只有桃花源而没有乌托邦。本书作者由博士学位论文改写于2017年出版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乌托邦思想》也属此类。[9]2016年第五届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专门围绕乌托邦主题从美学视角展开讨论，并通过探讨乌托邦的中国形式与中国表征，以期为这一概念正名，并揭示当代美学研究的政治转向问题。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乌托邦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还有再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由于受经典作家固有政治观点的影响，又在传播过程中进一步脱离了乌托邦原有的积极意义与理论价值，加之缺乏有理有据的文本深度研究与客观研究传统。而且，在乌托邦研究过程中，往往受到多种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代入式影响，造成总体性的研究思路略显单薄，专门领域内的研究也显得些许杂乱，旧有研究模式还在施加较为强大的阻力作用，通识性教材中的乌托邦概念仍被简单化处理，甚至专业文本也带有政治意味浓重的指认痕迹，这就使得乌托邦的澄清与证明工作还需加强。

二 乌托邦的理论脉络

涂尔干实证主义研究的逻辑，乌托邦研究的前提要件，是把乌托邦当成“物”对待。换言之，在他看来，当乌托邦大面积进入研究视野，研究领域范围的扩张，意味着乌托邦已下降为物，甚至成“物”状被分解。在乌托邦精神衰弱的时代，伴随人们思想的贫乏与理想的崩塌。对乌托邦的理论脉络的梳理，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重新归位，将乌托邦这种表征人的超验性存在的文化气脉延续下去。

国外关于乌托邦的研究由来已久，西方乌托邦思想史上的文本间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继承、演变、互文关系。一般可向前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乌托邦（Utopia）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原初乌托邦就有“美好”之意，由两个词ou（无）和topos（处所）相合而成，意思是指“没有的地方”（乌有之乡），或是美好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义两面。[10]乌托邦既指完美的理想社会形态或未来场景，也指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国度。“u”在另外一些场合又与希腊文的“eu”相联系，而“eu”又有好、完美的意义表达，经过此种词义的变换，“utopia”又有了另一种构型“eutopia”（优托邦），相合起来意指即完美、理想的地方。随着优托邦、敌托邦、异托邦、超托邦等与之相关联衍生新词的产生，乌托邦概念的语义越发具有了歧义与精细的悖逆性特征，既是超越现实的仰望境界，又在同时一脚扎根现实。[11]

关于乌托邦理论的源头，西方持有几种不同的立场。其中第一种观点，将柏拉图的《理想国》视作乌托邦思想的发端。柏拉图的《理想国》所设计的社会模式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社会建构体现了善与正义的结合体，在哲学王这一善的化身的带领下，不同社会阶层各司其职，且保持自身适当的美德界限。全体成员在走向理性与真理的同时，共同守护城邦的基本正义价值。柏拉图也由此作为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个描绘完美无缺的未来世界的人。他的《理想国》乃是第一个乌托邦或理想共和国”。[12]虽然这一未来理想的观念建构，在现实中不可能得以实现，很多的治理思路与具体措施也难以实际操作，但是在柏拉图的理论构架中，不排除此种模式存在于理念世界中，也就是存在于某种理性推理之中。柏拉图对国家政治制度作出深入思考，在反思寡头政治的缺陷之后加以无情批判，并总结了古希腊现实城邦制度的优劣，提出适合人类居住与永续发展的理想国度，这个以道德与善的纽带所维系的新型国度，才可以真正实现人类的荣光与幸福。第二种观点则将乌托邦思想的起源延伸至柏拉图之前的时代。“柏拉图肯定不是历史上第一个乌托邦思想家。”[13]有学者将《荷马史诗》作为乌托邦思想的起始点，或将整个西方“黄金时代”统统纳入乌托邦研究开端的时间线里，作为其思想蕴存的理论萌芽期。第三种观点将乌托邦思想追溯至公元前11世纪古希伯来文化之中，希伯来先知者的宗教理念，其所具有的精神核心即是乌托邦，在他们看来，人类有必要对现实社会这一不完美的世界加以有序改造，以摆脱现实世俗世界的束缚，从而最终进入彼岸世界这一完美理想境界之中。后两种立场在学界的认可度较弱，影响力远不如第一种。

进入中世纪，基督教哲学集大成者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也是对未来理想国家的典范描述。奥古斯丁的理想国度构架，是依托于基督教义对未来弥赛亚的论断，建基于全体成员有共同的基督教信仰，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社会统一体。这个社会统一体并非基于共同的利益或法律而联结在一起的，而是在上帝的指引下，人们通过精神上的救赎以达到理想国度的神圣性，以此在其中共享有真正的伟大与和平。直至近代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开始有了乌托邦一词的书面使用。乌托邦一词是英国人莫尔自行构造出的用语，这一用语的基本义即“不存在的地方”，成为乌托邦概念使用规范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乌托邦》以对话录的形式写作而成，然后再用拉丁文字加以出版，文本主要涉及莫尔与航海家拉斐尔之间的对话。莫尔通过借拉斐尔之口，指明了在航行中发现的乌托邦这一独特的国家构造，并对这一理想国度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分析解读，探讨了乌托邦理想国度的社会生活、制度规范与文化习俗等。这一文本既隐含了对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英国社会现状的批判与讽刺，又对未来社会蓝图带来美好憧憬。此后，凡涉及关乎此类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的文本，一般被习惯性视作乌托邦文本，而其中关于未来理想社会设计与运作的理念，很大程度上被指认为乌托邦思想。

16—17世纪，近代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此间出现了一大批乌托邦著作，进入空想社会主义早期阶段。代表作品有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温斯坦莱的《自由法》、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闵采尔的《论据充分的辩证词》、彼得曼勒斯的《乌托邦》、霍布斯的《利维坦》和哈林顿的《大洋国》等。这些作品大体采用文学性的表达方式，来对未来美好生活与世界图景进行描画，部分作品也带有某些哲学批判性思索。

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用意大利文写作，后又被译作拉丁文，他假借一个游历者的见闻，采取对话体的形式展开，对一种系统组织规划起来的新型社会进行刻画。他尽可能地希望所建构的社会制度不同于当时的西欧，是一个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的大同世界。《太阳城》勾勒了一幅空想社会的理想图景，但也直指私有制带来的种种弊病与罪恶，认识到私有制取消的积极意义，并渴望建立起没有压迫剥削的公有制度，为科学与文化的昌盛、为人类文明的充分发展提供物质保证与社会基础。太阳城内包含的一切，都经过了系统性的安排与规划。人与人之间不再是敌对关系，而是充盈着友爱与互助，甚至连快乐与荣誉等都被纳入公有行列之中，这种共产主义式的幸福生活取代了私欲的统治。《太阳城》初步创设的建立在精神道德基础之上的理想社会结晶，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后世空想社会主义者继续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

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中期发展阶段，较之以前带有了更强烈的理论色彩，进一步将乌托邦设想通过法律条文等规范性形式展示，乌托邦从文学幻想领域逐步朝理论的规范论证迈进。[14]这些乌托邦文本丝毫不回避其写作当下的社会问题，基本都明确的点明私有制作为社会万恶的根源，而且都试图从社会生活的不同面相，制定可以解决现存困难与惨状的社会方案。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生理缺陷可以使人成为无用的人”。[15]人的命运掌握在自身手中，通过废除私有制的统治这个唯一途径，才能达到属人世界的普遍幸福。弗朗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设计了一幅充满科学精神的科技乌托邦图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使得人们原有的生活条件得以显著改善，不仅提高了正常的睡眠、饮食等常规生活方式，甚至连生殖等生理功能都得以提升，死亡与痛苦都可在人工技术的操作之下得以消除，并且依托于先进科技，人们可以尽可能满足自己的喜好。这种动态的开放性的乌托邦生活方式，已不再将乌托邦简单描绘为静态的固化社会图景。原先，乌托邦传统早期的空间叙事，呈现出一种无我的生存处境，个体往往潜伏又消失于文本之中，而且有意无意地擦拭掉了内在的动态时间要素，提供的完美至极的静态进步社会空间，很大程度上从一开始就在拒绝进步。而随着乌托邦时间叙事的展开，再也无法在修辞之外的更广阔视野中拒绝社会变动性与历史可能性。但能够发现，理性启蒙的强化使得乌托邦思想家们有着返回到原初人类盛世的美好愿景，而达成的方式是靠高度的人类理性自觉，这种近代科学思维的态度，更多带来的是理性思维活动中的社会变革，乌托邦作为美好想象中的理想空间，不可能指引人们真正实现美好生活，实际的系统性变革并未实际发生。

随着西欧君主专制制度的逐渐崩溃，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崛起，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强力推翻法国君主专制统治，使得乌托邦思想家谋求革命性重建社会的方式与路径。他们始终秉持人性本善的理念，认为私有制这一带着血腥与罪恶的制度，才会使得人们陷入深渊不能自拔，需要通过革命原则指导下的革命行动铲除旧有制度的弊端，人类才能进入新的生活境界，在自然完善与完全理性的社会秩序里自我保存。哈林顿的《大洋共和国》，描画了一幅政治乌托邦的理想国度远景。殖民地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是美国仅有的三个英国殖民地，被规划为具有综合设计的乌托邦社会。该计划的核心是“土地平等”的概念，即平等分配土地，禁止通过购买或继承获得更多的土地，这是杰斐逊后来设想的约曼共和国早期政策。文本突出了政治权力的交代，认为其是随着经济权力出现才随之产生的，认为在有强大中产阶级的地方，民主制度才能显得稳定，而革命则是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离的结果。这种思想具有特殊的现代意义，甚至促成了直接促成美国麻省宪法中关于“轮流执政”的原则和“法律王国”，使得美国元老级缔造者创造了他们的理想主义社会设计原则。当然，即便乌托邦思想家的种种设计无法全部兑现，但诸如无记名投票设想、男女平等、人种改良、预防医学、教育平等，至今依旧在现代社会持续发生作用，不过这些社会设计往往带有浓重的平均主义气息，并渗透了明显的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元素。

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晚期发展阶段，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思想此时已较为成熟，除了对未来社会进行充分描述外，还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与政治实践之中。[16]这一思想观念的产生，是在资本主义两大对立阶级的矛盾显现之际，他们试图通过一定的社会改良或制度变革来完成对社会理想的构建，但这种社会构建模式由于缺乏历史总体性的思考与科学论证，被指认为包含空想性征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体系，并被一些学者直接译作乌托邦社会主义。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领袖的作品相继问世，成为近代乌托邦思想成熟的显著标志。圣西门在《论文学、哲学和实业》里，设计了一种实业制度为基础的未来社会。他主张推行实业制度，由实业家和学者管理社会。他提倡建立起财产公有制度，并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社会财产由实业家管理，实行有计划、有组织、普遍的劳动，并大力推崇劳动。而这种有计划组织起来的社会化生产，作为脱离旧社会痕迹的新生制度的显著特点。他十分强调未来社会的联合和协作，以改善贫苦阶级的生活条件，以致将实业制度也称为“协作制”。产品实行按需分配，这使他的实业制度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此外，他还著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体系》《实业家问答》等。

傅立叶的《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中，设计出一种“和谐社会”的未来理想社会模式，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和谐社会”所代替，主张消灭文明制度来建立起和谐制度，在这一新型社会中人民按性格组成协作社，即此制度下的基本组织单位“法朗吉”，遵循自愿与纪律原则进行生产与消费，进而消灭阶级对立、脑体差别、性别差别和城乡差别。傅立叶认为资产阶级制度是贫困与万恶之源，资本主义机器工厂是温和的人间地狱，资本主义是复活的奴隶制社会，且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经济危机。他还将人类历史分为蒙昧、宗法、野蛮、文明四个时期，而最后一个时期的所谓文明充满了虚伪性，认为这不过是社会历史的暂时阶段，其实就是在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他发现了单调机械式的劳动缺陷，认为工作本应发挥人的本能效应，遵循个体的实际需要与不同个性，应把握住工人相互竞争与爱好工艺的本能特征，提升其工作积极性与社会劳动效率，但他又不主张实行社会革命，而只是期待富人慷慨解囊。此外，他还著有《文明制度的批判》《论商业》等。

欧文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将其所处时代的重大社会改革与制度创新融汇到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建构之中，在历史上第一个明文促成劳动法与推动消费合作社的创设等。他设计了未来新型社会模式“劳动公社”，主张在劳动公社中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第一次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是改造资本主义的重要条件。他还主张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社会化大生产，提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认为未来社会是消灭了阶级的国家等，这些都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来源。他曾散尽家资在世界各地搞“公社”，但不幸均以失败告终。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走出了单纯构想的局限，通过小型的社会实验与活动尝试，不断唤醒民众对于改进现存社会的责任与兴致，通过各自的新型社会设计，详细阐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不合理性，同时指出了新制度构建的现实意义与历史紧迫性。此外他还著有《新社会观》《新道德世界书》等。

虽然宣告以《乌托邦》为显著标识的空想社会主义最终是没有出路的，没有成功造就一个成熟完善的现实乌托邦样态，但空想主义者为理想社会所设计的乌托邦蓝图，已不仅仅是幻想出来的“好地方”，还是大家心中希冀的“好时光”，带来的是某种意义上空间朝向时间的转换。在空想社会主义指引下，人们渴望在不断地积极尝试过程中期盼理想社会实验的成功，提供的这幅未来社会发展的构想图景依旧光彩夺目。空间形态的乌托邦设计所打造的社会模型，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是由静止的空间形式加以保障，而乌托邦内生的时间性，即社会进程的时间性包含的历史维度在无形中被取消，社会变革的时空辩证法失去了活力后变得单调。当然，在译介过程中广泛使用的 UtopianSocialism一词，在进入中文语境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语义转换，又作了意识形态化的处理，尤其是将乌托邦等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既有思维定式，不利于对乌托邦的学理性认识。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中提及“乌托邦”，将“乌托邦的”理解为不可能实现的，作为对日常语汇的借用附加在所要批判的概念之前，“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17]“乌托邦式的空想”在这里与改造世界的“实践性”活动，形成相对立的意义表达。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成为19世纪后半叶研究乌托邦的代表性作品，他对乌托邦特征的理解是基于科学与空想二元对立划分得出的，直接用“空想”对乌托邦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在他看来，乌托邦是空想的、是少数天才精英脑中的产物，不具备历史现实性，乌托邦的实际运用道路是盲目、虚幻的，是不能够被纳入社会历史发展的轨道中。而乌托邦作为一种不成熟的理论，将会在时代进步与现存社会弊端的揭露下，被替换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与成熟的理论精华。而空想与科学二元划分，作为是否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判定标准，实际上也是哲学阶级性与党性的生动体现。而这一评判标准在十月革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流派兴起之后越发的扩大化，成为识别、划分非马克思主义、前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等社会主义思想或实践的理论武器之一，以至于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又倒置运用这一二元对立的划分方式，过分抬高乌托邦作为批判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利器。英国小说家威尔斯借科幻小说的形式主张全球性的科技乌托邦，相信国家应该保障公民生活，认为人类生活有可能在本质上得以提升，但无法在现实世界获取这一意愿，不过仍致力于至善理念的终极追求。

20世纪的乌托邦研究越发走向成熟，直至70年代后，对乌托邦的研究进一步走向学科领域的多样化。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从概念关系比较的角度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加以考察，对二者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功能作用及类型等，作出了比较详细的探讨与区分，通过比较来凸显出乌托邦以不同以往的政治意义。他采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乌托邦心态”这一概念来激发乌托邦的超越性与批判性功能，并致力于对现存秩序进行批判，“只有那些具有超越现实的取向的心态才是乌托邦心态”。[18]他倾向于突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功能实现，这一相较而言新近形成的乌托邦形式，更能够凸显乌托邦的现实性功能。20世纪研究乌托邦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莫过于恩斯特·布洛赫，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乌托邦的系统性研究带有较为强烈的价值取向。他的希望哲学主要体现在《乌托邦精神》和《希望的原理》等文本中，对乌托邦做了学理深刻与视域广泛性的哲学阐释。“这里出现的乌托邦一词由托马斯·莫尔创造，但却不是一个在哲学上更为全面的乌托邦。”[19]他笔下的乌托邦，被作为人自身的存在方式，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内置动力，乌托邦被标记为人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即界定为乌托邦精神，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对更好未来的希望与期待，而内生为激励人不断进步与抗争的动力源泉，以填充思想冷漠年代的信仰匮乏。在他看来，乌托邦精神意味着人类对于未来历史可能性展开，意味着人对未来生活多维度的开拓性的创造，一旦失去乌托邦精神，人类社会将迷失前进方向，人的自我发展也变得停滞不前。此后，诸如马尔库塞、弗洛姆、列斐伏尔、詹姆逊、哈维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对乌托邦思想有过理论阐释。[20]

赫茨勒的《乌托邦思想史》，是20世纪最为典型的以编年体史形式研究乌托邦的文本。他标榜价值中立的写作原则，开篇就开始谋划了整个写作布局，然后按照历史演进的顺序对乌托邦问题加以梳理与分析，“拟对具有代表性的乌托邦思想做一次历史的抽样剖析……这是第一部对各种社会乌托邦进行无偏见的、系统的探讨的书”。[21]他试图乌托邦进行理论溯源，基于其本人的犹太文化背景，古希伯来的先知时期被归为缘起。然后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等，沿着历史发展顺序记述到英国科幻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等人描述的拟乌托邦这一现代社会理想为止，通篇梳理乌托邦思想发展轨迹，后面论及乌托邦思想的意义及局限性篇幅较短。他力求客观中立地对在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各类乌托邦思想进行总括式阐释。其所谓价值中立的乌托邦研究思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

神学家保罗·蒂里希在《政治希望》中，明确提出了乌托邦根植于人的自身存在的论断。他虽然是神学家的身份，但又主动将存在主义研究的人和基督教研究的神统一起来，并通过乌托邦这一代表“未来期望的范畴”，来缝合人的生存境遇与超越世俗的神性。他对乌托邦的两重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明确提出了乌托邦具有的真实性和不真实性、有效性和无效性、力量和软弱的特征，其中体现出的矛盾性，为转向研究乌托邦的消极意义埋下伏笔。而这三种特征又并存，共同作为一个整体序列，人们有效的平衡与把握乌托邦的内在关系，使得生成的乌托邦精神作为人的可能性，能将存在的一切方面向前发展推进。一旦乌托邦遗忘人的有限性，就可能会导致赞同乌托邦目标的乌托邦运动参与者们逐步走向自身的反面，从幻灭的乌托邦者变成对过去乌托邦经历的反对者，或是采取激进极端手法延缓乌托邦的幻灭，以致延续了乌托邦幻灭的现实化效果。乌托邦对其自身思想与行动构建意义的前期遗忘，会在特殊情形下转化为盲目的、极端的社会力量。

历史学家曼纽埃尔在1979年《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中，从编年叙事角度出发对乌托邦思想进行探讨，力求通过乌托邦文本来进行系统化创作，试图抽离掉对乌托邦功能、形式、内容等角度的探讨，而从人性论出发将乌托邦视为一种心智行为，并通过普遍存在的近似形式，在各种象征中加以表征。在他看来，“西方文明若没有乌托邦幻想，是无法长期存在的，个人没有梦想，也无法存活”。[22]于是，他们对西方历史上的乌托邦思想以时代顺序的七阶段展开分析，力求摆脱乌托邦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关系，纳入人类习性序列重新梳理其社会功能。克里珊·库玛的《近代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比较细致地归纳了西方传统的乌托邦理论，并对乌托邦研究的界限范围进行了界定，避免了乌托邦概念外延的宽泛而带来的研究不便。他认为乌托邦应当放置于西方现代性开端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唯一的乌托邦起源文艺复兴时代。在他那里，乌托邦被看作现代人必须的理想形式，作为一种纯现代观念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生长出来，世俗性与反宗教性作为鲜明的基础性特征。法国列维纳斯在《乌托邦的概念》一书中，对乌托邦概念进行了关于内容类、形式类、功能类的三重类型划分，并指出基于这三个角度来定义乌托邦颇显失当，这三种情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以分析性的分类方式，来探寻这一古老概念内部恒久的基础性动因，即一种对更好生活方式的欲求，这种多样化的分类方式使这一概念的多样性也有章可循，而不至于变得模糊。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乌托邦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这种对别处即尚未出现的社会憧憬，对于正确理解社会想象是不容或缺的，乌托邦象征打开的可能性的意愿视界，能够分离社会想象中的虚假性，将其从现存政治的扭曲策略中加以拯救，虽然乌托邦话语不完全表现出积极面，也不是所有乌托邦都是解放的，病理性征的乌托邦除了带来一种解放的断裂，还规划了与当下与过去完全割裂开来的静态未来，这种乌托邦话语提供了对当前权力遏制的借口，也在制造试图全盘改变生活世界的精神分裂话语。德国学者约恩·吕森指出，乌托邦是一种引导人们进行社会变革转型的指导性信念，能够及时释放出具有坚定方向感的激情。法国学者雷蒙德·鲁耶从心理学的角度，在布洛赫希望哲学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乌托邦精神，指出乌托邦是以与社会现实平行的一种可能性，来熏陶人类的心智。女性主义乌托邦也展露出与乌托邦的天然关联，通过超越父权中心为基础的现存秩序，急切的呼唤平等的政治诉求，以另类的话语来履行乌托邦的功能，以充分显现被现实体制所压抑的经验。女性主义的文本序列中，身体取代社会成为乌托邦想象的载体，身体解放作为摆脱现存秩序的别样未来冲动选择的借喻。

虽然上半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悲剧到战后重建、发达工业社会从高歌猛进到种种异化困境、欧美新社会运动从觉醒到最后失败等，无不表明乌托邦时代走向衰落凋敝，但哈贝马斯所言的乌托邦力量的穷竭背后，仍陆续有一批思想家在为乌托邦摇旗呐喊。不过“冷战”结束之后，乌托邦已成为反乌托邦主义者进行理论批判的有效工具，他们刻意将乌托邦概念的语义色彩下降为贬义，乌托邦沦为批判对象时的重要标签，一旦指任某一理论成果是一种乌托邦学说，就会受到更多攻击与批判，某一思想带有理想色彩似乎就成为可能会遭贬损的乌托邦文本。[23]如法国学者阿隆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时，就将其看作一种打着“历史真理”旗号的乌托邦，但他并未对乌托邦的类型作出认定，也没有解释清楚何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乌托邦，为何乌托邦无法成为某一历史真理。马克·里拉的《鲁莽的心灵》，批判了德里达解构政治思想中的正义观念，将其视作一种元乌托邦叙事加以理解。[24]他指出从表面上理解的德里达，是敢于向各种传统形而上学和乌托邦叙事挑战的思想家，能够手拿解构的利刃挥舞对抗，而实际上在骨子里，仍沿袭了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叙事理路。[25]俄罗斯学者亚力山大·彼得洛夫将乌托邦同当代全球化语境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在他看来，全球化作为社会语境，其神话化、标准化与统一化的知识基础，有着包含乌托邦成分的社会批评分析，具有准神话话语的去符码化理解方式。英国学者多伊恩·道森区分了神话、幻想和弥赛亚主义与政治乌托邦，认为后者更现实，而这恰恰是基于某种不可实现性。他在此基础上又对政治乌托邦主义作了低级乌托邦主义与高级乌托邦主义的区分，前者主要关注于乌托邦实践，兼及事态批评，重点是关于理想城邦国家的综合性设计，后者被称作古典乌托邦主义，重点是订立关于理想城邦的某一观念性规划，在现实无法最终实现，也不考虑照搬施行。

还有一批美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乌托邦进行研究，如古德温从方案论立场出发，指出乌托邦是某一美好社会中形成的关于一种好生活的详细设想。朱迪·史珂拉指认的是一种纯粹进行批判的乌托邦，认为乌托邦是一种关乎公众幸福最佳状态的方案，而这里的最佳是诸种方案相比较的产物。格雷戈里·克莱则将乌托邦与美好的传统意蕴指涉分离开来，认为其是一种人类行为的提升路径或与此行为路径相关联的设想，从行为论出发力图使得人类幸福提升到最大化或理想状态。随着信息技术革新下人与机器的融合，弗雷德·特纳为代表的学者试图用一种网络乌托邦来为构建全球社区作积极探索，希望数字乌托邦能够从精神层面克服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极大改变下，远离一贯浅薄的政治生命轮替。

而提出各种互不相容“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的推崇者们[26]，又把乌托邦归置于多元话语情境中，作为体现理想景观性质的开放进程。通过批判理论家们设想的第三条道路的现实路径，基于民主多元语境的理论框架，以求实现在乌托邦否定与歌颂之间的理性平衡，但这一想象可能性的客观界限与路径诉求的权威来源仍不够清晰。国外在如今已形成美国乌托邦学会、欧洲乌托邦研究会等专门性研究机构，出版了《Utopia Studies》等专刊来展示最新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领域侧重于乌托邦的社区探讨，甚至涉及具体社区某一制度层面的历史或实证研究。[27]这种类型的实践乌托邦在现实中局部性展现的生活实验，是社会秩序尚未具体化且实际发生着的预期形式。

美国华裔教授成中英则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将西方乌托邦的类型划分为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意义上的三大类。在他看来，乌托邦概念已远离现实，对乌托邦的追求往往会堕入一种无力情状之中，反而折射出社会现实的反乌托邦的力量，用儒道文化传统中的乌托邦因素来调和西方乌托邦的理论困境。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乌托邦，存在一定的争议。按照乌托邦概念的普适解释，乌托邦现象在中国也古已有之。“大同”社会、“小国寡民”、“桃花源”等一系列丰富的社会想象，已经明确提示着古代存在着中式乌托邦的理论渊源。近现代的诸多乌托邦理论所体现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近现代中国现代性启蒙，甚至推动了现代中国文化精神的确立，深深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变迁，整个历史文化走向与对民族的复兴、对社会大同的向往紧密连接。

中国的乌托邦从性质上，划分为乌托邦思想、文学想象和乌托邦实践这几个主要门类，形成带有东方特色的乌托邦现象。各西方流派的乌托邦思想引进国内后，形成了面向过去与面向未来的叠加效应，在近代思想启蒙的舞动下，进一步推进了近现代乌托邦的广泛传播，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孕育的乌托邦精神冲动，成为20世纪当代中国乌托邦的思想与实践高潮，乌托邦与现代性在不断的交锋与对峙中，推动了国内现代化与文明化进程。在中国古代这一以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的传统社会，乌托邦思想往往主要侧重于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可以看作对史前史一定程度上的歌颂与美化，而这种通过赞美先前社会历史的路径，又是一种典型想象式涂抹，人们以此来缅怀人类逝去的“黄金时代”，并在此基础上与残酷的现实进行对照。

中国古代乌托邦思想的发端，自儒家大同思想、道家的“小国寡民”与“逍遥论”就已开始。古代的大同思想在《礼记·礼运》之初，体现的是对“天下为公”这一史前大同社会的美好回望，而后大同思想又逐渐展开为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式构划或是实践性操作方案，可大体将之分为六个类型。[28]这种古代的大同乌托邦情结带有明显的世俗意味，带着浓烈的现世色彩与人间性特征，它不仅充满人世的关怀，还指向世俗生活的规划，带有一定的政治伦理实践色彩。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坚守儒家乌托邦理念，以孔子所在的生活年代为基点，将春秋十二公的历史划分为传闻、所闻和所见三个等级，从乌托邦的时间性维度入手设计未来社会的历史演进。东汉学者何休对春秋三世说加以概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进化学说，指出人类社会顺次由不同时期构成，整个社会发展终将处于至善的高度文明的状态之中，依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逻辑进程展开，这既是一种对社会演进发展的形上描述，又是一种对美好社会想象的理想价值取向。这种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追求，已不在停留在文学描述中，而已经有了初步的历史哲学思考，涉及“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夷夏之分”“内外之别”等具体社会设计思路。而道家的乌托邦自由传统则带有更为突出的超脱色彩与出世性，渴望构造出一个自由自觉的通达自然。

至此，乌托邦思想在中国的发端，都无一例外把未来理想社会的建构建基于现世，而不是如西方宗教那样，通过塑造一个超自然的精神实体来完成超验世界的构建。可以说，在具体的言说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不可否认二者在思维和价值层面的融通与相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入世与经世往往界限是模糊游移的，一经产生就会自觉摆脱物理边界，从现实素材转化为四海升平、天下一家的无界想象形式。除了带有鲜明政治取向的乌托邦设想，还有一种乌托邦依托泛劳动与义务劳动的原则进行集体勾画，以现实直接的方式展开群体性劳动想象。

当代乌托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复原或重建了莫尔构造“utopia”的原始双关词义中的美好蕴意。而在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乌托邦的美好意蕴被有意遮蔽、消解，或忽略不计。随着乌托邦概念的涵盖范围与适用领域展开，反而将其内涵进行矮化处理，乌托邦被等同于空想、虚无等。某一特定时期所构建的乌托邦理论或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程度不周延性的有限叙事机制。新时期的乌托邦研究更应致力于树立问题意识，解决其“是什么”与“为什么”，而不是完全比照重复莫尔意义上的内涵框架。人们在阐发乌托邦文本时错误的解读，或在修辞意义上不断泛化其内容，突破其严格的施用界限。而当代乌托邦思想家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回归文本、回归语境，在展开乌托邦言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话语模式，不再谋求抽象单一界定，而是从历史语境出发，重新将失落的部分捡拾起来，将遮蔽处澄清开来，还乌托邦以本来的完整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