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五四知识分子

1924年初，改组中国国民党并推行国共合作的政策，应是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发展。孙中山革命事业这种巨大发展的促成，与其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转变攸关，自不待言。其中，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日益高涨的知识青年爱国运动，及革命思潮的澎湃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影响，至为明显和重大。

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以及该运动之对孙中山的具体影响，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并取得很好的成果。本论文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专就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之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和积极从事救国运动的知识青年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的过程，做些整理和梳解的工作，希望有助于对孙中山革命事业历史的认识。

一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乃孕育于前几年发轫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则经“五四运动”而得“波涛汹涌，弥漫全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和指导者，主要是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所结集起来的知识分子为主；“五四运动”的发端，乃始于以北京大学等专上学校为首的青年学生，这都是共识的历史事实。到了五四前后，无论是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抑或是推动救国运动的青年学生，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和势力中，隐然勃兴成一股新的革新力量，为以后的国民革命奠下了基础。

过往，关于孙中山及当时的国民党之与推动五四新文化和救国运动的新兴革新力量的关系，颇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以罗家伦和黄季陆等人所代表的看法，颇强调了这个运动及其推动力量之与孙中山的关系，不少史家也颇承其说。其中黄季陆的看法最能概括这种观点。他认为：

五四运动的成因，实导源于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发展与继续。这是一个争议不息的问题，不得不加以剖析。要对这一个问题有充分的了解，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北京大学和他本人的历史，他与中国革命及其与中山先生个人间的关系的明白，是十分重要的。

蔡元培考虑接受当时北京政府的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时，在上海曾遭受部分旧日同志的反对，相对于此，孙中山对蔡元培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却予以赞成。黄季陆以这件事，遂谓“证明中山先生真有眼光和风度。使蔡元培把革命的精神传播到北京去。若再加以蔡先生新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与孙中山函件的交往，更知孙中山所仰赖于蔡先生的地方，是早有安排和打算的”。黄氏进一步说：

蔡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工作，是革命党隐伏在北方文化教育方面的一着棋。民国八年（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如果说北京大学是当时思想策动的中心，那末其中心人物无疑也就是蔡元培先生。五四运动的真实意义是国民革命的发展和继续，是固蔽的思想、文化的突破，亦即是另一种形式的首都革命。把当日旧势力集中的北京沉闷的局势翻造过来，影响及全国，使国民革命获得蓬勃便利的发展。当然，隐伏在北方的革命棋子不止蔡先生一人，其他的人和其他的因素很多，蔡先生不过是一显著的代表者……据我所知蔡先生在北大期间所聘请的教授中尚有陈独秀、石瑛、王雪艇、张颐、贺子才、马叙伦、朱家骅、李石曾、吴稚晖诸先生，都是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同盟会会员。他们各自到校的时间虽无暇考证。但他们当中有的是新文化运动、文学运动及影响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前在北京主持对军阀斗争的领导人物。

归结上述所说，黄季陆之强调孙中山之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其根据是由于蔡元培等人与同盟会的关系。这种根据不仅迂曲笼统，且词多臆测，缺具体资料的证明。

辛亥革命时期，蔡元培是孙中山的重要革命同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中，蔡元培也担当了“护法”的角色，这都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层关系并不能证明孙中山领导和影响了五四运动，其理也甚明。何况，由现今资料所见，蔡元培之到北京大学，并非出于孙中山和当时的国民党作为革命策略的着意安排。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校长后与孙中山的来往书信，所道及的都是无关乎现实政治的其他事情。五四时代的蔡元培毋宁说是有意摆脱现实的政治，而专志于文化思想和教育工作上去，甚至可以说，其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国民党人是与孙中山的关系最为疏离的一段时期。1917年3月15日，蔡氏履任北大校长不久，给汪精卫一函中就明白表示说：

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之任之者，亦在此。……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示不涉政界之决心。

印证这段时期蔡元培的思想和行动，他所说“不涉政界之决心”的思想态度是真实的。蔡元培的这种要摆脱现实政治活动，而从文化教育入手去改造当时中国的愿望是五四运动前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共通的思想和态度。

上引黄季陆列举蔡元培出掌北大所聘用的教授中属同盟会会员者，如陈独秀等并非同盟会会员，石瑛、贺子才等确是同盟会会员，然而在五四运动中无甚表现，不太活跃。除此而外，时任教于北大而属同盟会籍尚大有人在，如黄季刚、黄晦闻等，他们在五四运动并不活跃，甚至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

当然，如果作历史性分析，五四运动的发生，曾受过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或谓蔡元培等原辛亥革命党人在北大推动新思潮运动，客观上为以后政治形势的发展起了作用，都是无可置疑的。这样的历史性分析跟具体地说五四运动来自孙中山的领导和影响，层次不同。

相对于黄季陆和罗家伦等人的观点，关于孙中山之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另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长期以来，与国共两方面的政治人物有过密切的来往，而且谙于近代政治掌故的曹聚仁认为：

其实领导五四运动的文化人，并没有一个是属于国民党的，而且，孙中山本人就主张保持旧文体，不十分赞成白话文的，他也在提倡什么旧道德，和新青年派的反封建观点是相反的。站在新文化的激进线上，研究梁启超派所创办的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其在文化上所尽的人力，远在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之上。至于共产党的成立，那是后来的事。那时的陈独秀乃是属于新青年社，并不曾参加社会主义团体。五四运动乃是一群知识青年觉悟了以后的集团行动，几乎和任何团体没有直接关系的。

曹氏这一段话，虽不都妥帖，不过有两点看法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他认为孙中山与当时的国民党，与五四文化和爱国运动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五四运动是一群觉悟后的知识青年的集团行动，与当时现存的政治团体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个看法颇合乎历史事实的。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橘朴的“作为中国民族运动的五四运动的思想背景”一文也认为：在民国后特别是1917年，青年学生已成为改革的中心力量。当时作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指导和赞助者，最具影响力的，首先是北京大学一派，其次是孙中山一派。文中橘朴进一步说，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一派因受袁世凯为中心的军阀势力的压制，到1916年在中国思想界无多大的改进，反而同年末的文学革命却勃兴起来，直到1923年，北京大学一派却成为青年学生最大的指导势力，云云。

曹聚仁和橘朴的看法，虽未在资料上作出详细的佐证，但确实能道出五四前后思想界的变化。其时，青年学生已成为一股新的革新力量，而新青年和北大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势力也有别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政治势力。

20年代初期，在中国政治运动中曾起过举足轻重作用的苏联驻中国代表马林，也有与曹聚仁和橘朴接近的看法。他在1923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国民党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中，道：

当爱国精神表现的时候，当国民革命发达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辛亥革命的国民党。例如：民国八年（1919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1915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很可以举许多例来指出国民党在学生会、商会和别种团体对列强屈辱中国做示威运动的时候，没有能在其中指导和促进。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的名字也没有提起。国民党所以不能得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不是没有理由的。

马林的看法应是基于一种观察，相当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总的来说，1917年起学生的爱国运动渐趋活跃而且形成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以北大和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寖然成为青年运动的指导力量。相对于此，孙中山和当时仍算是中国政治主导势力的国民党，在五四期间特别是1919年以前，对这股新兴的革新力量不仅不能作有效的指导，甚至呈现了疏离的现象。

二

由现有资料所见，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在五四运动前，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治势力关系不大。反而，一种要求摆脱和超越包括当时的国民党在内的既存政治势力的言论，五四运动前在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文章中，屡有所见。譬如，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同时是《新青年》杂志创办人的陈独秀，在所撰《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即揭示要“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他认为“政党政治，将随1915年为过去之长物，业不适用于今日中国也”。另在“答汪叔潜（政党政治）”一公开信中，陈氏强调要区别政党政治和国民政治，表明《新青年》所从事的是求国民觉悟的国民政治。甚至在1919年12月1日“本志宣言”中，陈氏仍强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运动，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胡适日后屡屡提及，说当时《新青年》杂志同仁有“20年不谈政治之理想”的一番话，是为人所熟悉的。如果我们不怀疑胡适这番话的真实性，又将这句话理解为不具体谈现实政治和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话，这句话确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五四前期的态度。

随着新文化运动影响力的扩大，以北大和《新青年》所结集起来的一群知识分子隐然成为进步青年最有力的指导力量，也因此在他们间逐渐形成了相当浓厚的自成势力集团意识。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充分体现了这群指导势力的影响力，不过经此运动也促成了这个指导势力的明显分化。即使在公开分化的五四后期，他们自成势力的集团意识仍旧存在。1922年初，距全力协助孙中山推动国民党的改组为时不远，且因《问题与主义》而公开论争的时候，李大钊曾给胡适一封信，内中说道：

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如国民党系看见这些系的垂涎，便不免起点醋意，真正讨厌。

这种以北大为中心，自别于各党派甚至包括了国民党在内的派别思想，不难在这封信中充分反映出来。

国民党与五四运动关系不大，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倡导者沈尹默曾有过一段论述：

当时国民党方面只有孙中山先生重视这一运动，能利用它革新自己的思想，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关系后来的革命是很大的。其外的党人们，则不见受到多大的影响，甚至有些元老们如戴季陶等还有点漠视这个运动，因而嫉视到北大，并且非难到蔡孑民先生，这是要争革命首功的心理所造成的思想，那便不足道了。

所论虽指的是五四运动后的事，这也反映了国民党与五四运动之间的疏离情况。五四运动后国民党中除了孙中山外，廖仲恺、朱执信和邵力子等人也注重五四运动且深受影响。不过，其中确以孙中山最具关键性。

细加考核，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一定都是同盟会会员或国民党党员，不过值得注意的，他们在清末民初期间，大都是曾与身革命运动或站在革命的立场的。其中蔡元培不用说，至于陈独秀、鲁迅、潘赞化、陈大齐、沈尹默和钱玄同等，都是辛亥革命时期江浙地区的资深党人。比以上诸人为年轻的一辈如刘叔雅、李大钊、易白沙、高语罕、高一涵、刘半农、李辛白等也是辛亥革命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另外如陶履恭、朱希祖、杨昌济、沈兼士、周作人甚至胡适之在清末民初，立场是倾向革命派这一边的。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原属辛亥革命运动中人。

这个原属辛亥革命运动革命党人的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力量，五四前后之所以自别和疏离在当时仍代表革命实力派和主流派的国民党，革命派系的分歧、文化修养和教育背景的不同，地域性的人际关系的影响，都是部分的理由。然而经二次革命的挫败，国民党或中华革命党仍一如过往，专注于上层的政治活动和诉之于军事行动，在革命思想和方法未见有改弦更张的情况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却代表了思想界的新趋势，他们在如何挽救和改造中国在思想和方法上都有进一步的认识，这应是他们与国民党势力疏离的最重要的理由。当然民国成立后，国民党的腐败也足令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感到失望而加以离弃。这种事实，其时的国民党重要干部于右任就曾慨然分析过，说：

中国政治界之黑暗，亦可谓极矣。爱国之政治家必须相互结合以自厚其势力，庶可以与此黑暗势力相搏斗，国民党即从事于此等搏斗之一种结合也。国民党之搏斗，十余年未有奏效，考察其故，以为有二：一，国民党本身之须刷新也。国民党自以同盟会完成辛亥革命之功，旧时同志既不免偶染官僚恶习，而民国初立，入党之分子更不免有复杂冒滥；中间经二次革命之顿挫，党员穷困，亦多失其所宗。故其与党也，遂不免貌合神离，为后诟病……二，有力同志之未尽加入国民党也。民国自被袁氏蹂躏，一般学人颇致疑于政治活动之未足以救国，及后稍有觉悟，又多泛滥于高远无着落之各派社会主义。近两三年，始渐闻有认定应为政治活动之社会党（即陈独秀君所组织），然此等社会党对于国民党们不免若即若离。

于右任这段描述民国初年的政局和国民党当时的处境，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运动倡导势力与当时国民党甚至孙中山疏离的情状的理解。

这种要摆脱既存的政治势力，连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治势力在内也予以疏远的心理，自二次革命失败后，不仅见诸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即使在一般的爱国知识青年中间，也很普遍。

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张国焘，对其时青年人这种心理状况有过一段回忆性的描述。他写道：

当时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可是他们目击现实政治的混乱和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混乱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虽然青年们觉得反日爱国行为为不可放弃的天职，可是没有组织，发动不起来，甚至有些人惧怕会因此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中去。部分青年从事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多谈现实政治的倾向。

张国焘的回忆录，虽然常见有主观的见解和虚饰自己的内容，不过这段刻画五四运动前知识青年对政局和既存政党冷淡的情形，却相当真实。这种具体材料难于遍举，其中“少年中国学会”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资说明。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所“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而且社团成员，大都是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代表性很强。被认为在五四运动中，“出力最多”。该会发起人之一的王光祈在1918年6月30日发表的“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况”中说：

本会同人何为而发起斯会乎？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之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固欲集合全国青年，为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

甚至少年中国学会的会章的第十四条也规定“凡会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评议部提出警告书，送交该会员，劝其从速悔改”。这条规定的其中一项会受警告的行为是“与政党有接近嫌疑，因而妨害本学会名誉者”。即使到了1919年初，少年中国学会依旧执著摒弃既存政党及疏远当今政治人物的态度。在“1919年1月23日上海会员在吴淞同济学校开会纪略”中，再次申明该会“会员觉得现在国中一切党派系过去人物，全不足有为，故意从青年下手，造成健全团体”。这里所说的“一切党系”自然包括了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同样，作为少年中国学会重要成员的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时期他接触了孙中山，也说到“我们那时立志不依靠任何人，完全自主，也不沾染任何一个党派，因此和孙中山只有私人接触，没有要他一个钱”。即使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学生日渐与孙中山接近，可是仍有不少学生坚持要疏离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党的情绪。

以上的例证，在在反映了五四时期，尤其是五四事件以前，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力量和爱国青年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活动疏远的状况，并且都有要自造革新势力的倾向。

三

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促成了新文化运动指导力量和知识青年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由疏离而走向合流的转折点。这种新形势的造成，与孙中山个人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正如论者所指出，孙中山虽然没有“积极领导五四运动”可是五四运动一经发生，孙中山还是表示同情，不断予以声援和支持。诚然，对民国以来的一些学生运动，孙中山不时予以声援。如同早在1915年，学生为反对“二十一条”条约，孙中山就曾应学生的请求，发电声援。1918年5月，北京学生发起一二千学生向国务院请愿的事。这是民国以来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请愿运动，孙中山发电支持。这些支持都比较着眼于当时对北洋军阀的对抗作用上。不过，论学生爱国运动所显示的力量之为孙中山的正视和给他明显的影响，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事件发生，孙中山即电当时的执政段祺瑞和广东政府，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5月8日南京华侨学生代表大会决议电请各方争回青岛，维持国权，请予赞助。孙中山即批示“代答奖励：云此间有一分之力，当尽一分之力也”。9月8日在批示北洋大学湛伊勋的来函，要“代答嘉奖之，学生思想当然如此，深望结合同学同志为最后之奋斗，以达最后之破坏目的”。五四事件后，北京等地的学生联合会的代表集合在上海筹备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孙中山赞成学生联合起来，扩大学生运动。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孙中山曾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并应学生的邀请到联合会演讲。五四运动期间，作为一个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和革命领袖，孙中山这种对学生爱国运动的支持态度，无疑给爱国学生带来鼓舞和激励。不过由现今孙中山留下的文字看，1919年间，孙中山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太多公开的积极支持。直到1920年初，才见有积极和较全面的评价。

所以五四运动期间，学生领袖或出于自己的主动或应孙中山的邀请，纷纷拜会了孙中山及其干部，双方借此交换了对国事的意见。当时的学生领袖如许德珩、张国焘、何世桢、程天放、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何葆仁等都一次或多次与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要人会晤过。其中除了个别学生领袖因面晤了孙中山而立刻加入中华革命党外，其他大都是拜会和对国事前途交换意见的性质。孙中山与新兴的知识分子革新力量的合流，还有着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五四期间，孙中山与爱国学生的直接来往和思想的交流，无疑促进了相互的了解且加深了相互的影响。在当时那些曾面晤过孙中山的青年学生的日后回忆中，不乏记述了他们在如何解决当前中国的方法和思想上，与孙中山时有不同的看法而引致争论，终于互相了解进而互相影响的记叙。

同样，由现今所见资料，孙中山及其重要干部之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的接触和联系，也多在五四运动之后。

当陈独秀被北洋政府逮捕和传出胡适的被捕，孙中山就表示了关心。戴季陶在致胡适的信中，对陈独秀的被捕，表示了“非常伤感”。廖仲恺在陈独秀出狱后，去函致意。沈定一、戴季陶和廖仲恺为他们在上海创办的《星期评论》和《建设》向北大同人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和胡适恳切约稿。孙中山一再通过戴季陶、廖仲恺等人寄上他的《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给胡适，请胡适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作介绍和批评。孙中山对胡适的著述，也鼓励有加。另外，如所周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指导者之一的李大钊是促成国民党改组和此后国共合作的关键性人物，他之与孙中山的初次会晤，也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自此，李大钊与孙中山则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同样，五四事件后，蒋梦麟到北京代理蔡元培执行校务不久，即收到孙中山给他的信，要他“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以上诸项资料，都说明了孙中山及其同志已加强与新文化指导势力的联系，是在五四事件之后，同时反映了其间孙中山对这股新兴革新力量寄望之厚和争取之殷。

四

孙中山及其亲近的党人之与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新兴革新力量有意识地加强联系，是在五四事件之后。不过这并不表示自此而后孙中山和国民党即与这股新兴力量结合起来。两者的合流进而使中国革命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尚经三四年的发展过程。毋庸讳言，孙中山之对五四运动有充分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即是随着五四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的扩大和意义的显豁，孙中山则由最初之只侧重学生力量而逐渐受进步思潮的影响，促进了其革命思想的发展。孙中山这种革命思想的发展，也是结合新兴力量的基础。由种种迹象显示，1922年到1923年间，孙中山在全国特别是知识青年间已重新确立了其作为革命领袖的地位，而知识青年结集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运动中去者渐众。当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五四运动以后组成的中国共产党起了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共合作而造成的国民革命运动是其结果。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所以能重新赢得新兴力量的拥护，上面所说他在五四运动期间给予的声援和支持是很有关系的。另一方面与五四运动后，知识青年日益要求趋向从事实际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动向，也有密切的关系。孙中山的丰富革命经验和领导能力最能结集政洽力量。

五四运动前夕，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逼拶和新思潮的冲击，无论是专注于倡导文化思想运动的指导势力，还是纯粹从事爱国运动的青年学生，要从事实际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倾向日渐增强，五四事件后这种倾向更形强烈。这种倾向，一方面促成了新文化运动指导势力和知识青年团体的分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与一直坚持不懈，努力于实际革命运动的孙中山的合流。这种因要求从事实际政治运动而令致新文化运动和爱国青年团体的分化，可以以《新青年》同人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反映出来。

关于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同人的所以分裂，胡适屡屡言之，其中他说：

在民国六年（1917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20年不谈政治，20年离开政治，而从事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我们不得不去谈他。民国六年（1917年）第二个学期，陈先生来到北大，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他。

诚如胡适所说，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创办了《每周评论》，确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由纯粹的文化思想运动进而走向实际政治改革的新动向。在五四前夕，陈独秀就已经一再在文章中强调不能不谈政治。五四后，陈独秀要谈政治的态度愈益坚决。这种要谈实际政治和仍然维持回避现实政治而只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分别，促成了《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当然也不能否认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政治观点的差异。陈独秀和李大钊所代表的是要积极走向现实政治的运动；而胡适所走的要坚持纯粹文化思想活动甚至是走向“整理国故”的路向。前者在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时，日益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接近；而相反，被迫谈政治的胡适在其所创办的《努力》周刊上，则对孙中山及国民党多有攻击。这种分野具体而微地透过李大钊给胡适的一封信反映出来。上文所及1922年初李大钊给胡适的一封信的态度，仍以《新青年》为一独自的力量而区别于国民党，但是同年8月李大钊致胡适一信中，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信是这样的：

适之吾兄：

学潮如何结束？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战。伯兰稍迟亦当来京，为政治的奋斗。《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弟明日与仲甫赴杭一游，一二日即回沪去洛返京矣。余容面谈。请将此情形告知梦麟、一涵诸同人。

弟李大钊

李大钊在信内明揭，要原北大和《新青年》的同志，一同赞助孙中山组成“联合战线”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向，对于曾并肩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胡适仍尽力争取。这种态度，不仅见于李大钊、陈独秀和其他一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另外如高语罕等，对胡适等埋首国故，背离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势力，很不赞同。

至于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何以会与孙中山及其政党由疏离而走向结合，可由李大钊在1923年5月10日发表的《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一文见其端倪。李大钊说：

因此势必要作为改造的中心的东西。到底什么是需要的呢？以我个人的见解，就是首先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除了要更大更有力量之外，一点其他道理都没有。现在的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是很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上我们对它不适当之处的改良，继而使该党成为更加有力的团体。

由此可知，不仅见到新文化和爱国运动新兴势力与国民党合流的理由和趋向，也由之反映了促成这种汇流，孙中山个人所起作用的重要。

这个新兴革新势力的分化和重组，不仅见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即在一般从事爱国运动的学生团体也有同等的现象。五四时代另一活跃分子黄日葵在五四运动后翌年，对这种青年学生的分化作出了分析。他认为：

五四运动之前年，除《新青年》杂志为教授所主持者不计外，学生方面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到如今这种运动已经普遍化了。《国民杂志》这一群，始初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相结合。在杂志上可以看出他们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特别注意的。他们在民国七年（1918年）为军事协议问题发起中国第一次的政治示威运动，八年（1919年）发起五四运动，并为这个运动的中坚。五四运动以后，这一群的倾向越发分明了，他们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仰慕者了。

新潮社一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国民杂志社一派，隐然以陈独秀先生为首领。前者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的运动……陈独秀先生一派，现在在做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

这种分析不会是个人的观点，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就是黄日葵的说法的印证。

当然，实际政治和社会运动的要求是一种动向，而这股五四新兴革命力量之能与孙中山为首的既存政治势力相结合，必然有着可结合的思想基础。正如李大钊所说“加上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这种造成了结合的思想基础可由五四运动之如何对孙中山的具体影响中见到。

关于五四运动之对孙中山的影响，学者一般是予以首肯的。已去世的研究孙中山的香港著名学者王德昭先生、内地学者李时岳和赵矢元先生都作了专题性的全面研究和缜密的分析。他们表达的方法虽不完全相同、详略也异，但是结论都是相当接近的。归纳两者所说，他们认为五四运动之于孙中山的影响，主要有五个方面。一、对群众运动和力量的重视；二、重视革命理论的宣传；三、促使了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特别是扬弃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幻想；四、对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重视；五、认识政客、官僚、军阀为中国祸乱之首。

孙中山革命思想最后阶段这五个方面的新发展。固然有来自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实际革命经验的吸取的因素，但是来自五四爱国运动和当时的思潮的影响也是显切著明的。其实，以上所说五四运动后孙中山思想的发展的五个方面的内容，同样是五四时期革命知识分子的新的主导思想的内容。直待孙中山充分认识和形成了这五个方面的思想内容，并以此作为结集成国民革命的力量之前，青年学生和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或多或少都是根据这五个思想原则去批评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不足，也是他们五四前后疏离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治运动的思想因素。

五

本文以上的叙述和分析，旨在具体地勾勒出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与新兴知识革新力量的关系。孙中山与这个新兴革新力量的关系，由疏离而走向结合，关键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及他的部分国民党同志与新兴知识革新力量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下，从而促成了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造成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其实，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与知识分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五四时期固然是，清末的辛亥革命时期也如是。将这两段时期孙中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结合起来考究，以及做些比较，对理解孙中山的革命历史甚至近代中国革命史，是很有意义的。限于篇幅和主题，这里只略作三点分析。

首先，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已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但他所依赖的力量主要是会党、华侨；接近他的革命同志主要是些广东籍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开明的基督教人士。进入20世纪，内地各省个别知识分子开始与孙中山联系。不过，孙中山认真重视内地的知识分子，并且促使他的革命思想和方略起根本变化的，应该是来自1903年的拒俄运动。拒俄运动的发生，表明了一个新兴的知识分子革新力量的勃兴。拒俄运动前后，孙中山与新兴革新力量不断加强接触和相互间的影响，促成了两年后兴中会改组成同盟会。同盟会的成立，固然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阶段，也是清末革命运动的新纪元。这种情形，与15年后的五四时期极相似。

其次，在拒俄运动和五四运动发生前，青年思想界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适好也是孙中山革命事业陷于低潮的时期。两个运动的发生，都给孙中山革命思想起了巨大的冲击，因此也促使了他的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再次，同盟会的成立，与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两个时期，孙中山的与时俱进的精神、恢宏的胸襟、丰富的革命经验、不屈不挠的革命感召力，在结集和团结新兴革命力量上，他个人的作用很大，这在近代中国政治家中，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原载《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第三期，198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