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

我上小学较早。1962年我不足六周岁，当时下村镇只有一所高小（1-6年级）就设在河东村。学校学生很多，老师也不少，我能回忆起来的大概有七、八位。学校设有教工食堂，还有学生食堂。有炊事员还有司务长。司务长是大南庄村人，年轻时样子很帅，人很精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长治还见过他一面，印象在长治市什么工厂工作。他当司务长期间想找一个本村人当炊事员，我大伯是个手艺人，会织布会做饭，农村不论谁家办大事，婚丧嫁娶、修房盖屋都要请他去做饭。大伯被选中到学校做饭，给我带来福音。那时三年自然灾害还没有完全结束，农村普遍闹饥荒吃不饱。大伯在学校做饭时常想着我这个侄儿，没有什么好吃的，炒菜之后剩下的白菜根（土话叫白菜疙瘩）清水煮一煮恶甜恶甜，吃上也能充饥。多少年之后我还试着让母亲给煮了一个，尝了一口简直难以下咽。真是“饥了不择糟糠，吃饱酒肉不香”。有时学校改善生活，大伯还偷偷给我几个小试笼旦（蒸馍时为试碱而蒸的比红果大不了多少的小馒头），有的碱多发黄吃着发苦，有的碱少发白吃着发酸。就这几个小玩意儿还常常引起不少孩子的觊觎。现在说这些话后人可能感到发笑，但在饥饿的年代，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因为有大伯在学校做饭，我常在学校玩，许多老师都认识我。我个子虽小，但人很精灵，招人喜欢。我很想早点上学，大伯也鼓励我上学。就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我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小书包，脖子上挎着由绳子拴着的小石板，小时候家里穷，不是哪一个家穷，是普遍穷，是社会落后。买不起纸笔，就用石板，石笔写字（石板是本地泥土烧的，石笔是用硷矸石捏成的）。在大伯的引荐下，开始了学生生活，出操上课，放学回家。对这段历史回想起来我觉得很美好。

小学时我学习很用功，大概从二年级开始就是班干部，每天管喊队（也就是领队）唱歌打拍指挥，其实根本不懂音乐，也就是双手放之胸前，随节拍挥动而已。我还说过快板，那时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老师编个快板，每句长短差不多，押韵顺口，好记好说。小学生背下来在操场上为社员表演。男男女女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围成一个大圈子，我在中间来回走动，每说完一句挥动一下小手，转身再说下一句，循环往复，直至说完。这些形式尽管很单调，既不化妆，也不需要舞台布景，谈不上什么艺术，没多大乐趣，但这是那种年代农村老百姓苦中求乐的一种形式。村里的大人们对我另眼相看，说我口才好，长大有出息。我年年都是好学生，经常领个小奖状，领个几分钱的小本本或铅笔，虽说不值几个钱，但这也是一种殊荣，是那个年代的骄傲，爸爸妈妈也为此感到自豪。

小学上了四年，高小搬到了公社所在地下村，河东学校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学，只有四个年级四个班。小学时我的作文写得较好，字写得也不错。曾经代表河东学校到公社参加展览。所写作文被作为范文贴在教室墙上。同学们看着都很羡慕。

这些成绩的取得，除老师的教育外还应当归功于我母亲。我母亲新中国成立前上过几年私塾，识得不少字，一般的书籍她都能看懂，还能写信。她常常教我看书、写字，给我讲故事，对我启发很大。现在经过几次汉字改革，简化字她反而认识的少了。老年之后母亲经常让我给她找繁体字印刷的书籍，借以消愁解闷。母亲的知书达理，启蒙教育使我终生受用。我在母亲的帮助下，小学期间就看过许多小人书。那时的小人书几分钱一本，过年领的压岁钱，赶会（那时没有赶集一说，每年有几个古庙会）父母给几毛钱零花钱，我几乎全部用于买小人书。上大学走之前在老家的楼上保存了一纸箱小人书，至少有上百本。可惜后来被弟弟妹妹不知弄哪去了。《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书都是在小学期间读过的。我印象《西游记》好理解，《三国演义》不好理解。我能不落章节地给村里人讲《西游记》，时间一长不仅锻炼了我的口才，而且还提高了我在同龄人中的威望。可以说从小学开始我对书的深爱就根植于心田，一生痴爱不减。参加工作以后的几十年，搬家很多次，许多东西都事过境迁被处理掉了，唯有我买过的看过的书一直伴着我。

1964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公社卫生院检查说是肺结核，需要注射油制西林（链霉素），那时农村医疗条件极差，缺医少药，链霉素价格昂贵，家里穷无钱买药。在家等了几天，结果引起高烧不退，几近昏迷，公社卫生院让进城去看。当时正值冬季，天上下着大雪，地上结着薄冰，天寒地冻，既无钱又无车，父母为此着了急。母亲哭着对父亲说，孩子是您的骨血，也是我的连心肉，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眼看着孩子就这样拉倒。父亲当时找了几个朋友绑了一副担架，准备第二天抬我进城看病。父母说这些话我听得一清二楚，躺在被窝里泪水止不住的往外流。这几句话对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好在苍天有眼，此情此景感动了上帝，也许是大哭以后体内内分泌改变，释放了什么有益的分泌物，消除了体内的毒素，也许是我命不该绝。当天夜里体温有所下降，第二天体温恢复正常。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说不必进城了，留在家里继续观察。真是穷人的孩子命大，我没有进城去看病，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在家休息了不到一周就正常上学了。（当然，那时的医疗水平很低，也有诊断错误的可能。以后几十年多次检查从没有人说我得过什么结核。）

1965年我九岁时已上三年级，当时班主任姓王，叫王桃园。我上小学时他大概还没有结婚，见人很腼腆爱脸红，他的语文水平很高，常写一些小诗在本地报纸刊物发表，教书也很认真。王老师家庭成分不好，那时唯成份论，他做事谨慎小心。我因为是班干部，深受王老师的喜欢，他很相信我，也很器重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件令人难以启齿、羞于提及、终生难忘，对我教育最深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王老师让我到他宿舍帮他取衣服，无意中我摸到口袋里有钱，大约有三、四元，那时当教师的工资很低，每月就是二十几元，在那种物资极其匮乏，金钱欲望极强的时代，我下意识的就把这几元钱装到了自己的小口袋儿里。当天，王老师发现钱不见了，我是第一个被怀疑对象。王老师叫我单独谈话，我不敢承认，王老师就叫我父亲。为人正直，老实本分的父亲一生都没有遇过这种事，又急又气一巴掌打在我的头上。爸爸的大手如金钟玉磬，打的我两眼冒金星，耳朵嗡嗡响。父亲一生就揍过我这一次，而且我第一次见父亲为我流了泪。我的心为之震撼，全身为之颤抖，当下就说了实话，拿出了还没敢花掉的钱交给了王老师。我也一下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有了耻辱感、自卑感、负疚感。一连几天不愿上学，搞得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那时尽管还小，但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一直到以后几十年，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感到不好意思。王老师不知对这件事是否还记得，他一直对我很好，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关爱。

到了1966年，我正上小学四年级，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开始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人是一家。什么意思谁也搞不懂。再后来发展到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背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的口才比较好，记忆力较强。被学校推荐为标兵。我能一字不落的背下老三篇，还能从《毛主席语录》第一条背起，连背几百条语录。从小就背书，增强了我的记忆力。这点功夫无什么实际意义。但我却终生受用。参加工作之后，无论学什么东西都能较快地记住，而且经久不忘。我经常外出讲课，一般情况下是不看讲稿的，只要是我亲自准备的讲稿，看一遍也就记住了。单位的一些同志常常问我你的记忆力为什么这么强，我笑答：得益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还险遭大难，当时“破四旧，立四新”（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成了时髦行动。距河东村十几里以外的一伙红卫兵来河东破四旧。见女人就剪辫子，见旧房就扒屋脊。搞的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但没有人敢吭气。真不知那个时代的人怎么竟像疯了一样失去理智，办出许多今天看来荒唐可笑的事情。一天中午放学回家，路过村里的城隍庙大殿背后，我刚过去，一个重达十几斤重的大脊瓦从天而降。红卫兵在房顶上“破四旧”，推下的一个大脊瓦重重地砸在我的脚后跟上。我一下子瘫倒在地，在场人都吓了一跳，急忙围上来查看，好在只擦破了一层皮，无碍大事，人们纷纷议论说我命大。事后母亲讲迷信，请人给我算了一卦。算卦先生是山后人，叫什么锁富。他又是看手又是看面，神乎其神。最后告母亲说，这个孩子不简单，将来要吃公家饭（也就是说将来要离开农村吃上供应粮）。我那时虽说年龄较小，不太懂事，但听人家说我将来有出息，我颇为得意。母亲也牢牢记住了算卦人这句话，多少年以后还常给我提起这位算卦先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小学四年就是这样度过的，自我感觉良好，基础也比较扎实。

1966年9月我小学毕业，刚满十岁就不得不离开本村到下村去读高小。因为高小已经搬到了公社所在地——下村。

河东到下村路并不远，现在两个村已经彻底连在一起，外地人几乎分不清哪个是河东村哪个是下村。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到下村上学那阵子，两个村相距近千米，中间被长河阻隔。十里长河潺潺流水，清澈纯净，长年不断（现在已经断流）。那时大人在河里洗衣服，洗净的衣服就凉在河边的大石头上，省事、干净、熨帖。孩提时代的我们常在河边玩耍戏水，晴日朗月，云白风清，逮蝌蚪、捉小鱼，流连忘返，很是开心。从小在河里学了个“狗圪爬”直至现在游泳也依然是这一种姿势，难看得要命。河东下村隔河相望，往返两个村必须过河，而河上又没桥，连简单的木桥也没有。过河就凭几块大石头间隔放在河中供行人踩过。过河很讲技术，小孩子和腿有残疾的人是过不去的。老人常讲“紧过圪支慢过河”就是讲过河的技巧。过河时身体要向前倾，左右两脚替换速度要既快又稳，不然容易落水。我那时年龄小个子小，过河成了大问题，经常落水，搞得鞋是泥的裤是湿的。遇上下雨天河水涨起来我更没有办法，还得父亲去送我。就为这点小事，上高小之后我经常误课，成绩也开始下降。

说起下村到河东的桥变化也很大，到了1968、1969年那时，村里有在城里搞建筑的人感到过河不方便，就拉了一块几米长的大预制板蹬到河中央，尽管不能走车，连牲口拉的小车也不能走，但走人还是蛮好的。到了七十年代初，村里经济有所发展，老百姓也都想建个桥，村干部咬了咬牙，砍了几棵大树，建起一个简易木桥。也就是用石头垒了几个桥墩，几根大树一放，上面横登一排胳膊粗细的椽材，在上边铺些树枝垫些土，不仅行人可走，牲口车也可以走，非常方便。但这种桥不经风雨，更抵挡不住长河发大水，用不了多长时间桥就破败不堪，只能走人不能走车。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坐小汽车回家（是个法国白茹车）因为底盘太低过不了河，小车只好在下村等我。不仅伤了我的心，也使村干部伤了自尊心。从那时起村里下决心建桥，大概到1979年或1980年第一座水泥桥正式建成，一直用到1993年我通过市政府领导为村里申请了三万元财政拨款，水泥桥进行了第一次大维修。这也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二次为村里申请财政拨款，第一次两万元用于了水利基本建设。从此以后我经常想方设法为村里申请各种款项，少则几万，多则一二十万，不图任何回报。因为我觉得我是河东人，河东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河东人对我不薄，特别是张家这一大家族，无论长辈、平辈、晚辈都对我很好。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参加工作几十年，但凡我能帮他们的，我决不推脱。故乡情是人之常情，感恩戴德是人的一种本能。能为河东做点贡献，也算是对养育我的家乡的一种回报吧！

上高小后还有一件事也令我本人和父母亲大伤脑筋，我从小不知什么原因经常夜里尿床，这个坏毛病一直到初中毕业都没有完全改变，我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那时高小经常上夜学，有时下课很晚根本回不了家，只好在学校住宿。在家时父母亲知道我的毛病，半夜叫我起来解手。在学校住宿无人叫，经常夜里不敢喝稀的，只吃点干的。就这也不行，尿床还是时有发生。这个毛病也影响了我的学习，我不愿意在学校住宿，怕尿床被同学们笑话，为此经常误课。同时还养成了一个不在别人家过夜的毛病。大伯对我那么好，我从不在大伯家过夜，有时到了半夜都要哭着回去，绝对不让人家关门。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到姥姥家，妈妈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到夜里我哭得死去活来，就是不肯在姥姥家睡，闹的一家人一夜没睡成。天一亮，舅舅冒着大雨、发着脾气到河东送我。其实，这都是尿床惹的祸。

高小住了不到两年，那时正是落实毛泽东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精神的年代，下村第一次成立了七年制初中。我高小没有毕业就直接升入了下村初中。又学习二年，成为下村首届初中毕业生，于1970年8月底毕业。（2016年7月，同班同学段福来用微信发来一张初中毕业照，看到46年前的老照片，看到许多久违了的老师和同学，我感慨万千。但非常遗憾的是照片上竟没有我的身影，实在想不起当时是什么原因没有参加合影。2016年9月6日，分别46年的初中同学聚会，我正好在机关主持一个会议，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上午的同学合影又没赶上参加。好在现在技术先进，我提供了一张照片，摄影师居然把我加到了集体合影上，外行还看不出来。）

初中时我的班主任叫刘玉龙，是下村镇万里村人，他是长治师范毕业的，语文水平很高，他的古文功底很深，课讲得很好，我受益匪浅。我爱好语文，怕上数学，数学基础始终没有打好。

上初中时，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期，学校尽管还经常上课，但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冲击，学生参加劳动成为常事。我记得在报佛山种过地，一种就是好几天，自带干粮自带工具，又饿又累，滋味很不好受。还到柳树底给学校担过砖，别的学生一次担二十块，我一次最多担十块。那时还有任务，我经常完不成任务，还得让父亲为我帮忙。不仅我对上学产生厌恶感，连一生没有文化，一心盼望我学习的父亲也开始不支持我上学，多次对我说与其去学校劳动，还不如回家种地挣工分。这多种因素都促使了我初中毕业之后未上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