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考古界黄埔四期

风沙依旧在呼啸,一路无话,又花差不多的时间,四人才从故宫返回西郊北大燕园。

返回北大,苏亦也没法闲着。

考古教研室这边,苏秉崎跟宿柏两位先生还在文史楼办公室等着他们回去汇报结果。

听说回去要见宿柏先生,许婉韵赶紧溜号,看来,师门众多弟子,都对严厉的宿先生心生阴影啊!

这个时候,苏亦不忘了提醒,“师姐,不要忘了,两棵松树!”

他比较含蓄,不好意思再强调“从此静窗闻细韵,琴声长伴读书人”。

许婉韵倒是没耍赖,而是采用拖字诀,“等你文章刊登出来再说。”

他俩的对话,让俞伟朝跟陈文骅一脸懵比。

“啥松树?”

陈文骅脑洞大开,“苏亦老弟,应该是借助鲁迅先生的两株枣树来抒发此时此刻的心情吧。”

噗嗤!

许婉韵绷不住了。

离开的时候,笑得肚子都抽筋!

苏亦也只能朝着陈文骅竖起大拇指,说不定鲁迅先生当年写两株枣树的时候,就是从唐代诗人李群玉创作的《书院小二松》获得灵感呢!

北大考古教研室的大本营,就是文史楼。

这是50年代,北大从沙滩红楼迁到燕园之时,扩建的建筑物。

灰色的清水砖墙体,简化的檐部装饰,教学楼采用歇山和庑殿顶,宿舍楼则采用硬山顶。

一楼是教室,二楼分东西两边,五十年代作为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办公室和教研室,三楼是图书馆阅览室。

文史楼,也因此而得名。

只不过,从六十年末开始,历史系搬到静园二院办公,而中文系则搬到对门的五院。

于是,现在的文史楼,就成为考古教研室的地盘了。

回到文史楼,发现两位主任都不在,跟办公室的老师打听,得知宿柏先生去上课了,而苏秉崎先生则去系里开会,还嘱咐他们三人回来,就先在办公室等着。

实际上,此刻,办公室除了一位行政人员之外,其他老师都不在,都有课。

于是,三人就进入里面,见到办公室空荡荡的,就先坐着闲聊。

对于文史楼,陈文骅最为好奇,打量四周之后感慨:“一直听说,北大的文史楼珍藏着国内最专业最权威的考古文献资料,今日终于有机会来文史楼参观了。”

这个时候,俞伟朝提议道:“要不,咱们先到三楼的阅览室参观一下?”

陈文骅很心动,却还是摇了摇头,他们现在等人,不合适离开二楼的办公室。

他只好感慨道:“50年代,全国文物系统在北大搞培训班的时候,我应该报名才对。这样,我也算是有机会到北大读书了!”

他口中的培训班,实际上,就是考古学史著名的考古界“黄埔四期”,是建国初期,国家在考古人才严重断层的情况之下,为了配合基本建设,文物局、考古所、北大联合举办的52-56年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当时留在大陆的文物考古界知名学者几乎都参与了授课。

后世,有学者称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救火行动,同时也成为一场文化的盘宴,后来的学生再也无此殊荣。

苏亦听到这话,就笑起来了,“老陈,你别开玩笑了,你是厦大历史系的高材生。一毕业,就被分配到江西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已经算是考古文博系统少有的专业人才,哪里还需要过来北大参加培训班。”

话虽如此,但考古学界,谁人能不向往北大考古专业呢!

这里群星璀璨,大师云集!

可能触发了对往事的回忆,俞伟朝也说:“当年的培训班,就是应急用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了156个重点工程在全国铺开,各地大搞基建,地上地下的文物都需要保护。

然而,当年全国搞考古,搞文物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几个人并非说笑,民国考古界的主力都随同史语所赴台,其中就包括李济先生。

人才不够,咋办?

于是,就搞出一个速成的短期培训班。

这样一来,分歧就来了!

夏鼐先生觉得考古学是科学,不可能在短期内培养那么多符合考古学要求的专业人才。当时的郑振铎先生觉得就算不能培养专业人才,搞出来一些懂技术的人才也行。

毕竟,考古是系统的,有技术问题,比如要学绘画、懂测绘、会照相。在发掘的时候要懂得怎么把这些有用的知识记录下来。

所谓的“黄埔四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这个时候,俞伟朝笑起来,说:“当时全国高校院系大合并,我们博物馆专修科,一部分转入考古专业,我跟其他三个同学一起参加了第一期培训班。教的东西确实很杂,啥都教,啥都要学,当时我们还在沙滩红楼,第二届以后才搬过来燕园这边。”

说到这里,他感慨道:“其实我跟老陈一样,都是稀里糊涂进入考古这一行。当时,夏先生不主张建博物馆学系。他觉得在外国,博物馆里的专家都是考古的,因此,他主张搞一个考古学科,所以我们专修科被取消。”

俞伟朝说的是实话,当年,教育部来函,建议将博物馆专修科置于历史系内。北大筹委会历史核心组认为设在考古专业下面合适。同时建议将文研所古器物整理室划归历史系,与其考古组合并组成考古专业。

对于这一段历史,陈文骅不甚了解,有些好奇:“俞老师,原来你当年在北大一开始就读的是博物馆专修科啊!”

“是的,当年系主任还是韩寿萱先生呢。

我们专修科当时有三个组,科技组、历史组、美术组,科技组的人比较少,被分配到植物系,剩下历史组跟美术组就被分入历史系。

我以前是属于美术组,一开始,我的心愿是跟沈从文先生到历史博物馆去研究美术史。因为我们博物馆专修科成立之后,沈先生过来给我们讲美术史方面的东西。”

听到这话,苏亦笑了,要是俞伟朝真的跟沈从文先生去历博搞美术史,最终估计还是要走上考古这条不归路。

因为后来沈从文先生的助手王丽蓉,从事的就是纺织考古的工作。

不仅如此,甚至俞伟朝的心愿也算达成一半,后来,苏先生退休,他在北大考古系跟宿先生意见相左,最终只能离开北大,成为历史博物馆的馆长。

估计,今天说这话的时候,俞伟朝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未来有一天会离开北大去历博吧!

今天,俞伟朝谈兴正浓。

说到这里,他望着苏亦笑了。

“从这里面看来,其实,我们博物馆专修科跟考古确实很有缘。当年有人被分到植物系,这不,苏亦这小子,现今就能利用到植物学的知识来做考古研究了!”

听到这话,三人都笑起来了。

“所以,我们跟他不一样,没有一开始就坚定从事考古研究,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我们是命运的随从,他则是命运的主宰。”

所以,俞伟朝的说法,也不算错,他俩都是命运的随从。

其实,他们这一代人,大部分人干考古这一行,都是被迫选择。

苏亦望着这两位,也是在感慨万千,一位后世的历博馆长,一位后世的“中国农业考古学之父”,他们都在感慨命运的无常。

不说他俩,就算是共和国考古事业的领导者夏鼐先生,何尝不是如此呢。

最后,苏亦说道:“我听说,夏鼐先生,也跟两位老师一样,当年他在清华读书,更喜欢社会科学和近现代史。结果,他本想到美国学社会经济史,听说没名额,所以报考古,后来知道有,后悔莫及。但夏鼐先生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当时不情愿,然而却成就更大的路,他因祸得福,命运造就了这位中国考古的一代宗师。两位老师未来也一定会在考古事业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听完他这话,两人哑然失笑。

“好家伙,你都把我们跟夏鼐先生相提并论了,你还真敢说。”

“有啥的,安主任都把我跟思永先生相提并论了呢!”

“那是人家安主任在说客套话!”

“哈哈哈哈,那就当安主任对我的美好祝福吧,我跟两位老师共勉!”

就在三人说笑间,办公室的门,终于被推开了。

人未至,声先到。

“都在说啥呢,这么开心?”

率先说话的是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年刚七旬的白发老者,身材高大,声音洪亮,中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