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

——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赵普光

一 “起点焦虑”、“命名焦虑”及“漏斗型文学史”

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特别热衷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和命名，笔者称之为“起点焦虑”和“命名焦虑”。这种焦虑，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中，是很少见的。如关于起点就聚讼纷纭，有1919年、1917年、1915年、1898年、1892年、1901年、1912年等。这么多的界分方法，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根据，有自己的理由。关于命名的论争，也有很多说法，如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新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等。

第二个现象是“漏斗型的文学史”。我们发现，从中国古代文学史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再到当代文学史，随着文学史历程的递嬗，著史者所描述的范围在逐渐缩小，总体呈现出越来越窄的Ⅴ字形。笔者称之为“漏斗型的文学史”。这一现象表现在文体类型上，尤其明显。中国古代文学史在入史对象的选择上基本是持传统的大文学的概念。到了民国初期，当时的新文学研究者视野依然很宽，近于大文学观。1949年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现代文学史著，眼光日趋狭窄。以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文学史研究上我们就出现了两种标准：对古代文学史，我们采取的是泛文学的标准，凡属文章，不论文学非文学，我们都收进去；对现代文学，我们采取的是较为狭义的文学的标准，只收文学作品。这样一来，从古代到现代，我们的文学史在逻辑上便衔接不起来。”[40]

“起点焦虑症”“命名焦虑症”的表现与“漏斗型文学史”的形成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细细想来，它们之间的关系甚大。这两个现象表征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遭遇的尴尬与危机。正因为如此，突破既定的1917年或1919年的起点，挣脱“漏斗型文学史”的束缚，就成了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和增长的原动力。

但是大多数研究者的思路依然是：将新文学研究范围拓展扩容，将起点无限上溯，都还是在一个所谓现代性的阐释框架内，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确立就是因为其与中国古代文学不同的“现代性”和新质。然而问题在于：因为强调这种新质，才会将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文学现象抛于现代文学研究视野之外。换句话说，也正是因为一直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新质”，及其与古代文学的断裂，才会导致漏斗型文学史的出现。

可见，在对“新文学”的新质和现代性的确认的前提下，研究者不断修补（如旧体文学、通俗文学是否入史等讨论），尴尬依然越来越多，原本纷乱的文学史写作，无法摆脱自相矛盾的泥潭。中国现代文学的矛盾与尴尬，并没有因为起点不断位移、研究不断扩容而解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其实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们的一个“紧箍咒”，研究者们再努力挖掘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史料，拓展文学史范围，但是终还跳不出“如来佛祖的手”。

二 “断裂”的冲动与“现代”的局限

文学史起点与命名，关涉的是文学史观的问题，隐含着著史者和研究者对文学历史的价值评判与观念选择。标准不同，入史的选择就大不相同。中国现代文学以1917年或1919年为起点的认定，与对某一支文学的强化和经典化有着直接关系。比如，1917年为起点，必然将新文学作品作为唯一的历史存在；1919年为起点，（左翼）革命文学自然是文学史主角。用新文学史命名，就不可能给旧体文学以合法性地位。用现代文学命名，就意味着对所谓“非现代”文学的排斥。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之初，为确立自己的合法性，“断裂”成为其首要的策略。现代文学之“现代”、新文学之“新”，都折射出断裂的冲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意味着一种先入为主概念先行的文学史书写。其先行的概念是“现代”，而不是“文学”和“中国”。而“现代”本身是模糊的、混沌的，也是流动的、变动不居的。所以，模糊的现代就给后来的文学史书写者为自己认同的某些文学、思潮、现象书写，排斥其他文学、现象、思潮，提供了可能。

具有天然“合法性”的“现代”，就成为五四之后渐入主流的新文学家们塑造自己历史、确立合法性的护身符。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大系”的出现，其实就暗含着为“五四”之后崛起的新文学家确立合法地位的努力。“大系”的文学史形塑，影响甚巨，以后的文学史写作几乎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修改损益的。“大系”的参与者们急于展示新文学的创作实绩，其背后本身就意味着当时除了新文学之外，还有其他的更具主流地位的文学存在。如果说他们的行动本身情有可原，那么后来的著史者如果还完全在这个框架内书写，就过于偏颇了。因为大系建构的本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当代的文学史书写者往往轻易地从空洞的“现代”观念出发书写历史，失却了对鲜活真实的历史的敏感，无法对真实的文学历史进行全景描绘。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文学史更是窄化到了极端。所以，以往的现代文学史书写，从来不是纯粹的文学史，不是完整的文学史，大都是某一部分文学的历史。这样的文学史写得越多，并不意味着离真实的文学历史、文化历史就越近。

如何突破已有的狭隘文学史书写？一些学者提出了所谓的“大文学史观”[41]。而大文学史的形成和大文学史观的建立，基础在于“大文学观”的建立。建立大文学史观，除了纵向的梳理外，还应该有横向的融通。建立大文学观，就要挣脱“现代”牢笼，突破现有的狭隘的“新文学”观。因为前述危机产生的首要原因在于，这些努力依然是在“现代文学”的命名和前提之下展开，缺乏一种高度整合性和巨大包容性的名称去涵盖清王朝完结之后的整个文学的历史。所以，重新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为这段文学历史确立一个整合性和包容性令人满意的命名，成为解决现代文学研究危机和尴尬的首先面对的问题。

三 “1912说”与“民国文学史”的提出

文学的发展是渐变的，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不存在完全彻底的割裂。用精确的某一年为起点、用某一篇文章的发表作为起点、某一部小说的出版作为起点、某一本杂志的创刊作为起点、某一次学生运动作为起点，都带有极强烈的主观性，说到底都是一种假设，不存在一个全新的与此前完全无关的文学突然出现。所以，这些划分，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同时亦有其明显的局限[42]。然而，因为有了文学史，有了文学史课程和教材，文学史的建构中，命名的确定、起点的确立就不可回避（除非真的取消了文学史写作，但目前来看，还不可能）。既然如此，那么，怎样使命名和起点的确定更符合实际，更具操作性，能够最大程度上涵盖某段文学史的全貌和整体，恐怕才是著史者首先要考虑的。

就目前的诸种方案看，将纵向（历时的和历史的）和横向（政治语境的、地域的、文化的）打通融合，两方面兼顾最合理、最切合实际的方案，恐怕还是将这段文学史命名为“民国文学史”。“民国文学史”一旦确立，1912年的民国元年自然就成为起点。

民国文学史，其实是民初很多学者的提法，对此丁帆先生曾有详细的考证和例举[43]。如果说民初这些学者对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运用还不具有学科的自觉意识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有学者开始尝试用“民国文学史”的概念来为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新命名，这一实践则具有清醒的学科自觉与历史自觉[44]。在当代学者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论述中，大多还止于对此概念的根据和理由论证的层面。而丁帆先生《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他的几点补充意见》一文，则深入了对民国文学史的构成，民国文学史与共和国文学史、大陆与台湾及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等如何划分和整合等的层面的系统建构[45]。关于这一构想，笔者想补充指出两点。

第一，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其意义还在于促使著史者和研究者向平常心态回落，少一些“断裂”的冲动[46]。因为常识还告诉我们，当一味地“标新立异”的时候，暴露的恰恰是另一种不自信。

第二，五四及其后的文学史，不应该只是“新文学”的历史，而应该是文学发展全貌的高度概括和历史整合。打个比方，如果将民初以来的文学史比作一棵大树，很多中国现代文学史，取景的本来就是半棵树，是树的局部，那么无论在枝蔓上如何费尽心思地增删，也还原不了文学史的真实图景，只有先取全景，然后再做宏观和微观的远近调焦，如此才是客观的、大致不失文学史完整轮廓的做法。正如丁帆先生呼吁的：“民国文学史是民国一代的文学史……我们必须正视新与旧、雅与俗并存的问题……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并且可以打扫地基，给历史上被遮蔽的、被扭曲的各种面相一个清楚的展示与定位。”[47]

至此，我们发现，历史兜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现代文学研究界，为何“穷折腾”？掌握文学史型塑权力的人，都在努力为这段文学历史寻找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优越性。于是，我们发现，在拼命追寻新质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迷障。“命名的焦虑”背后，暗藏的是一种合法性的焦虑、优越性的焦虑（进化论曾经为此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原来“折腾”的原因在于“现代”的迷失。

在现代的迷失中，随着文学史事实的不断扩容，研究出现了“研究者几乎把所有的目光凝眸定格在文学史的边缘史料发掘和一些原来不居中心的作家作品翻案工作上”[48]的偏向。因为长期以来文学史书写和研究的狭隘化，自然导致一部分学者试图去挖掘被遗落的文学现象。结果之一，人们虽然逐渐意识到比如旧体诗词、通俗文学、大量的小报文字等，也是民国以来中国文学的真实存在，但是每当扩容之际，我们又不得不绞尽脑汁地寻找其所谓“旧体”文学的“现代”性质。也就是说，文学史事实的不断被发现，现代文学史的不断重写，这些都是以“现代”之名进行的。最终往往导致“文学”之实与“现代”之名的对冲不断地加剧。另一个结果，是不断增加的量，致使文学史越写越厚。对此，有学者提出文学史写作应该用减法，而不是用加法的倡导[49]。如果能够确立一个具有巨大包容性的文学史命名，用一个宏阔的视野和高度凝练和恒定的标准来写史，文学史才有望写薄。如果突破和超越所谓“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狭隘的“现代”）、“新文学史”，直面中国文学的事实，用“民国文学”断代命名，就不必要纠缠于入史选择的对象是否具有所谓的“现代”特质，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将所有文学写作现象统而观之，如此才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因为“打补丁”的话，只会使得厚度增加。而用一种新的文学观重造，才可能有新的拣选提炼，使文学史写薄，才能根本上解决名、实对冲的矛盾。

民国文学史，或许不见得是最优的选择，却是目前为止最符合实际的选择。以政体的变更为文学史命名，可以避免争论不休的所谓“新”与“旧”的纠缠、“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混沌，从而使那个时期的文学都可以放在统一的平台进行综合考量、提炼和选择，如此，入史的文学才可能具有代表性、全面性，也才可能比较接近文学史的真实。

四 民国文学史与大文学史观的建构

在热议的民国文学研究理路中，有并不完全一致的提法，影响最大的是“民国文学史”“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概念。同样在民国文学（史）的大方向上，三个概念的立场和维度不尽相同。民国文学史是基于文学史著的书写和文学史的建构，是对以往现代文学史的重新命名，而后两个概念是在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命名的前提下，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方法的新思路[50]。

同样是明确倡导“国民文学史”的概念，丁帆先生与张福贵先生的着眼点似也有异趣。张福贵先生更着眼于民国的“时间性”[51]，用民国文学史的概念，是为了解决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纠缠，更好地将二者切割。而丁帆先生更强调民国文学与共和国文学的关联，试图从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中，去发掘共和国文学史应然的某些机制和品格，从而力图确立一个自1912年开启的长远和宏阔的中国新文学史，以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丁帆先生的思考，其着力之处，还不仅仅在于提出“民国文学（史）”的概念，而是通过1912年起点的确定，通过“民国文学史”的建构，开启一个贯通的整体的中国新文学史。这一“中国新文学史”，并非对以往的“新文学史”的重复，亦非简单的颠覆，而是试图全新的建构。以往的新文学史，更多的只是“新文学”的历史，只是集中于白话文学和新文学家的历史。而贯通的整体的“中国新文学史”，是“新”的文学史，著史者从此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更加宏大的立场和层面，通观中国文学史自1912年之后发展变迁并一直流向未来的总趋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丁帆先生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和大文学史观的建立，其意义是将民国元年之后的所有文学进行重新的整合，以期建立一个新的大文学史。如果此设想可以实现的话，为以后正在展开的未来的中国文学史“命名焦虑”“起点焦虑”“漏斗型文学史”以及名、实矛盾对冲等问题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在进行著史实践了，丁帆先生新版的《中国新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即是重要的尝试。[52]

民国文学史概念自被从学科重建的角度提出之后，引起了论争。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众。而这聚讼纷纭中，有学者的立场值得注意：既意识到民国文学命名的学理和学科意义，但又依循固有的现代文学研究思维的惯性，矛盾之中显得颇为犹豫不决，议论也更显谨慎一些。比如周维东先生曾就民国文学史的可操作性提出了质疑：“在我看来，‘民国文学史’预设的很多优势其实并不存在，学界对它的热捧和期待颇有‘病不择医’的味道。从理想的角度，‘民国文学史’似乎避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存在的诸多困扰，但如果回到文学史研究实践，很多问题并没有真正避免。譬如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何面对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文言文学’和‘旧体诗词’的问题，表面上看这是‘要不要入史’，在本质上却是‘能不能入史’、‘怎样入史’，更直白地讲，是有没有一套评价体系能够同时将‘通俗文学’/‘严肃文学’、‘白话文学’/‘文言文学’、‘新诗’/‘旧诗’囊括其中，打破它们的芥蒂和隔膜。这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类似的努力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曾经有过，早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就力图将金庸的作品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为此撰文阐述金庸作品的‘现代性’。虽然严先生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金庸成功地从一位‘通俗小说家’跻身到‘严肃小说家’的行列中，但他并没有改变文学史‘列席’人员的尴尬：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无论怎么讲，都无法与鲁迅、巴金、茅盾的小说的‘现代精神’等同起来。”[53]周维东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代表了很多学者的顾虑。但是从实际上看，周文这段话还是笔者前文所指出的研究思路：依然是用所谓的“现代性”的维度来衡量一个时期的文学事实，具有强烈的排斥性。

这就关涉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文学史是什么？在笔者看来，文学史就是某一阶段文学发展的历史。如果著史者不能够用客观中性的立场，对某一阶段的所有文学现象进行全面的掌握，而只是简单地确定一个所谓的新或者旧、现代或者非现代的立场去看待文学史，那他观察的文学历史肯定是不全面的，写出来的文学史必然是残缺的。我以为现在的治中国现代文学者，很多人的立场还是过于偏袒所谓的“新文学”，而对其他的文学类型还是存在着傲慢与偏见。

其实，对于周维东先生所提出的新旧、雅俗等文学具体如何整合的问题，我认同丁帆先生提出的用人性的、历史的、审美的维度作为入史的标准去衡量文学作品。事实上，人性、审美才是文学之为文学的特质。因为，文学无论新旧，只有优劣！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更长时段的视野，用超越性的价值体系和文学观念，去俯瞰文学发展的长河，方可避免前述“现代性”的纠缠、新旧的争论，也避免了因枝节的修补而导致的文学史越写越厚的弊端。而且不过分纠缠于“现代”“新旧”，才能使人性的、历史的、审美的维度得以实现。如采用人性的、审美的标准，我们就不会武断地认为，新文学是人性的，旧文学就一定是非人性的，现代文学是审美的，前现代的文学就必然是非审美的。

我们知道，学术研究的突破常常与研究角度的选择、转换与更新有关，研究角度的更新是有意义的，然而更有意义的，不仅在于角度的更新，还在于高度的提升。角度的选择，还只是在一个平面上量的增加，而高度的提升，则是根本的质的转变，意味着层次、境界的提升。有了统摄性的理念和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再来俯瞰研究对象，更为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可以打开模糊混沌的现代性的限制，超越新旧之争，将著史者的视野空前打开，研究视野由狭到博，如此才能使文学史构建由博返约。

总之，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的局面，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这是一直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建构和研究中的悖论。而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丁帆先生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使还原真正的文学史成为可能。当然，可能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实性，应然性也并不意味着实然性。归根结底，如何在具体著史和研究中接近和还原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文学史存在，这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同人接下来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原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