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学中的实验室实验：方法论讨论

一、导言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直都不愿承认经济学是一门可实验的学科。比如Lipsey(1979)曾明确表示，经济学不可能像物理学那样从事实验研究。而在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上，布劳格(1980)的经典著作甚至都没有提及实验方法。胡佛(2002)和道(2005)虽然提到了实验方法，但持否定态度。即便是在史密斯等人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之后，一些经济学家仍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此保持审慎的怀疑(Binmore, 1999; Starmer, 1999)。当然，虽然现在实验方法已经被很多经济学研究者所接受，但这也仅是最近十来年的事情。

经济学家很想靠近自然科学家，进行精确的研究，但经济学家又对自然科学家所采用的实验研究方法本能地排斥。这看起来颇为矛盾，这种本能排斥是出于经济学家自身的人格分裂，还是出于经济学这门学科内在的某种脆弱性或者紧张？从经济学说史上看，经济学家一直努力让经济学变得像一门科学，准确地说，像自然科学那样。但这种期望一直受人怀疑，以至于罗森伯格(2007)不得不做了一个其实很苍白的辩护，认为经济学最好被视为数学的分支，处于纯粹的和应用的公理系统相交的某个地方。罗森伯格的辩护无非是试图为“黑板经济学”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但经济学毕竟和数学有着本质的差别，这是因为经济学所要分析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人的行为，而这两者又始终处于互动关系中。这就使我们很难通过黑板来简单推演。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经济学还是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还谈不上解决一般均衡理论所试图解决的普适性难题。试图通过某个抽象的公理系统来推演现实世界和人的做法，不能说一无是处，但至少目前还看不到让人信服的成果。

经济学家脱离不了现实，也就只能直面现实。这就要求经济学家不得不像自然科学家(而不是数学家)那样，寻求理解世界和人的更好的方法。通过自然数据来推测是一种好的做法，但并不是所有的自然数据都那么容易得到，并且自然数据的采集和加工也存在一系列的难题，对自然数据的分析同样非常玄妙，特别是对具体制度和人的细节的发现和处理。很早的时候，一些人就开始试图通过引入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来弥补自然数据发现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不足。比如20世纪30年代，Thurstone(1931)发表的针对个体无差异曲线的实验研究是迄今最早的正式发表的实验研究论文(Roth, 1995; Novarese and Rizzello, 1999; Moscati, 2007; Ortmann, 2013)。早期的论文虽然没有对后来的经济学产生影响，但为后来的实验经济学家打开了一扇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家史密斯、心理学家Kahneman和Tversky发表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使实验经济学真正走入经济学家的视野，并逐渐成为如今众多经济学家极力推崇的研究方法。实验经济学在当代经济学的发展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期间也争议不断。本书基于实验室实验方法来研究社会合作，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方法论的质疑。因此，本章以下部分将展开讨论实验方法的作用、原理、质疑以及回应，作为本书的方法论的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