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

每个人都做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梦是现实的反映，梦想实际上就是一种追求。梦想随着人生的轨迹不断变化，梦想不仅可以实现，甚至可以超越。我儿时的梦想也是美好的。但残酷的现实距梦想的差距太大，简直就是遥不可及。1970年我14岁时初中毕业，正式回村当了农民。当时没想过命运还会有改观，一干就是四年。四年的磨难、艰辛、困苦，已经击碎了我的梦想。我最大的愿望是离开农村，吃上供应粮。我心中的偶像就是国营史村河铁厂的工人。身穿劳动呢工作服，脚蹬反毛皮鞋，戴着黑墨镜，手拿捅火条，站在高炉前，好一个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形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正是我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期。农村经济也是高度的计划经济，农民没有任何的自由，集体包揽了一切。种什么、养什么都由集体说了算。社员的吃粮吃菜、修房盖屋、红白喜事也由生产队安排。一个小生产队长权力很大。当时老百姓编的顺口溜就是对生产队长的一个真实写照：“惹下小队长，一年不顺当，干的脏累活，吃的圪渣粮”。当然，生产队长也很辛苦。从种到收，二百多口人，几十个劳力，几百亩分布在沟沟岭岭的土地，从口粮、种子、饲料、蔬菜到上缴公粮都得计划周到，安排妥帖。每天都得开会研究，一个生产队长俨然就是一个伟大的计划经济学家。真是时势造英雄，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样的人物。

河东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当时晋城县农业战线十面红旗之一，名气很大，县里经常在河东召开现场会。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叫李文仁，是山西省人大代表，山西省党代会代表。我印象他们那一届村集体领导，在河东的历史上威信最高，建树最大，干的时间也最长。从那以后，村干部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如同流星雨一闪而过，谈不上什么建树，留下的是不尽遗憾。

初中毕业时我才十四岁，年龄小个子也小。在生产队评分时，我一天只能挣七分，一个全劳力每天可以挣十分。干活也只能干个辅助活，牵牲口犁地、耙地、打坷垃。到夏天就给牲口割草。那时农村没有什么机械化，耕种、运输全靠牲口。每个生产队都喂养二十几头牲口，有牛有马、有骡子有驴。牲口是生产队的半个家当。现在机械化了，一个村也不见一个牲口。牲口作为农村主要生产工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割草是个苦差事。那时农业学大寨，路边崖上四面光满堂红，连草都没有。割草需走出五六里之外，有时甚至到更远的地方去。相跟人多了割不上，相跟人少了又害怕。我个子小、力气小，割多了也扛不回来。一捆草五六十斤，扛到膀上就不敢再放下，不然再也扛不起来。连草带土蒙在头上。汗水和泪水一起流，背后湿淋淋脏糊糊，人又困又饿，又闷又热，但没有丝毫办法，只能咬紧牙往回走。有时是边走边哭，心想自己怎么就这么命苦，这和牛马又有什么差别，这种日子何时能熬到尽头。好不容易扛回饲养圈，还得忍饥挨饿把草铡碎，因为草的质量不高，尽是树枝，用尽浑身力气也铡不下来。为此还得听饲养员不少埋汰话。艰辛苦楚压在肩上，痛在心里。几十年以后我想起来都觉得那段历史太悲惨。甚至是不堪回首。但是，最艰苦的时期，是最应当珍惜，不应该忘怀的时期。对我来说，是困厄磨炼激励成就了我。我从思想深处铭记那段历史。

刚回农村那阵子，我干活还勤快，劳动之余我常为乡亲们访故事，讲形势。当时的农村初中毕业生很少，像我这样能写会说的人更少。大队（那时的行政村叫生产大队）会计是我个本家叔叔，他是中共党员，村支部委员会委员。人虽说有残疾（腿有毛病），但在村里威信很高，说一不二。他常叫我到大队帮他誊写材料。那时的材料全靠复写纸复写，村里连简单的手工打印机也没有。我的字在同龄人中算是写得较好的，复写材料用的是大队的稿纸，一式四份还得用点劲，不然最后一份看不清楚。我还常为大队的广播站写个稿子。遇有什么节日活动，大队还叫我去帮忙写标语，办墙报。我很勤快，对这些别人看不上眼也干不了的事我却乐此不疲。

回村不到一年时间，大队因为有这个本家叔叔帮忙，小队因为我父亲是生产队副队长，小队会计也是父亲的一个好朋友，叫李福红，他当时在全村四个小队中是最有水平的会计，精明能干。他想选一个记工员，减轻他的负担，一直物色不上合适人选。我的到来，正中他下怀。不久他就把小队队部的钥匙交给我一把，他也有一把。办公桌给我腾了一个抽屉，专门放算盘、记工本。让我非正式的当起了记工员。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县里派工作组到农村宣讲批判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河东村去的是县农业局的一个女干部，叫郭韵芳，上海那一带人，大学毕业，讲的是普通话。那时宣讲团有统编的批判材料，我说话流利，嗓门又大，郭队长（我们都称她为队长）就让我每天晚上给社员念一段批判材料。郭队长对我印象很好，1974年推荐上大学时还帮过我的忙。小队记工员现在说起来多数人都不知道是何差事。其实记工员也不简单，一个生产队近三百口人，全劳力加上半劳力（全劳力指有完全劳动能力的人，指一天可以挣一个工分的人。半劳力指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指每天挣不到一个工分的人）每天有五六十个人上地干活，到农忙时节学生放假每天干活的人可达八九十甚至上百人。这些人每天干什么活，挣多少工分，全由记工员当天记录，月底综合报大队部，年底统一结算兑现。工分就是社员的劳动报酬，工分就是养家糊口的唯一经济来源。那时，老百姓视工分为生命。“分分养命根，没有分养不住根”顺口溜反映的就是工分的真实写照。记工员很辛苦，责任也很大。风雨无阻每天一吃晚饭就赶到队部，为忙活了一天的男女老少分别记工。那个时代人们劳动效率不高，但思想觉悟较高，每个人都自觉的报上自己今天干什么，挣了多少分，几乎没有谎报的。

我当了几年记工员，总结了不少经验。自己设计了一些表格，和《数学用表》差不多，记工不用算盘，表上一对照就知道你今天挣多少工分，丝毫不差。就凭这一点村里人就对我刮目相看。我当记工员干脆利索准确高效，村民都很喜欢我，尤其是队里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闺女们更喜欢我，有事没事总想接近我，我感到心里美滋滋的。当然也有对我不服气的，有一次队里一个人，也是我的一个老邻居，因为一点小事，竟当众把我记工用的笔给摔了，还指着鼻子说了我许多难听话。这件事对我刺激太大，伤了我的自尊心，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一道永远不可愈合的伤疤。他可能早已忘了，但我却记忆犹新，多少年想忘也忘不了。参加工作以后，大概是在1990年左右，他还因为个人事情到晋城找我帮忙，我曾当面问过他是否还记得这件事，问得他脸红脖子粗下不了台。不是我心胸狭窄，实在是对我打击太大。不过忙我照帮不误，话我一吐为快。为此妻子还埋怨我不应该这样做。我也感到做得有点过了，希望他能够谅解。

在当记工员的几年里，我从人们身上的气味几乎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们今天干什么农活。比如说犁地、耙地一股土腥味；比如说赶车，出圈一股牲口味；比如说小姑娘担粪，十天半月身上都是一股粪味。那时农村卫生条件差，一年半载也不洗个澡，换洗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勤。在我们河东那一带，没有出嫁以前的姑娘，几乎每天扁担不离肩膀，一个小队大大小小几十个茅坑就是靠他们去清理。由此派生出沤粪、舀粪、出粪、担粪、拉粪、泼粪、搂粪等一系列农活。那时农民对粪不仅不厌恶，不仅不感觉那么臭气熏天，而且对粪还格外青睐，打心眼里认为粪和黄土没有什么区别，用手抓粪是常有的事。粪是粮食之宝，农民视粪为宝。粪不仅可以滋养庄稼，而且还能卖钱。家家户户的茅坑、猪圈就是用来攒粪卖钱的。俗语“不要吃家饭屙野屎”指的就是不要把粪便拉到别人的茅坑去。我小的时候还和大人相跟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捡过羊粪，一手抓羊粪，一手抓干粮吃。也不说什么卫生不卫生，感觉还很好。回来卖给生产队，作为肥料使用。闺女们天天干着和粪打交道的农活，身上散发出的那种青春气息，混合着粪的气味，每天晚上围着我记工，我闻着不仅感到不臭，反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受，几天闻不到这种味道，心里空落落的，好像缺少了什么。

记工员在小队里不是什么领导职务，生产队领导由队长、副队长、会计、技术员等人组成。队长每年由大队补贴30工，副队长补贴20工，会计不挣补贴分，每月有几天做账的时间，实误实记，算是一种照顾。记工员更没有补贴，每月利用下雨（下雪）总结一天工分，然后用报表形式签名盖章上报大队部，用于大队年度和社员结算的凭据。尽管每月只有这么一天，那也是弥足珍贵，在别人眼中羡慕得不得了。因为那时的农村，地里不打粮食却有干不完的活，当个农民就注定了要起早贪黑，晌午不歇。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没有休息时间，那时的口号就叫“一天三送饭，晚上加班干”有时连大年初一都不让休息，还美其名曰“吃罢饺子接着干”。谁能摊上好差事休息一天那也是天大的福气。懒汉编的顺口溜“下雨不要晴，黑了不要明，大小给点病，不敢要了命。”反映的就是那时人们对休息的一种渴望。给现在人说起这些来，人们简直不敢相信我说的是真话，只有过来人、同辈人才会心生共鸣，感同身受。才能体会到那个时代的滋味。

我在农村劳动了四年，干活最多的是赶牲口，就是用马车（牛车）往地里送粪。我个小没力气，一车粪几百斤，运到地里一个人卸不翻，只好先用铁锹在地里挖个小坑，让一个车轮陷在坑里，使车有了倾斜才能把几百斤重的粪筐推下去。有时好不容易把粪筐推下去了，牲口又不听话，不等把粪筐放上，牲口走了。真是能把人气死。那份罪受的现在想起来都要掉泪。农闲时间还到附近的煤矿上往村里拉煤拉炭。一开始我的驾驭技术不行，一人只能赶一辆马车，还经常翻车。到后来我的技术大大提高，一人可以赶两辆车。赶车有个最大特点是起早，也就是每天四、五点就得起床，有时起的更早，估计就是夜里两三点钟。村里黑灯瞎火，寂静无声。一个人往牛屋走都感到害怕，一边走一边甩鞭子。我印象起早赶到十里以外的煤矿拉炭，天亮以前把炭拉回村办耐火厂。那时的冬天寒风呼啸、天寒地冻。比现在的冬天要冷好多。人坐在马车上冻得浑身发抖，观望着天上稀疏的星星，苍凉悲冷的残月，心也冷到了极点。一路迷迷糊糊、半睡半醒，到站以后下不了车，双腿麻木，浑身哆嗦。不是亲身经历，很难想象那份艰辛。

1972年，河东在河滩推土造田，开始试种水稻，效果很好。稻米质量好产量高。以后每年扩大种植面积。从那时开始，我就不再赶车了，专门负责水稻的种植、管理。管水稻最大的问题是水源不足，长河那时虽说还是常年流水（现在变成一条季节河流）但水量太小。四个生产队都种植水稻，争水现象非常突出。管水稻的人实际上成了管水的人，天天得看着水流进自己的稻田，不然，稍不注意，有人就乘机把水给堵了。有时为了争水，不仅发生争吵，还发生打架。我记忆最深的一次，第三生产队一个管水的，年龄比我父亲还大，虽然不是党员，但觉悟比现在有些共产党员的觉悟还高。有一次，为了和我争水，他竞穿着衣服全身躺到河里，用身体来保护水源。现在想起来那时的人责任心真强，现在有几个人能为了集体做到这一点。

种水稻在农村当时是最好的活计，劳动强度相对较小。每个生产队一个人，也比较自由。早上不必起得太早，出工收工个人说了算，但也得干个差不多，不然影响不好。稻田里干活与水打交道，春天插秧，特别是育秧期间，乍暖还寒，水温很低，赤脚下地浑身透凉，出满身鸡皮疙瘩，滋味并不好受。天气转暖，水温升高，水生物又大量繁殖，水蛇、蚂蟥（学名水蛭，我们当地人叫水扁）到处都是。只要下地一趟腿上总要趴几个蚂蟥，咬的不痛但挺可怕。小时候听大人说蚂蟥趴身上千万不敢硬拽，不然它会顺着血管钻进你的心脏。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无非是吸点血罢了，习惯了也不把它当回事。

种了二年多水稻，对水稻的育秧、插秧、管理都有所掌握，特别是对水稻田的灌水、放水技术有很大提高。不仅省水，而且保肥。虽说出勤没有别人多，经常睡懒觉，经常误工。但水稻长势喜人，产量不比别的队少，生产队里其他人对此也无可非议。倒是我父亲因为他是生产队副队长，大小是个领导，怕别人说闲话，也怕我养成懒惰毛病，经常督促我早出晚归，教育我不要怕出力气，不要怕吃苦。他常说人的力气是现生的，永远用不完，吃苦也是福，吃惯苦的人从不言苦。他一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没有文化当了近二十年的生产队副队长。队长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他却一如既往。谁当队长都愿意和他合作。大伙看重的就是他的这种憨厚，这种早出晚归不怕吃苦的精神。我父亲在村里堪称是吃苦的典型，憨厚的楷模。他不是党员，但他对生产队的工作极端负责。最典型的是1980年农村改革之初，人心混乱，土地撂耕，各项工作无人过问。父亲作为生产队负责人，眼看着没人上地干活，眼看着土地荒芜，眼看着几十年的生产队将要解体。他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常常自言自语，念念叨叨。一次在地里干活时，他失声大喊，随后就晕倒休克。多亏村里有人把他背了回来。好在无大恙，医生说是焦火太盛。我在长治听到消息，坐火车赶汽车回家看望。对他是又同情可怜又好气好笑。我说这是大势所趋，你着什么急。他唉声叹气语重心长对我说，农民靠种地，不种地明年吃什么。可见一个一辈子热爱土地的农民，对土地的依恋是何等的坚定执着。父亲的这种品行除血统的遗传因素之外，他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对我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上大学乃至参加工作以后，经常用他的这种品行激励自己，度过了不少艰难困苦。

七十年代农村生活辛苦单调、枯燥乏味。看不上电视（那时根本就没有电视），看不上报纸，看戏看电影机会也不多。晚上跑十几里路看一场电影是常有的事。且那时的戏剧电影一个模式，电影是三大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戏剧就是几个样板戏。《沙家浜》也叫《芦荡火种》，《红灯记》也叫《三代人》，《红色娘子军》也叫《吴琼花》，《智取威虎山》也叫《林海雪原》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白天黑夜内容不变戏名变。人们连台词都能背下来，台上唱台下也在唱，看多了实在乏味。闲暇时间，其实也没有多少闲暇时间，不是睡觉就是扎堆聊天，无聊之极。遇上个下雪下雨天，村里的年轻人没有玩处，除在家睡觉以外，生产队的牛屋就成了他们的集聚地。牛屋二十多头牛马骡驴，粪尿味、旱烟味混合在一起，污浊不堪。尽管又脏又臭，但下雨天免了污泥浊水在自己家里祸踏，牛屋是集体的地方，爱怎么祸踏就怎么祸踏，谁也没人管。下雪天又免了冷冻之苦。因为牲畜粪便在产生臭气的同时，也产生大量的热气。牛屋里臭气熏天，但暖意融融，人们打扑克、下象棋，家长里短，谈天说地，时不时还有点黄色段子，个人绯闻。很多轶闻趣事从这里产生、传播。一时的热闹使人们暂时忘掉了劳累，忘掉了贫穷。我想这也是身处那个年代，那种环境的一种无奈之举吧。我不爱光顾这个地方，从小爱看书，只要有书，我可以手不释卷，可以废寝忘食。在农村那几年凡是能借到的书我基本都看了。鲁迅的部分杂文，赵树理的《三里湾》、《灵泉洞》，还有《敌后武工队》、《青春之歌》、《战火中的青春》、《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晋阳秋》、《欧阳海之歌》、《隋唐演义》、《封神演义》等等。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我至今不忘。我常随小说主人公的命运而悲伤、流泪，而兴奋不已。这些文学作品给了我精神食粮，使我知道了很多东西，明白了很多事理。因此，在别人看来我成熟的较早。应该说是书籍帮了我的忙，是书籍改变了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