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车在傍晚挤进深圳的车流时，雅婷正把额头抵在车窗上。霓虹灯在玻璃上流淌，高楼大厦像倒悬的山峰，车灯连成金色的河，漫过她映在窗上的倒影——那是比镇上路灯亮千百倍的光，却让她想起山村里稀落的煤油灯，总在暮色里给晚归的人留一扇暖窗。
长途车站像被摇晃的蜂巢，南腔北调的话撞得人耳膜发疼。巧玲的表舅举着写有“玩具厂”的纸牌，带她们穿过汗味与汽油味混杂的通道。顶楼宿舍的铁架床吱呀作响，吊扇转起来时，床板上“想家”“加油”的刻痕在阴影里忽明忽暗，像谁藏在时光里的叹息。雅婷把母亲塞的千层底放在枕边，闻见淡淡的艾草味，混着隔壁床大姐的发油香，在闷热的夜里飘成一条细线。
清晨五点半，闹钟像催命的山雀。车间的塑料味呛得人嗓子发紧，雅婷坐在缝纫机前，看玩具熊的塑料眼睛在传送带上排队经过——她要把它们缝在固定位置，三厘米间距，针脚必须整齐。带班组长的红指甲敲在铁皮柜上：“想多拿钱就踩快点，流水线上不养闲人。”第一个月工资条上的“800元”让巧玲数了三遍：“寄回家给爹娘买袋化肥，剩下的够买双新胶鞋了。”桂芳却盯着“水电费扣150”的字样发呆，指甲在纸角掐出月牙印。
午休时蹲在食堂角落，冬瓜汤的热气模糊了眼镜。邻桌大姐说的“断指”故事让桂芳的筷子掉进碗里，叮当一声惊飞梁上的麻雀。周末逛夜市，铁皮棚子下的头绳在风里晃成彩色的蝶，巧玲舔着冰棍说“咱村要是这么热闹就好了”，话没说完，几个骑摩托的女孩掠过，亮片发卡在路灯下闪得像家乡溪水里的鱼鳞——只是那溪水现在远在群山之后，流不进这霓虹闪烁的夜。
深秋的傍晚，雅婷趴在宿舍走廊的栏杆上写信。笔尖在牛皮纸上沙沙游走，远处货柜车的汽笛声惊散了电线上的麻雀，也惊醒了记忆里的打谷场：父亲扬起的谷粒在夕阳里闪闪发光，弟弟追着稻草跑，鞋跟踩着晒硬的田泥。她低头看看信上写的“厂里伙食好，住的地方不漏雨”，突然发现深圳的月亮悬在楼缝间，像块被霓虹灯染粉的糍粑，远不如山村里的月亮，能把整条田埂照成银色的缎带。
冬至那天，父亲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工厂铁门后。他棉袄上的柴油味盖过了山核桃的香，蛇皮袋里的千层底还带着母亲的体温。“你娘整夜梦见你被车撞，”父亲鬓角的白霜比家乡的雪还刺眼，弯腰时背驼得像张旧弓，“田里的牛卖了，换了你弟的学费。”照片里弟弟举着满分试卷，笔尖闪着雅婷寄的红钢笔的光——而父亲脚上的解放鞋，补丁摞着补丁，鞋底薄得能看见脚趾的轮廓。
除夕夜，八人间的宿舍挤着三个姑娘。电视里的春晚在粤语和普通话间跳台，巧玲把从夜市买的瓜子摆成小山：“等咱攒够钱，在村口开个小卖部，摆台大彩电，让全村人来看。”桂芳突然把脸埋进被子，闷闷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想家的火塘，烤红薯的皮一剥就冒热气。”雅婷望着对面写字楼的灯光，密得像撒了把碎星星，却想起山村里的除夕夜，全家人围着火塘，火星子蹦上房梁，母亲的白发在火光里比星星还亮。
开春的风带着潮气，新来的湖南组长教她们调整缝纫机的踏脚：“干满三年，就能坐办公室吹空调。”雅婷摸着玩具熊僵硬的塑料眼睛，发现有的针脚歪成八字，像在哭；有的密得看不出缝隙，像在笑。她想起母亲用旧衣襟缝的布熊，鼻子是颗歪扭的纽扣，却总在她梦里眨眼睛——不像这些标准化的玩具，眼睛再端正，摸起来都是冷冰冰的。
五月的暴雨来得突然，巧玲从诊所回来时脸色比床单还白。顶楼楼梯间的风灌进领口，她把试纸撕成碎片，看它们飘向黑暗的楼道：“夜市遇见的男孩说在电子厂，可我连他工牌都没见过。”碎片像家乡的蒲公英，被风卷着不知落向何处。桂芳抱着膝盖说：“等小卖部开起来，咱把货架摆得跟夜市似的，雪花膏要放在最亮的地方。”雅婷望着她们被路灯拉长的影子，突然觉得她们就像这城市里的蒲公英，种子落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落地前，还能互相挨着，在风里摇晃。
台风过境那晚，铁皮屋顶被砸得咚咚响。雅婷缩在被子里数秒针，听着楼下保安驱赶流浪汉的呵斥声，想起山村里的暴雨会漫过田埂，却不会有这样的争吵。天亮后推开窗，天空蓝得能滴出水，远处货柜车正往码头驶去，集装箱上的“TO USA”在阳光下白得刺眼。她不知道自己缝的玩具熊会漂向哪个国度，只知道手中的质检报告越来越厚，姐妹们的梦想越来越具体——就像此刻落在窗台的阳光，虽然刺眼，却真真实实地照着她们正在书写的，关于异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