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历史上的王朝

这部分内容有点敏感，也不再“冒险”评论关于图西人起源的理论。是的，图西人来自大湖地区以外的地方，原本可能属于完全不同的种族。当然，图西人肯定不是起源于中国西藏或古埃及。图西人的体貌特征说明他们可能起源于库希特人（Cushitic），也就是说，图西人起源于非洲之角的某个地方，或许是埃塞俄比亚南部。那里的奥罗莫人向来四处迁徙，敢于冒险。如果有人曾经在埃塞俄比亚南部住过，那么他仅凭图西人体貌特征就足以做出判断。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经年累月观察所得的各种结论颇有分量，并非毫无根据。[43]但是，从理性的角度说，我们所能接受的事实也就到此为止。图西人起源于其他地方，也不意味着图西人具有“优越性”。再说，图西人究竟有什么样的优越性？奥罗莫人也只是没有首领的游牧民族而已。19世纪，奥罗莫人成为阿比西尼亚（Abyssinian）文化的一部分，但奥罗莫人并没有发展出君主制度。[44]持有“种族优越论”的理论家往往忽视了德拉热尔等人的观点，而德拉热尔等人对卢旺达社会的认识早已成为“经典”表述。德拉热尔认为，卢旺达君主制度是在胡图人中间且是在当地逐渐发展出来的。非洲大湖地区有好几个王国，布干达等王国的民族之间完全没有体貌上的差异，而且非洲大湖地区还有大量胡图族小君主。虽然许多胡图族小君主被卢旺达中央王廷吞并了，但也有好几个胡图人王国在卢旺达中央王廷的边缘地带一直存续至20世纪。德拉热尔曾对卢旺达中央王廷的“征服”如此讥讽道：“先辈们已经征服了一切。后来者似乎觉得，除了躺在床上睡大觉，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了。”[45]

抛开图西人起源不论，关于卢旺达历史上的王朝，其主要问题是尼金亚王朝（Banyinginya）统治下王国的持续扩张政策。卢旺达王国内部有许多小领地。[46]正如古希腊的情况：山区、沿海平原、岛屿使得古希腊支离破碎，形成许多小城邦。卢旺达也一样，零零碎碎的山区、河谷地区也产生了数百个德拉热尔所说的“小王国”（toparchies）。18世纪某个时期，其中的一个“小王国”，位于中央地区、穆哈齐湖（Lake Muhazi）附近的布甘扎（Buganza）王国开启了统一大业。起先，布甘扎征服了位于中纬度地区的恩杜加（Nduga），随后，又征服了东部低地，包括恩多鲁瓦（Ndorwa）、穆塔拉（Mutara）、吉萨卡（Gisaka）、布盖塞拉（Bugesera），最终使了更大力气征服了西部高地。至少在初期，扩张行动都不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历经两个世纪的“征服”之后，布甘扎王国的疆土只相当于今天的比利时。即便如此，这一扩张结果也并非是在短时间内取得的。扩张行动几乎就是社会自然发展的副产品。战争成为家常便饭，成为当地人普遍接受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就国王与臣民关系而言，战争几乎只具有仪式功能。

然而，扩张行动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也会伴随大量问题。[47]君权神授意味着，王国除了需要应对实际统治必然带来的问题之外，还需要向征服地的臣民灌输一种半神秘化的政教观念。这也就意味着要统一社会规范（乌布哈克制度、酋长任命方式），抛弃过去那种只是象征性把土地合并起来的做法、固有且僵化的世界观。在那种世界观里，卢杨贡贝住在北部寒冷的维龙加火山群一带，恶魔住在吉塞尼附近的尼拉贡戈（Nyiragongo）火山，尼亚巴隆戈河（Nyabarongo）把王国划分为两个不同文化区，而且特定人群不能跨过尼亚巴隆戈河，小国王都有自己特定的统治称号。卢旺达位于这个世界的中央，每座山都在国王的战略计划之中。[48]抵达卢旺达后，欧洲人着迷于根据既有文化观念来重建这个世界的危险事业，这或许是因为欧洲人熟悉这样的历程，只是卢旺达的方式不同于欧洲罢了。但是，欧洲人后来也认识到卢旺达扩张政策所潜含的各种问题和缺陷。

卢旺达扩张政策，虽然侧重于微妙的平衡，但也有好几个缺陷，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国王的权力并没有均衡地拓展到整个“卢旺达”。卢旺达有好几个胡图人公国（principalities），尤其是在卢旺达的北部、西北部、西南部。直到19世纪，这几个胡图人公国都不承认中央王廷的权威。欧洲人到来后，“卢旺达”得到欧洲人的帮助，这才吞并了部分胡图人公国：1918年，卢旺达吞并了基巴里（Kibari）；1920年，布希鲁（Bushiru）开始“图西化”；1931年，卢旺达接管了布孔亚（Bukonya）。随着政治权威向边远公国的拓展，卢旺达国王的统治性质和形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央集权程度提高，国王在政治上也更加乾纲独断。[49]

这种变化得到了欧洲殖民者的认可和支持，也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已骤然转变，完全不同于19世纪早期乃至19世纪90年代的情况：第一，中央王廷的政治统治更加深入地方。地方狭隘主义式微，更别提反抗斗争（主要反抗图西族酋长），王国似乎越来越像是一个全方位平稳发展的“现代国家”；[50]第二，在中央王廷“压制图西族主要集团之间的派系斗争（其激烈程度有时甚至会危及集团的生死存亡）”[51]之后，国王及其家族巩固、强化了政治统治；第三，正是中央王廷和地方当局都强化了统治，王廷这才得以吞并了续存下来的胡图人公国；第四，随着政治统治的强化，原来的个人依附关系（有人称之为“封建制”[52]，但并不恰当）发生了变化，其实卢旺达就是自此才越来越“封建化”的。

这一转变过程也是“封地制度”（igikingi）不断推广的过程。“封地”是国王或图西世系“授予”受庇护人的土地。从理论上说，“封地”是用于放牧的，但实际的“正当用途”（“封地”或变为世袭财产，[53]或在乌布孔德制度中变为氏族公共财产）取决于土地的类型。事实上，这些“封地”常常成为农业用地。乌布哈克制度也变得极不公平。引入乌布雷特瓦劳役制度后，统治阶层开始强征劳力，因此与“封地”相关的土地契约不断增多。所有事项，一环套一环，相辅相成，只不过一切都是被缓慢推进的。这些举措也是恩杜加/布甘扎压迫政策的主要表现形式，边远地区的人对此怨声载道。[54]那些逐渐被征服的胡图小王公，其封号几乎就是“反叛”（rebel）的代名词。[55]在中央王廷于18世纪已经征服但尚未实现完全控制的地区，包括布盖塞拉、吉萨卡、穆巴里（Mubari）、恩多鲁瓦、穆塔拉，“封地”制度和乌布哈克制度原本较为温和，但19世纪70年代后变得更加苛刻。这一分化后来导致卢旺达爆发极端暴力行为，要理解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关键之处在于我们需要明白，所谓分化其实是央地关系问题，而不是图西人和胡图人的分化问题。国王原先的绝大多数地方代理人是图西人，而晚近时期“统治”下的“受害者”既有胡图人，也有图西人，而且谁不是受害者、谁是受害者主要是由地理位置的远近决定的。[56]更重要的是，图西人和胡图人的身份并不像许多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不易转变，国王把许多人纳入上层贵族，使之成为新秩序的拥护者。要理解1860—1931年卢旺达所发生的、直接促进卢旺达现代社会诞生[57]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所带来的棘手问题，我们就须把上述进程牢记在心。

封地制度的推广，强化了统治阶层对社会中下阶层的压迫，也强化了社会上层和底层的族群情感。国王和酋长忽视最贫困的阶层（主要是特瓦人、胡图人，以及少数图西人），并认为中产阶层（主要是胡图人和图西人）满足于现状，有些胡图人、特瓦人也可以进入统治集团，而统治集团主要是图西精英，或有能力，或有财富，或有不错的出身进而可以发挥其血亲联系的潜力。为了获得新封地，许多人须要“图西化”，很多著述者称之为“贵族化”。这一表述模糊了少数地位较高的图西世系和普通图西人的差异…… 但是，“贵族化”阻止了一个独特的胡图酋长阶层的形成，否则这个阶层原本有可能成为王宫与普通大众之间享有特权的中介人。[58]

当然，“贵族化”也会带来一个问题：胡图人（占人口大多数）将无法进入新的王廷统治阶层。胡图人地位原本低下，但在心理上还会因为一些补偿而获得平衡（inferiority-balanced-by-complementarity）。随着新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强化，胡图人已经沦为农村准无产者。到19世纪末，卢旺达绝大部分人口（不只是所有的胡图族农民）不得不靠出卖劳力为生：第一，需要履行社会义务；第二，沦为殖民统治下可出售的商品。[59]以此论之，19世纪末卢旺达国家、社会的发展与殖民地时期的进一步变革，一脉相承。[60]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回答克劳丁·维达尔（Claudine Vidal）的疑问了：

仅在两代人之内，一种单纯的社会对立就转变为刻骨的种族仇恨，而且超越了我们想象的极限，却又为卢旺达社会所广泛接受。对此，我们如何解释？[61]

为了更好地理解19世纪末卢旺达传统社会的变迁，我们应该接着讨论殖民统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