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人

——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分析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在前期，倡导的中心是《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如何及为何能结集起来？倡导者的背景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又怎样？过往来予以充分的研究的研究和论述。其实这个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一大关键，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起和理解其历史性质。下面则试图就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研究，从另一种角度去挖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滥觞，既以《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的创刊为标志，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该志的作者群。

从作者队伍的演进，很能体现《新青年》杂志的发展脉络。总的来说，《新青年》由创刊到终刊可分为三个大时期。1915年9月的第一卷到1918年6月的第四卷是第一个时期；第五卷到第七卷即从1918年7月到1920年5月是第二个时期；1920年9月到1926年7月是第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作者核心的形成期；第二个时期是壮大期，前二期仍属新文化运动前期的范畴；第三时期，杂志渐成为倡导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专门志。本文侧重的是第一、二两期的分析。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作者除了用笔名和不大见经传者外，主要作者有陈独秀、高一涵、汪叔潜，陈嘏、易白沙、刘叔雅、潘赞化、高语罕、谢无量等人。这些作者除易白沙和谢无量外，都是安徽籍人士，甚至易、谢二人亦长期居皖活动。可见该杂志的初办是以主编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为主力的同仁杂志。

首卷完刊后，杂志因战事而中辍了半年。1916年9月复刊，更名《新青年》。第二卷止于翌年二月，刚好主编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久。

第二卷的作者除原首卷作者外，新加入的有李大钊、吴稚晖、胡适、刘半农、马君武、苏曼殊、杨昌济、陶履恭、吴虞、光升、程演生等。其他三几人名字不彰显的从罢。以上诸人，除光升和程演生外，皆非皖籍，可见到了第一、二卷，《新青年》已突破了以皖籍知识分子为主力的局面，作者群迅速扩大，甚至说日后所谓新文化运动倡导主力泰斗已结集起来。虽则如此，到第二卷结束，杂志仍有浓厚的“圈子杂志性质”。这些作者在杂志创办前，与主编陈独秀或作者间大都熟稔，交情不浅。只有刘半农是基于仰慕而主动结识陈独秀的。

第三、四卷新加入作者有章士钊、钱玄同、蔡元培、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鲁迅、林损等。一望而知，除鲁迅外，尽是北京大学教授。另外，俞平伯、傅斯年、罗家伦、恽代英、毛泽东、常乃惪、俞颂华、林玉堂、凌霜等也是三、四两卷新作者。他们大都是以北京大学为主的专上学院的青年学生，是“五四”青年一代，而且都是“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三、四两卷作者大都是北京大学教员，很清楚这与陈独秀被聘任北大文科学长有绝大关系。换句话说，《新青年》因北大进步教授的加盟，声威大盛。而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因一刊一校的结合而形成。另外，新一代青年的加入，表示了该志创办要在唤醒青年的初旨初步达成。新文化运动也开始迈进了如火如荼的阶段。

至于1918年7月到1919年12月第五、六两卷，是新文化指导势力形成后的壮大期。新加入作者行列的是朱希祖、陈衡哲、李剑农、李次九、任鸿隽、王光祈、周建人、陈启修、高君宇、孙伏园、张崧年、张慰慈、杜国庠等。他们虽则是“五四”时期全国各地较活跃知识分子，然而都不算是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根据以上资料，从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形成作考虑，最值得注意的仍然是第一卷到第四卷结集起来的作者。这也正是新文化运动缘起最应考察的一群。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中心，《新青年》杂志以外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之能集结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使北京大学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蔡元培的出任北大校长，无疑是人事上的一大关键。

简单地说，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是在戊戌维新的气运下，在改良派和开明官僚主张设学堂采西学的教育革新要求下出现的。自创办以来，在保守势力不断阻挠下发展起来，所以极其缓慢。到民国成立才进入了较有发展的时期。这与北京大学的主持者由原来官僚阶层转移到一批开明的学者身上不无关系。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后担任校长的严复和胡仁源对北大制度上都作了兴革。

除了主持者的转换和制度的兴革外，民初北大文风转变更堪注意。在当时北大就读的杨亮功日后回忆说：“最初北京大学文科国学者以桐城派文学家最占势力，到了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马通伯（其昶）、姚仲实（永朴）、叔节（永概）兄弟这一班人皆已离开，代之而兴的为余杭派。”事实确如此，清末以来主宰北大文风是桐城派，除了上述马其昶、姚氏兄弟，其实严复、林琴南、吴汝纶都是桐城巨子。直到1913年何燏时和胡仁源先后代理校长，夏元瑮为理科学长才扭转独尊桐城的学风。何、胡、夏都是欧美日本留学生，不满意桐城学风，特聘请了黄侃、马裕藻、朱宗莱、沈兼士、沈尹默、钱玄同、朱希祖一班章太炎门下弟子到北大，北大学风迅即转变。当事人的沈尹默甚至把这种人事学风的替换，看作是一种“新旧之争”。甚至有迹象显示，蔡元培被荐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批北大“新人”与马叙伦、沈步洲、汤尔和等人策划的结果。沈尹默所说“新旧”不是泛指人物的新旧，而是指其新派学者和旧派学者的区别，甚至反映到政治倾向上的分野。上述民国初年进入北京大学尤其是文科教员，几乎都是清末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往我们太对立看待“五四”时代新旧两派，从政治立场上言，对于北洋政府，这新旧两派态度毋宁是一致的，这也是北京大学所以成为“五四”运动发源地所张本。

无可置疑，北京大学之有根本的改革，自是蔡元培的出任北大校长。至于蔡元培在北大用人方针，当时人或后来的研究者，都强调全在他能“兼容并包，崇尚自由主义”。但是这种说法略显笼统，也欠具体分析。

蔡元培之最初整顿北大，首在招揽人才，而重心则放在文科。1919年前，根据资料，文科教员在校情况大概可知。其中除了部分尚待考证外，清末已任教北大的有张相文、辜鸿铭、陈汉章、沈步洲诸人。民初进入北大的是黄侃、朱希祖、贺之才、陶孟和、陈大齐、马叙伦、许季上、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沈尹默、徐仁锖、朱宗莱、周思恭等人，除二、三人外，尽是章太炎弟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才进北大的是陈独秀、周作人、胡适、梁漱溟、刘半农、章士钊、吴梅、叶瀚、杨昌济、刘师培、程演生、朱家骅、李石曾、王星拱、刘叔雅、刘三、钟观光、林损、黄节、何炳松诸人。再加上法科有高一涵、李大钊。这批经蔡元培和陈独秀延请进北大的有二点很可注意的。

首先，这一批人中，《新青年》杂志主要作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内中包括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杨昌济、程演生、王星拱、刘叔雅、林损、高一涵、李大钊等。蔡元培和陈独秀将《新青年》倡导新文化力量导入北大，结合北大原有的改革力量，才促使北大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这应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倡导新文化力量结集的一大关键。

其次，不仅《新青年》的作者，1917年入北大的如章士钊、叶瀚、黄节、李石曾、钟观光、刘三、刘师培、吴梅甚至梁漱溟，与蔡、陈早有交谊，甚至是清末民初在思想和政治立场上的同路人，这方面的渊源是不能忽略的。

经此具体分析，主要显示了蔡元培之用陈独秀，以及蔡、陈的援引胡适等人，不单在学术思想上的“兼容并包”的考虑。援引思想先进，改革文化教育，整顿社会风气自是蔡、陈初期用人的重要倾向。1917年蔡氏甫履校长职半月之久的1月18日，会致函吴稚晖申明他治理北大的方针。他说：

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第一在学课之凌杂，第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这是极能反映蔡元培治理北大的思想的文字。蔡元培治理北大的用人，在纯学术的考虑“兼容并包”以充实北大学术研究和教育水平外，尤其在初期，以“模范人物，整饬学风”似乎考虑更多。而所谓“模范人物”验证其时人物，应包含了学问思想以及用心社会专志革新的含意。顺带一说，蔡元培甫主持北大，则亟亟邀请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这些与他搞“工读”，提倡“进德会”，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同路人进北大，改革校政。其中邀吴稚晖作学生监督，汪精卫任国文教授皆不就，只李石曾入了北大。相信也是蔡氏基于“以模范人物，整饬学风”的用心。当然也不能否认，1917年入北大的人物，都是学有专长，有丰富文化活动和教育经验的新型学者，除梁漱溟、刘半农和吴梅个别人外，都是日本欧美留学生。

三

以上二章分别探讨了《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倡导势力结集的过程，进一步考察该倡导势力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力量？

首先可指出的，这辈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与清末民初革命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更明白地说，这股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力量原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因篇幅关系，各人与辛亥革命活动，无法一一交待，简单地说，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苏曼殊、高语罕、潘赞化、钱玄同、易白沙、刘叔雅、沈兼士、谢无量、马君武、杨昌济、李石曾、吴稚晖等，虽然程度不同，大都是二十世纪初头则寓身革命运动，甚至不少人更是二十世纪初国内革命运动勃兴之初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年纪较上述人物稍轻，在辛亥革命后期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的有李大钊、刘半农、高一涵等。另胡适、陶孟和、周作人、吴梅、吴虞诸人未有直接参与革命活动，但立场基本是倾向革命或同情革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大体来说，与辛亥革命者实属同一世代。过往总以为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属两个不同的世代，其实不然这是很大的误解。他们与同时期同在北大任教的马叙伦、黄侃、朱宗莱、叶瀚、刘三、黄节一辈人并无二致，都原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在“五四”时代，这辈原同属辛亥革命力量的同志，并且他们之间有着密切师友关系，交谊匪浅，竟分成两个不同的阵营，一倡导新文化，一要维护传统国粹，其分歧不属党派分野，思想分化是其中的关键。当武昌首义，建立民国，即标志着作为晚清革命党人的共识，或者说维系党人的共同主导思想“排满革命”的达成，此后，思想分化成了必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清末民初革命党人中，代表着较有强烈“文化意识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是中国真正第一代的“近代主义者”。

不仅在人物系谱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有着一脉相承的条理，在思想文化上两者也有直接继绩发展的渊源。因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内容的反传统思想，白话文运动，新思想的介绍，在清末皆可见其源头，而尤可措意的，这种种文化革新思想和活动实在是晚清革命思想和活动的组成部分。更有意义的，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吴虞、钱玄同、高语罕、苏曼殊等都是晚清文化革新运动的先驱者。十年之后，再经他们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运动。

经此疏解，可见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有着一层应该再予以解释的内在联系。

我们为什么说，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是中国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以下试作点简单的分析。首先从年龄上去考察。这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中，以蔡元培（1868）、吴虞（1862）、杨昌济（1871）、吴稚晖（1865）几人较长，与戊戌维新一辈知识分子约略同期。其他陈独秀（1879）、马君武（1881）、鲁迅（1881）、沈尹默（1882）、苏曼殊（1884）、高一涵（1885）、周作人（1885）、钱玄同（1886）、易白沙（1886）、陈大齐（1887）、刘叔雅（1891）、李大钊（1889）、刘半农（1891）、胡适（1891）等都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这代人的教育背景应是中国历史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此前的阶段，当然有这样的人物如严复等，但限于个别人物，不如这是一代人的现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无疑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表表者，他们虽年龄有差，家庭背景有异，相对来说，他们大都有“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少受严格和良好的教育，粗略地说，他们在二十岁前，大都受过典型和严格的传统教育，蔡元培、陈独秀等等更拥有传统科举功名。他们邃于国学，有所专精。另一方面，他们也适逢其会，处于1900年前后，晚清沿袭下来六百年的科举和传统教育的日渐废弃，新式学堂和近代教育日益勃兴的时期。他们也是率先进读新式学堂的一代，在接受传统学问的同时，也比较系统地学习外语和西学。近代中国留学潮也开始于1900年以后，他们也是其中的先行者，有亲履目睹异国的机会，不少受过完整的近代大学或更高学位的教育。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机会，他们是历史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集于一身的一代知识分子。这是他们能倡导一个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以启蒙为目的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有利条件。他们对中西文化比较更易产生敏感感觉和形成冲突。

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一文中指出“经由庚子之后大批留日学生的涌现、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层在开始向近代行进和转化，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上，而且也开始在情感上和心态上”。并认为这是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这是很有识见的论述。这里想补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正正是这一代人，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李泽厚继而指出“这批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仍然是自屈原开始的中国传统的承继。在中国这一代近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倒正是士大夫传统光芒的最后耀照”。这种理智的近代式，心态意识属传统的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特性，与这代人教育背景和心路历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林毓生认为“五四”知识分子的“整体性或全盘式的反传统思想”乃“来自传统的，认为思想为根本的整体观思想模式”似乎同样可以在中国历史上罕见教育历程下成长的第一代控主义的特殊经验得到解释。笔者曾论述过陈独秀思想和心态的特征，指出陈氏“好自我的内省且具有浓厚的道德意识”，而且“这种重自省和具有强烈的道德感的心态，”惯以道德性去衡量问题，是早年传统教育下的影响。这种思想特征和价值取向，其实普遍见诸“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这一群知识分子基本是强烈的道德主义者，不管回顾他们个人的行止，或翻开《新青年》杂志，从文字到生活行为都清楚可见。这种关注伦理道德，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情绪与历史上优秀的士大夫并无不同，只是内容有了改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其实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重整运动。这种种取向皆反映了第一代知识主义者的传统与近代、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价值观念纠缠于一身的特性。

具强烈道德感，倾重道德取向，只是作为中国第一代控知识分子的其中一种特征。特殊历史经验和教育背景，赋予他们多方面的特性，这要进一步分析，从中也可折射出更丰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原载《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