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视角和方法

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显著和重要的现象之一。近代中国大学制度作为中国向西方学习及西学东渐的产物，其建立的过程也伴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并不能脱离社会历史环境而孤立存在，大学制度移植到中国社会后，必定要经过一个调整与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必然伴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在大学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有显著的体现，具体到本书的考察对象清华大学而言，主要体现在知识体系、教育理念、学术取向等方面。在知识体系方面，不仅大学内中西知识体系并存，而且相互引进和渗透，人文社会学科尤其如此。如历史学系中国史与西方史教学并重；哲学系虽然偏重于西方的逻辑学，但也开设了中国哲学史课程；中国文学系将外国语文系的西洋文学概要列入必修课程等等。在教育理念方面，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与西方引入的教育理念获得了融合，如校长梅贻琦认为，虽然中国大学教育制度移植自西方，但是大学教育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经验，中西方是相通的，他通过融合中西方的教育理念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在学术取向方面，清华大学一些中国传统学科在引入西方学术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如冯友兰的“新理学”就是将新实在主义引入中国哲学史而形成的新理论，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是将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引入了中国史研究而形成的新观点。所以，本书以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作为研究视角非常必要。

本书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属于历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自1902年第一部学制——“壬寅学制”颁布，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中国全面建立学校教育制度，引进西方知识体系，教育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教育史无疑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史又是教育学的基础学科，是建构教育理论的基础，对教育学的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所以，鉴于教育史学科的双重属性，本书采用历史学与教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采用历史学与教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是教育史研究的客观需要。一方面，历史学研究可以借鉴教育学的理论，来对相关史料进行解读，对历史进行综合，能够更好地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另一方面，教育学最初源自于西方，其理论体系完全是建立在西方教育制度基础之上。但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环境而孤立存在，教育学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不断进行补充和更新，才不至于沦为空洞的条文。所以，教育学研究也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把教育置于社会大环境下，厘清教育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才能最终得到清晰的认识。

实际上，因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教育史研究往往不太注重采用历史学和教育学相结合的方法，教育学者和历史学者总是分别从各自熟悉的角度切入。如有研究者指出，教育学者研究教育史时，“比较擅长探讨教育内部问题，教育理论色彩也相对浓厚，可是容易昧于历史大背景或失于史料考据，显得些许‘小家子气’和不够踏实”；历史学者研究教育史时，“一般善于从宏观视野把握问题，史料工夫亦到家，给人以高屋建瓴之感，但有时对教育术语的运用不够准确，对教育内部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入，尤其对教育历史的现实意义不够敏感”。⁽³⁸⁾这反映了教育史研究方法的问题所在，也是本书力求注意之处。

史学家陈寅恪对于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历史研究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认为社会科学理论“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但“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³⁹⁾如果用这一观点来观照教育史研究中历史学与教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会受到类似的启发，即教育学理论虽然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参照，但并不能完全用教育学理论来组织和裁剪史料，而必须尊重史实，努力用史料说话。本书一方面把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排比，致力于论从史出，避免先悬一假设，然后选择史料加以注解；另一方面借鉴教育学的理论，注重对史料教育学层面的考察，期望通过两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来避免从单个角度研究所产生的弊端。

本书所采用的另一种方法为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历史学研究常用的方法之一，通过对不同条件下的研究对象之间发展状况、影响因素等进行对比研究，使事物的特征得以突显，从而论证更为直接、鲜明。比较研究法也是教育学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通过对研究对象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对比研究，或者通过对在某一时间条件下研究对象之间发展状况、影响因素等的对比研究，来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发展规律、发展趋势。本书主要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方法，或与同时期的大学相比较，或对自身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来探寻异同，以揭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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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37页。

(2) 《奏定大学堂章程》，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41—384页。

(3) 《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97—698页。

(4) 《大学规程》，载《教育杂志》第21卷第9号，1929年。

(5) 陈岱孙：《关于经济学学习问题的一次谈话》，原载《清华经济管理研究》创刊号，1985年4月，见《陈岱孙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94页。

(6) 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的几个问题》，原载《独立评论》第14号，1932年8月28日，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7) 《一九三七年以来之中国教育》，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抗战时期教育》，《革命文献》第58辑，台北，1972年，第63页。

(8) 朱家骅：《大学教育问题》，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抗战前教育概况与检讨》，《革命文献》第55辑，台北，1983年，第95、96页。

(9) 任之恭著，范岱年、范健年译：《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第188页。

(10) 孟宪承：《高等教育的新试验》，周谷平、赵卫平编：《孟宪承教育论著选》，北平：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11) 雷海宗：《专家与通人》，《新南星》第6卷第5期，1940年。

(12) 咏霓：《中国大学生的成绩与缺点》，《独立评论》第37号，1933年。

(13) 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原载《大公报》（重庆）1940年12月1日，见《钱宾四先生全集·文化与教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196—197、201—202页。

(14) 梅贻琦：《大学一解》，见《藤影荷声——清华校刊文选（1911—1949）》，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15) 罗家伦：《中国大学教育之危机》，《文化教育与青年》，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32页。

(16) 杨竞红：《会通中西，传承创新——三、四十年代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和实践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第8页。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

(17) 刘军：《中国近代大学预科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38、42页。

(18) 《管学大臣张百熙奏陈京师大学堂章程折》（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

(19) 薛福成：《治术学术在专精说》，《庸盦海外文编四卷》，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醉六堂石印本，第3卷。

(20) 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21) 李长之：《谈通才教育》，《教育短波》复1第2期，1947年。

(22) 杨东平：《通才教育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62、154、168、169页。

(23) 《教育方针》，《清华周刊》第265期，1922年12月30日，第9、10页。

(24) 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71页。

(25) 参见（美）罗伯特·M·赫钦斯著，汪利兵译：《美国高等教育》，杭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陈锡恩著，檀仁梅、廖汉译：《美国大学课程的改造》，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杨颉：《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研究——日本通识教育的历史与模式》，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黄俊杰：《大学通识教育探索——中国台湾经验》，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26) 参见黎学平：《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发展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朱燕飞：《麻省理工学院通识教育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王海燕：《芝加哥大学通识教育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李蕾：《普林斯顿大学通识教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李曼丽、林小英：《后工业时代的通识教育实践——以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为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27) 参见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张寿松：《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8) 陈向明等：《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探索：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为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

(29) 张雪蓉：《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1915—1927）——国立东南大学为个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30) 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黄延复：《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吴洪成：《生斯长斯　吾爱吾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

(31) 智效民：《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书屋》2001年第9期。

(32) 孙宏云：《中国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33) 朱潇潇：《专科化时代的通才之辨——1920—1940年代史学转型中的张荫麟》，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此论文后更名《专科化时代的通才——1920—1940年代的张荫麟》，201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34) 肖玮萍：《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厦门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35)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6) （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

(37) 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38) 宋恩荣、李剑萍：《民国教育史及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读后》，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9)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