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复兴通路的行动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各国之间的经济依赖日益加深，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包括东南亚的东盟（ASEAN）、欧洲的欧盟（EU）、北美的自由贸易协定（NAFTA）、拉丁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南亚的南盟（SAARC）等在内的各种区域经济组织和数量更多的次区域组织。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如欧亚经济联盟（EEU）也有望成型。

在亚洲，中国自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以来，一直实行着改革开放政策；印度在1991年实行了经济改革，特别是“东向政策（LEP）”；孟加拉国也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类似的开放；缅甸在80年代为未来的区域经济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引发了区域融合的浪潮。尽管上述四国都已经成为一个或多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国，但是这四个国家本身也形成了一个次区域组织，简称为孟中印缅。自此，孟中印缅产生了一个创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新观念。

中国主动积极地参与到东盟中，这使得其彼此相邻的两个省区云南和广西受益匪浅。云南有长达4061公里的国境线，与东南亚和南亚的越南、老挝和缅甸相毗邻。中国和东盟签订的自贸区也要求在这些相关的不发达地区建设高水平的基础设施。自贸区也促进了中国对云南和广西加大投资力度并将这些省区与东盟相连接，使它们成为物流和贸易中心。在广西的首府南宁和友谊关之间已经建立了一条连接中国与河内的长达179.2公里的高速公路。从云南到东盟和南亚各个城市的航线已达上百条。通往越南的铁路、公路和水路网络已经建成，同时昆曼高速公路和昆明—新加坡高铁正在建设中。

由于缅甸已经成为东盟成员国，同时可以通过铁路和公路从印度到达缅甸，中国也非常希望能够共同开发这些通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云南省社科院的学者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孟中印缅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欧贝罗伊认为孟中印缅的构想是来自车志敏教授（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经济与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在1998年11月访问印度期间，车教授在题为《形成“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国次区域合作区的命题”》的论文中提出了这一构想。但是，车教授认为这一构想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学者。例如，1994年，谭中（音译，Tan Chung）教授在《中国西南研究》1994年6月第64期第3卷发表了题为《从跨喜马拉雅山的角度看中国西南地区整合到南亚和东南亚的前景》的文章。在同一时期，其他来自中国香港和内地的学者例如黄枝连、徐康明、王益谦、陈继东、雷启淮等也对于同一主题发表了他们的文章。

由于中国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中国西南地区的学者开始热烈地寻找从中国西南地区通往南亚和东南亚的各种通路。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中国政府将云南定位为连接南亚的“桥头堡”，随着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启动，云南的学者在省政府的支持下，也在这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在他们的磋商会议中，谈到了重建原有的从阿萨姆的利多到缅甸的勐育的史迪威公路的想法。史迪威公路将缅甸公路与云南省的省会昆明连接起来。总长达1726公里的史迪威公路只有61公里的路段位于印度，而有688公里的路段位于缅甸，976公里的路段位于中国。那些将从重建史迪威公路中获益的地区包括中国西南（主要是四川和云南）、印度东北地区（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梅加拉亚邦、米佐拉姆邦、那加兰邦和特里普拉邦）以及缅甸（仰光、曼德勒和密支那）。

同时，作为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东盟、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南亚自贸区、亚太贸易协定、湄公河-恒河合作计划等一系列与印度、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等相关的计划已逐渐形成。因此，孟中印缅区域的经济与文化相联系的范围就更为广大了，而且人们也感到将孟中印缅区域整合到这些经济组织当中的必要性。由于受到云南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云南的学术界频繁造访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云南的很多机构也接待了来自这些国家的学者。在这些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的学者与这些国家的许多顶级的智库和学术机构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并成功地提出了孟中印缅区域论坛的概念。目前，云南省每年都会举办中国—南亚博览会及中国—南亚商业论坛等。