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认识风险传播场

一　关于风险传播

对风险的专门性、较大规模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1979年，美国成立了科技评估和风险分析组，并于1982年召开了一系列有关风险评估和分析的会议，这些会议的记录和论文被结集出版，成为风险评估领域的第一本标准教材。1980年成立风险分析学会（SRA），并于1981年开始出版刊物《风险分析》，成为风险研究领域的旗舰，该刊物聚焦于三个主题：风险感知、风险可接受性、风险沟通/传播（risk communication），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86年风险沟通（亦翻译为“风险传播”）作为研究中心时刻的到来。[47]也许是巧合，这一年也正好是贝克的《风险社会》面世的一年。

作为传播学的一个术语，风险传播是对英语词汇risk communication的翻译，在不少时候也有学者或将其译成“风险沟通”，目的是为了更突出沟通主体的参与性以及信息或观点的互动性。实际上，“传播”（communication）同样是表示主体之间通过媒介传递信息、交流意义的互动过程，“风险传播”与“风险沟通”并无实质性的差别。由于本研究更多是基于对媒介的思考，故采用“风险传播”这一概念。

关于风险传播的概念，国内外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48]，其中Mccomas对风险传播定义在西方学者中具有较高的代表性：风险传播可以被广泛地理解为个人、群体和组织之间反复进行的，一种关于风险的评估、特征和管理的信息交换。[49]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文章的学科特点，本研究将风险传播定义为：

风险传播是以大众媒介为主要载体的，在个人、群体和组织等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对风险实施定义、预警、监测、再现、管理和加工的信息沟通和交换。

在风险传播正式提出之前，危机传播是国内外研究的重点，并已有较多成果，比如鲁尼格（James Ecruing，1984）提出了“卓越理论”，斯蒂芬·芬克（Steven Fink，1986）提出了“阶段分析理论”，威廉·彼德（William Benoit，1995）提出了“形象战略理论”，史密斯·巴兰德（Thomas Birkland，1997）在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焦点事件理论”，库姆斯（Coombs，2004）等提出了“情景危机传播理论”。

随着风险社会理论逐渐深入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范畴，风险话语正以显著上升的频率出现于媒介中，Furedi以英国报业（UK newspapers）为例，比较了从1994年到2000年媒体对风险的关注次数：从1994年的2037次迅速飙升到2000年的18003次，在短短六年时间“风险”的出现次数翻了6倍（见表1）。[50]

在此情况下，国内外把“风险传播”作为研究的新起点。如同风险和危机、突发事件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和时间上的继承关系一样，国外传播学者普遍认为，风险传播和危机传播在本质上是共通的。

国内研究如：《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郑保卫，《新闻记者》2010年第8期）、《风险社会与媒介化社会背景下的危机传播机制创新——以2008年“5·12”地震为个案》（杨魁，《科学经济社会》2009年第4期）、《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公共危机传播研究》（周素珍，《新闻知识》2009年第12期）、《化危为机：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史安斌，《绿叶》2009年第8期）、《风险社会危机传播困境之分析》（陈岳芬，《暨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风险社会危机信息的传播博弈》（陈岳芬，《当代传播》2009年第3期）、《危机传播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李明德，《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研究》（连永兴，《东南传播》2007年第7期）等。

国外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将风险沟通分为保护沟通、共识沟通和危机沟通三类。另有学者认为风险沟通涵盖了危机的三个阶段：危机前——告知风险的相关知识，危机时期——告知风险的回避，危机后——新的风险认知的形成，重点是危机前的预防。Reynolds等指出：“危机传播是风险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二者都要包含能引起公众特殊反应的公共信息产品。”[51]Wrench也说：“风险传播是一项新的研究，当有许多工作需要开展。”[52]

首先，应定位风险传播的所指。联系上文说的风险、危机和突发事件之间在性质上的一致性，本研究的风险传播也是一个较为开放的概念，它包括风险报道、危机传播、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灾难报道等多种指向。风险报道、危机传播和突发事件报道等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都可作为风险传播研究的参考路径。

其次，应使用恰当的研究方法。风险传播涉及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在这方面，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切入点。

二　关于场域

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一个关键词。该概念来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他对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以及对韦伯社会学的解读。“布尔迪厄最先把这个概念运用于对法国的知识界与艺术界的时候，是把它作为一种工具，以唤起人们对于支配这邪恶文化世界的特定利益的关注。”[53]在布尔迪厄看来，一个分化的社会，不是由一套共享的文化、各种系统功能或者一个大一统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整体，而是诸多不同的，具有自身运动规律和表现形态的相对自主的场域的聚合。所谓场域，即为实践空间，场域的效果在此空间中得以发挥。布尔迪厄认为：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 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special 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外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54]

可见，场是商品、知识、服务或社会地位以及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的领域，是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在场域的空间里，行动者按照各自在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进行争夺，以改变或者维护该空间的范围或者形式。这些场域包括：法律场、政治场、经济场、文化艺术场和新闻场等。每个场域都围绕“他律（heteronomy）极”和“自主（autonomy）极”之间的斗争和动态性的平衡而建立和发展，其中，“他律极”代表经济和政治为主的资本，是场域的外力，“自主极”代表艺术、科学等文化符号资本，是场域的内在推动力。

场域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每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的价值观和调控原则，以此来界定特定的社会建构的空间；各场域彼此相对独立、平行而又相互渗透和交换。场域的相对自主性原则导致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赋予内在分析以优先性。布尔迪厄认为，外部的影响总是被转译为场域的内在逻辑，外部影响来源总是以场域的结构与动力作为中介。”[55]

场域具有同构性。布尔迪厄根据“结构与功能的同构性”来分析相对自主的场域之间的关系，他将这种同构性称之为“差异中的相似”。“在场域发展出同型的特征——诸如统治位置与被统治位置、排除策略与侵占策略、再生产机制与变迁机制等——的意义上，不同的场域具有同构性。”[56]以教育为例，布尔迪厄认为学校通过将不平等的文化资本分配合法化，以此来实施另一种将社会阶级关系加以再生产的潜在功能。他在《区隔》中描述了巴黎剧场场景与阶级分层的同构性：不同的巴黎剧场的观众的社会期待特征与作者的表演、作品以及戏院业务的特征完全一致。在《国家精英》中他发现，权力场域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法律场域和社会阶级场域之间都存在一种结构上的同构性。简言之，在不同场域中，个体与群体的位置的同构性表明：在一个场域中位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往往在别的场域中也同样处于从属地位。

和场域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是习性（habitus）[57]和资本。

（一）习性

布尔迪厄指出：“为了使场域能够有效运作，在场域中活动的行动者必须具有适当的习性以便使他们能够并愿意在特定场域中投资。”[58]进入场域的行动者都具有各自的习性，习性这一概念在布尔迪厄的不同文章中有不同表述，但他更经常性地使用的定义是：

习性是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倾向于使被结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发挥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的功能，也就是说，发挥产生与组织实践与表述的原理的作用，这些实践与表述在客观上能够与其结果相适应，但同时又不以有意识的目标谋划为前提，也不以掌握达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操作手段为前提。[59]

如果将这一概念简化分析，习性是“各种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60]。它具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它是一套系统。第二，它是被结构的结构，意思是习性是行动者过去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经历等的反映和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结构”。第三，它是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意思是习性作为一种“结构”，一旦形成就成为生成性“母体”，具有创造性和对未来的想象力，而这种习性往往也是集体属性的体现，它是“集体的个人化，或者是经由社会化而获致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由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习性里彼此交融和渗透，因此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虚拟的‘积淀状况’（sedimented situation），它寄居在身体内部，听候人们将它重新激发出来”[61]。第四，习性它是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它和实践紧密相连，是“无意识的内化的结果”[62]，既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也是创新的行为理论。这一概念类似于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和赛尔的“行动中的意向”，但是前者主要从人类学意义强调不变的因素，习性则更强调历史性建构的生成性母体：它“是含混与模糊的同义词，作为一种生成性的自发性，它在与变动不居的各种情境的即时遭遇中得以确定自身，并遵循一种实践逻辑”[63]，可见，和场域一样，习性概念是从关系性出发，强调习性在社会空间中与其他因素的互动中所具有的变迁性。

（二）资本

布尔迪厄认为，个体与群体凭借各种文化的、符号的、社会的资源维持或改进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当资源成为斗争的对象并发挥‘社会权力关系’作用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资本的形式。”[64]因此，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不同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马克思认为资本是榨取剩余价值或原始积累动力的剥削，布尔迪厄并不区分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类型，他把资本看成是以它们所体现的劳动量的差别为出发点的权力关系。一方面，他将资本的概念扩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不管是物质的、文化的、符号的还是社会的。另一方面，布尔迪厄将场域比作游戏，认为：卷入游戏的游戏者都有不同的牌，正如牌的大小随不同的游戏而变化，不同的资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符号的等资本）的等级大小也随场域的变化而变化，资本的价值取决于特定游戏的存在，取决于使该资本能得以发挥作用的特定场域的存在。改变资本的分布和价值，也就是改变该场域的结构。为此，游戏者彼此竞争，以确立对在场域中发挥效用的资本的垄断。总之，场域中的行动者在不同条件下以不同方式利用资本积累策略、投资策略以及各种资本的转化策略，来维护或提升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由此而来的资本的不断变迁，使场域具有历史性的动态变化和调适能力。

三　关于风险传播场

认识新闻场是认识风险传播场的前提。

新闻场是社会空间中一个重要的场域，根据媒介场域研究者的方法，可以将新闻场域定位在其最为直接的环境中：文化生产场域——这是一个各色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家进行符号创作的场域。该场域也是权力场域的一个部分，它处于包罗社会各阶级的“统治极”中。但是随着经济资本支配文化资本的历史状态，该场域必然被在社会中更具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场域和政治场域所控制。[65]

“风险传播场”，这一概念是本研究根据布尔迪厄新闻场概念提出的。新闻场是个开放性的概念，不仅包含狭义的新闻信息，也泛指所有围绕媒体而展开的信息的生产、流动和控制的场域。每个场都包含着下层的子场，从这个意义说，风险传播场属于新闻场域之下的一个子系统或亚场域。根据前文对风险和风险传播的定义，本研究将风险传播场定义为：

所谓风险传播场就是对风险实施定义、预警、监测、再现、管理和加工的信息沟通和交换的媒介场域。

风险传播场它遵循其特有的运动规律：风险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是政府、媒介、利益团体、受众以及意识形态、道德规范等各种力量在场域内共同运动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过程中，风险传播呈现出各种形态和运动的轨迹。

风险传播场作为新闻场域/媒介场域之下的子系统，有不同的组成方式和成分，或者说它也包含不同的子系统、亚场域：（1）从风险传播的行动主体来说，由政府、记者、公众、专家、利益团体等构成；（2）从传播方式来说，由网络、电视、报纸、广播等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构成；（3）从信息类别而言，由主流媒体信息、民间信息、新媒体信息甚至各种流言、谣言构成。场内成分的分类有多种，但是都遵循一个规律：所有入场者携带各自的资本，都位于自主极和他律极的一个位置，并因为不同的站位而在场内发挥不同的作用。

风险传播之所以在不同的环境中表现各异，是因为风险传播场域的特殊生产机制，场域中有诸多关系复杂的行动者，不同场域不同行动者都具有不同的习性，这些行动者和习性以及多种资本的不同作用构成的信息生产机制决定了风险传播是否传播、如何传播。这些生产机制作为一套信息把关系统，从媒介内部而言，是媒介的人员素质、媒介常规、组织文化等因素的重要反映；从媒介外部而言，是媒介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制度因素的重要反映。媒介这些内外的生产机制及层层把关，共同构成媒介在风险传播中的生产规律，媒介在信息生产中总是受制于这些规律，并形成相对固定的传播“习性”，这种规律和习性使得媒介总会重复以往的报道模式，而不会过多重视社会的批评之声。

只有在清楚了风险传播场的生产机制和中国风险传播场的主要特点后，我们才能对中国语境下的风险传播对症下药。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的风险传播场域是怎样的生产机制和把关机制？尽管这种机制是多重因素的综合，但是可以分出几个主要因素予以辨析：从场域自律极而言，中国媒体人员的素质（习性）究竟如何？从场域他律极而言，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会对风险传播产生怎样的影响？公众对风险的感知究竟如何？公众在风险传播中对各类媒体的使用如何？信任度如何？

洞悉媒介在风险传播场中的信息生产机制及中国风险传播场域基本要素的实际状况，目的是为媒介在风险传播中的不足找到病理，提供对症下药的基础。这就构成了第三个问题：对于中国，媒介该“如何”在风险传播中“生产”信息，有效实现“社会公器”作用，使得风险事件能化险为夷，实现国家、公众和媒体的多赢？这些都是本研究力求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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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陈岳芬：《风险社会的文化特征与媒体功能之实现》，《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9期。

[3]［英］迈克尔·雷吉斯特、朱蒂·拉尔金：《风险问题与危机管理》，谢新洲、王宇、鲁秋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43页。

[4]牛文元：《社会物理学与中国社会稳定预警机制系统》，《中国科学院院刊》2001年第1期。

[5]Lynn T.Drennan，Environment and Society，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2，p.75.

[6]Lynn T.Drennan ＆Allan McConnell，Risk and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p.2.

[7]［德］奥尔特温·雷恩、［澳］伯内德·罗尔曼编：《跨文化的风险感知：经验研究的总结》，赵延东、张虎彪译，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8]［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9]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10]赵志立：《危机传播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11]［美］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等译，中信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12]Steven Venette，“Risk as an Inherent Element in the Study of Crisis Communication”，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Vol.73，No.3，2008，p.198.

[13]刘刚：《危机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4]Barbara Reynolds ＆Matthew W.Seeger，“Crisis and Emergency Risk Communication as an Integrative Model”，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0，No.1，2005，pp.43—55.

[15]Robert L.Heath ＆H.Dan O’hair eds.，Handbook of Risk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New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9.

[16]［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②　薛晓源、周占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17]［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18]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3页。

[19]［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20]［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189页。

[21]马凌：《新闻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定位》，《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22]苏国勋：《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23]［英］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24]［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5]同上书，第29—30页。

[26]［英］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27]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272页。

[28]邓伟志：《关于社会风险预警机制问题的思考》，《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

[29]［英］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玛丽·道格拉斯与威尔德韦斯认为，感知和构建风险的社团群落中的大多数是社会边缘人士，并且认为这些社团群落之所以处于社会边缘，是因为国家的核心制度未能将他们融入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的主流。联系到中国实际，本书认为这种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是他们的“风险被认知”/构建的观点对我们思考风险社会特点不无裨益。

[30]［英］芭芭拉·亚当、［德］乌尔里希·贝克、［英］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赵延东、马缨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3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3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33]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34]这里借用本雅明1936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来说明某个阶段媒介的真实性。在19世纪，机械复制技术主要指石版印刷术、摄影术以及声音复制技术。

[35]［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36]曾庆香：《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

[37]内爆概念是鲍德里亚从麦克卢汉那里借用而来的，立足于技术决定论的麦克卢汉以此来说明：电力时代的人类的意识能超越时空，地球村使得人类交往日益密切，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是不可忽视的部分。而鲍德里亚则清空了内爆初始意义，并将其与外爆对举，外爆是一种技术化和机制化的现代性过程，表现为商品生产、领土疆域以及社会领域的扩张，而内爆则是符号在自身游戏中的爆炸扩张，内爆的表现是消除所有的界限、地域和差异。可见，鲍德里亚对内爆的阐述，更多是对媒介的一种反思。

[38]人工智能复制时代，是学者约斯特·房·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虚拟风险》（对本雅明的名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的标题的模仿）中提出的概念，具体参见［英］芭芭拉·亚当、［德］乌尔里希·贝克、［英］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赵延东、马缨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39]也称“团体动力学”，最早在文献中使用群体动力学这一术语的，是其创始人卢因。群体是指非正式组织，群体动力学借用物理学中的力学理论说明：人们一旦结成一定的群体，就是一个像电场、磁场一样动态的过程。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范围有：群体规范、群体压力、群体士气、群体凝聚力、群体冲突等。群体动力学的研究宗旨是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比如，团体中成员的行为变化主要受团体规范的影响。

[40]章志光：《社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41]［英］罗杰·迪金森、［英］拉马斯瓦米·哈里德拉纳斯、［英］奥尔加·林耐编：《受众研究读本》，单波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42]捷思与偏误取向研究是由心理学家特维尔斯基（Amos Tversky）与昆鲁瑟（Daniel Kahneman）在70年代首先提出的，根据捷思的观点，人类的日常推理活动不可能像统计学家那样，进行严谨而耗费心力的周密的逻辑性演算，而是使用一些简便而通常有效的捷思法。风险学家认为，捷思法对人类的风险认知具有明显的影响力。对此，他们用可获得性思维和可获得性偏见来进行描述。他们认为，可获得性思维对于人类在对风险尤其是自然灾害风险的认知过程中易产生的一些偏差性、错误性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斯洛维奇指出：“人类使用洪灾信息的能力常常因其对经验的依赖而受到限制，……在预测未来潜在的洪灾时，个体常常以近期的经验为依据，做出简单化的推断，把未来视为过去的一面镜子。”（参见保罗·斯洛维奇编《风险的感知》，赵延东、林垚、冯欣等译，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7页。）可获得性偏见意味着任何加深风险的因素，比如近期接触的场面逼真的影视内容都可以大幅度提升人们所预计的风险。早期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引起上万人的集体恐慌，2009年的灾难片《2012》，播出后国外一些观众开始相信影片中的故事，他们纷纷登录各大网站留言，谴责NASA隐瞒第十大行星Nibiru即将与地球相撞的真相。NASA被迫公开声明称，2012年12月21日不是世界末日，呼吁观众切勿沉迷电影（国际在线http://gb.cri.cn/27824/2009/11/10/2585s2672920.htm）。

[43]［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6页。

[44]［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45]同上书，第243页。

[46]［英］芭芭拉·亚当、［德］乌尔里希·贝克、［英］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赵延东、马缨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47]［英］谢尔顿·克里姆斯基、［英］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7页。

[48]“风险传播”的国内研究起步较晚，2005年汕头大学的蔡启恩教授在《国际新闻界》第3期首次提出“风险传播”这一概念。目前，国内形成了多种研究路径，但是在国外普遍运用的心理感知研究和定量研究方面，显得薄弱。

[49]Katherine A.Mccomas，“Defining Moment in Risk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6—2005”，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1，No.1，2006，p.76.

[50]Frank Furedi，Culture of Fear：Risk -taking and the Morality of low Exception，New York：Continnum，2000，p.xii.

[51]Barbara Reynolds ＆Matthew W.Seeger，“Crisis and Emergency Risk Communication as an Integrative Model”，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0，No.1，2005，p.45.

[52]Jason S.Wrench，“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Risk Knowledge on Risk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Vol.24，Nol.1，2007，p.64.

[53]［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5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

[55]［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56]［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57]habitus，该词是一个积淀了西方文化厚重历史的范畴，最早在中世纪作为拉丁文词汇被用于人文科学中，原意是“生存的方式”，后来衍生为“体格”、“性格”、“禀性”、“性情”等含义，意指一个有生命的人的体态和性情状态。国内对habitus有几种译法，如“惯习”、“习惯”、“习气”、“生存心态”、“习性”等，本书采用最常用的“习性”之意。

[58]［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59]同上书，第116—117页。

[60]［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61]同上书，第23页。

[62]［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

[6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64]［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65]［法］罗德尼·本森：《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韩纲译，《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